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面对日寇在东北任意肆虐甚至扶植傀儡的暴行，胡适认为政府亟须调整对日方针，“现在满洲伪国的招牌已撑起来了，日本军阀和浪人已在那伪国的影子底下实行统治满洲了”，“此时若再不确立对日外交的方针，若再不肯积极谋外交上的挽救方法，将来只有于我更不利的情势”。无独有偶，就连向来以政治立场温和著称的《大公报》,这时也公开发表“社评”指出：“（日本）充其野心,直欲灭我全国,奴我全民,中国当局者,纵欲屈辱妥协,苟安旦夕,已决非日阀所许”，基于此观点，“社评”呼吁“四万万中国国民”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国共内战,“鞭策政府.

关键词：国难;日本;南开;蒋廷黻;教本;政治;研究;学者;知识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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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

　　1931年9月18日，沈阳一声枪响，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艰苦斗争。远在北平的知识界则以笔为武器，唤起民众“以决死的精神”来团结苦斗。在北平各界著名人士的聚会上，傅斯年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号召知识分子们反躬自问，探索救国之良方。

　　4天后，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就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回应了傅氏的呼吁。22日晚，蒋在清华礼堂，主讲《日本此次出兵之经过及背景》，在梳理日本侵华之来龙去脉后，指出若想解决东北问题，治标之法在于“（1）唤起国际同情，无大效果；（2）宣战必败；（3）排货运动，惟一办法”。至于治本之法，蒋氏认定“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中国人遇小事则萎靡不振，遇公事则贪婪腐败，此种习性非大行改革不可”。

　　蒋氏此番演讲果然激起众多学子对东北问题之关注。不过要想唤起广大国人对时局的重视，则需要报纸媒体的不断宣传。9月26日，著名报人邹韬奋就在《生活》周刊上著文向全国民众呼吁“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如政府甘心亡国，我们不能坐视偕亡，当起而自救”。一个月后，左舜生也刊发《注意日本的所谓条件》一文，径直指出：“日本一次的出兵占领辽吉，完全是对中国抱着一个算总账的态度，日本既下了一百二十分的决心，在他们是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势。”既然国民政府不争气，那么作为中国人，则必须力持与日寇死磕到底的态度，“假如我们也不抱定一百二十分的决心，也不抱定一个与日本算一回总账的坚决态度，则不仅辽吉两省有名存实亡之忧，就想要在最近的中日交涉上稍稍有一点补救，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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