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常见数据的拆散、重组与分析，证明陈云的观点是正确的——1949-1950年两年中的人民币贬值，主要是人民币发行过多所造成。这两年的通货财政，虽然是陈云财经政策的一部分，但其中所包含的反通货膨胀，亦暨对于通货财政的自我纠正，同样也是陈云财经政策的一部分。通货财政以及其中包含的反通货膨胀，被陈云自己描绘成激烈的阶级斗争，被他人描绘成新政府的丰功伟绩。

　　关 键 词：陈云 人民币贬值 上海商人

　　作者简介：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郑彬彬，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物价上涨与人民币贬值，是一个相当经典的论题。1986年，薛暮桥有以下论述：1949年4月发生的第一次物价大波动，波及平津、华北和西北，原因是“连续进行了平津战役和淮海两大战役，并且积极准备渡江战役，财政开支大大增加”，“到4月底，人民币的发行数量比1月底增加近4倍。另一方面，当时河北省受灾，粮食减收，天津纺织工业还未恢复，纱布供应紧张，投机商人乘机哄抬物价”。第二次物价大波动，发生在上海解放之后不久的7月，原因是“人民币的发行比过去增加得更快”；“7月份华东、华北前后暴雨成灾，消息传来，上海粮价暴涨”；“80%的黑市放款被用于粮布投机，成为物价暴涨的一个重要风源”。第三次物价大波动，薛暮桥认为原因是“到10月底，人民币累计发行增至1.1万亿元，比7月底(2800亿元)增加近3倍，11月底又增至1.89万亿元，比月底增加6倍多”；“华北主要产粮区又受灾缺粮”。第四次物价上涨，薛暮桥认为虽然还有货币增发的因素，但“物价则在政府控制下比较平稳地上升”，“但是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半个月时间内出现第四次物价波动”。①

　　第一次物价上涨发生在1949年4月的华北，与上海无关。据上文，第三次物价上涨似乎与上海无关，但在论述人民政府平抑物价的措施时，薛暮桥一直在强调人民政府如何在上海市场上抛售平价棉纱、棉布与大米，即意含上海物价上涨带动全国物价上涨。陈云称：“自十月十五日以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②细究其因，据称是上海、天津进口化工原料上涨，继之纱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全国物价上涨。③这样一来，除了第一次物价上涨与上海无关外，其他三次上涨都与上海有关。准确地说，这三次全国性物价上涨都与上海投机商人的行为有关，都是上海物价带动上涨之结果。

　　在一般情况下，物价上涨的原因主要有四。其一，生产成本增加；其二，灾荒、物流不畅导致供给不足；其三，奸商恶意囤积；其四，货币发行过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汇率变化或国外物价上涨导引起的物价上涨等。新中国建国之初，后一点并不构成物价上涨之理由。

　　细细思考，1949-1950年的农业生产条件与此前后的几年并没有大的不同，生产成本也无明显增加。是否可能因物流不畅导致市场隔绝，供给不足，虽并未见有人给予详实的研究，却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在1949-1950年，上海商人如何通过几种商品操纵全国物价？至今无人给予详细的解释或回答。至于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上涨，虽然以前很少有人提及，最近一些年来，随着薛暮桥、陈云等中共财经工作领导人的谈话、回忆录、传记及各种中央文件的出版，已真相大白。本文需要评估，在历次物价上涨中，这四种因素究竟哪一种因素更为重要？

　　在定性分析的层面上，虽然近几年来的各种新出版文献已经明白无误地揭示出1949-1950年货币发行对于物价上涨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一些新出的研究著作却仍然对此讳莫如深。他们仍然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归结为投机商人的不法行为。就是在上引薛暮桥的文章中，薛在强调人民币发行过多的同时，也强调“投机商人”的影响。

　　本文在重点考察上海商人行为的同时，还将考察物流对全国物价的影响，并着重考察货币发行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在可靠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将建立货币供应与货币贬值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对影响人民币贬值的其他诸因素进行尽可能精确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二、物价指数的波动

　　一般说来，在关于1949年物价上涨的类似论述中，都会夹杂阶段性的百分比或倍率的描述。如有人根据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至1949年年底的统计数据，对人民币贬值进行如下描述：

　　经过多次涨风，1949年全年物价升幅很大，(据)石家庄、张家口、北京、郑州、济南、天津、太原、汉口、南昌、青岛、南京、杭州、上海13个城市批发物价的综合指数统计，计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上升达73.84倍。最高如石家庄，上涨达85.4倍，较低的郑州也上升65.83倍。天津以3月为基期，到年底物价上升了35.18倍。上海从解放后的6月份到12月份，半年中物价上涨了8.98倍。④

　　在以1948年12月为基期的数据中，北京、天津、太原、汉口、南昌、青岛、南京和上海数字有缺，这是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推进的速度不一，各大城市解放的时间不一。尽管如此，对各种数据进行基期的统一处理后，仍然可以得出表1中十三城市的综合物价指数。

　　为了对全国各个地区的不同物价变化进行更好的描述，本文排除基期不同的太原、青岛与杭州，将基期相同的济南、石家庄、郑州和张家口四城市合并，又将基期相同的南京、南昌与汉口三个城市合为一体，再将北京、天津与上海三个城市单列。这样，就可以将全国性的数据分解为华北城市、长江流域城市、三大直辖市与全国十三个城市这样六组数据。此外，由于济南等四城市的基期完整，且其物价指数变化与十三城市物价指数变化基本一致，所以，我们以济南四城市物价指数为标准，调整其他各城市及城市群之物价指数之基数，如将1949年2月北京的基数定为205，将1949年3月天津的基数定为217，各城市的物价上涨速度详见表1。

　　根据表1而有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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