内容提要：在美国学界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中，对外安全战略一直是关注的焦点，而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等相关的国家利益的研究一直受到冷落。具有传统的外来移民问题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人才吸引战略也未被纳入国家利益研究的视域之下。从美国移民政策和人才吸引战略的历史看，在不同的时期，决策者对于移民政策服务主旨的认识判断不同，导致移民政策服务的国家利益内涵不同。在移民政策体系之内，家庭团聚、难民和包括人才吸引在内的就业类移民条款并行不悖，彼此处于一种既竞争又相互补充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共同体之中，它们各自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不同层面，但是在人才吸引方面又殊途同归。当然，在美国国内，与人才吸引思想相对立还有保护美国本土劳工各项就业权益和人才培养的主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吸引外来人才具有抑制性作用。总之，以上诸种因素的制约使美国人才吸引战略处于对美国人才资源开发的从属性补充地位。这是我们认识美国人才吸引战略的基本前提。

　　关 键 词：美国国家利益 移民政策 人才吸引战略 制约因素

　　作者简介：梁茂信，男，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美国史研究。

　　多年来，中美学界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研究的重点在于其国家生存与安全战略方面，甚至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如此。然而，对于美国社会发展中的国家利益研究却相形见绌，不成体系。至于能够反映美国历史传统的外来移民和政策领域，虽然各方辩论中能不时地听到与国家利益相关的言论，但相关研究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关于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形成过程、表现形式和制约因素等问题未见深度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国家利益与美国人才吸引战略发展中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一方面有利于学界加深对美国人才吸引战略研究的准确定位与深入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微观上展示各种利益冲突性因素的作用及其对人才吸引战略发展的影响，进而丰富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性研究。

　　一、国家利益研究中被忽略的层面

　　自从19世纪80年代欧洲学者关于“利益”概念的研究传入美国之后，因当时美国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党派斗争、劳资矛盾、民族冲突以及美国人排斥外来移民等，不一而足。所以，“利益”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应地，美国学界的研究发展之快、成果之丰硕，以至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阿尔宾·斯莫尔(Albion Small)惊讶地发现：“没有哪一个术语比‘利益’概念的使用更加频繁。”公开发表成果中关于个体与群体利益的概念、含义及其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精深的程度。例如，1908年美国学者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ey)在其《政府程序》一书中提出了“无一集团无利益”的精彩论断。他认为，无论是个体或群体，其活动都是利益驱动的结果。人们之间无不因共同的利益观念而聚为一体，从而形成利益集团。“每个群体的行动就是其价值判断或利益的表达。”[1](P362，367)到20世纪30年代，把利益问题提高到国家层面上进行研究的第一人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他在1934年出版的《国家利益的观念》中，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探讨了从王朝到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国家利益的表达与实践。在这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著作中，他认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体现美国地方与全国发展的经济利益。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满足美国经济发展的载体，它是美国不同地区利益集团及代表在国会和白宫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2]

　　遗憾的是，比尔德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却因二战的爆发而被打断。随着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学界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发生转向。学界研究的重点不再是满足于美国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利益，而是如何应对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死威胁。虽然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是以强调经济与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和以强调道德范式、输出美国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但是，关注美国外部环境安全与国家的生存却成为美国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在苏东剧变后，虽然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外部威胁不复存在，可是美国学界围绕国家利益的研究仍未脱离外交领域。略有不同的是，研究内容中增加了些许国内因素。例如，亨廷顿在其《国家利益的侵蚀》一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年代见证了围绕美国国家利益激烈的、广泛而混乱的辩论。”其原因是，国际上贫富国家之间的冲突、回归民族传统的政治运动、部族间无政府主义冲突、民族融合与分离的冲突等，都对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了巨大挑战。在美国国内，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也加剧了美国国家利益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1965年移民法颁布之后，随着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有色种族移民涌入，美国人口、种族和文化等都发生颠覆性变化，原有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单一核心的民族文化被日益成为主流的民族多元化趋势所替代。这些有色种族的移民不像二战前的欧洲移民那样积极融入美国社会，而是各自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他们“拒绝承认美国存在着共同的文化……提倡种族、民族和其他的次国家文化认同(sub-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与群体特征的重要性”。由于美国“没有一种明确的国家认同意识，美国人已经变得不能界定他们的国家利益。结果，次国家的商业利益、超国家和非国家的民族利益已经开始支配外交政策”。亨廷顿所指的次国家、超国家和非国家的民族利益，是指美国的有色种族群体在金融资本、专业技术和商品生产等各方面支持母国的社会发展。同时，他们还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调动美国的政治力量为其母国服务。这种少数民族利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化趋势”构成了美国最大的威胁。[3](P28-29，33-34，40)因为它造成了美国国内缺乏共同的国家认同，无法形成共同的国家意识形态，美国人为之奋斗的自由、平等、民主观念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以这种基础为目标的国家利益也就失去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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