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9年11月，国共内战已近尾声。第三次下野的蒋介石前往四川视事，由此确立国民政府迁台、反攻大本营设于西昌的方针，随即调派重兵、运输大批军用物资进入西昌，以期建成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军事基地。然而，由于中共军队迅速展开势如破竹的最后攻势，该计划很快被彻底粉碎。本文以台北“国史馆”所藏的大量“蒋介石档案”为主，探寻蒋从入川到迁台、寄望西昌直至迷梦幻灭的历史真相，为国共内战最终幕落西昌提出有力佐证。

　　关 键 词：国共内战 蒋介石 西昌

　　作者简介：张祖，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四川农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命令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消灭残敌，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此时，已溃逃台湾的蒋介石提出“政治台湾，军事西昌”作为对策，顽抗到底。①蒋所说的“西昌”，地处西南边陲，当时属西康省，南接云南，西通康藏，是川、康、滇三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在抗战后期，西昌是负责战略物资援送的驼峰航线至重庆中转站，而蒋介石早于1939年已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这也是西昌何以与台北连线，并被蒋设为大陆最后一块军事基地的关键原因。

　　不过，蒋介石遥指西昌反攻的计划并未得逞，这段历史也就此尘封失色。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国共内战究竟如何收官、落幕何处，学界虽有涉及，但大多语焉不详。②本文在爬梳大量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的基础上，拟就蒋介石坐镇川西督战，决定政府迁台、设西昌为反攻大本营，直至失败溃退的全过程展开深入探讨，以此作为国共内战最终幕落西昌的有力佐证。

　　一 败局中的“总裁视事”与川西督战

　　1949年1月，蒋介石因“国民党现在党政军问题积重难返”再度宣布下野，③由李宗仁进至台前代行总统一职，蒋虽退居幕后，却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掌握军政大权。但与以往下野目的不尽相同的是，蒋此次下野不是韬光养晦，而是要“退而改造，另起炉灶”。④孰料改造尚未显露端倪，国民党军队却已节节溃败，中共军队渡过长江后，代总统李宗仁逃往广州，本已回乡的蒋介石不得不转道台北，以求退守。

　　是年8月8日，李宗仁率国民政府退迁重庆，但战局仍旧萎靡不振。中共第二野战军此前一月已开始准备进军西南，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发出向川、黔进军的命令，重庆政府顿时岌岌可危。为阻止中共军队攻破四川防线，蒋从台北急飞重庆，而此举实在很难不引起李宗仁“蒋欲逼其让位”的猜测，李遂对蒋避而不见，先后辗转昆明、海口、南宁前往香港。任职不到一年的代总统李宗仁在关键时刻称病，并发表书面声明，将“中枢军政事宜”和“总统府日常公务”分别托交阎锡山与邱昌渭等人，以示代总统仍将继续行使职权，⑤实际则撒手不理。一面是中共军队摧枯拉朽的军事攻势，一面是李宗仁离而不让的政府混乱窘局，这就是蒋到重庆后面对的现实。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蒋介石来说并不适用。早在李宗仁从广州迁到重庆的当天，蒋就以下野总统之身份，与韩国总统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远东国家合组“太平洋联盟”统一反共。在蒋的意识里，“反共”为头等大事，绝不因个人去留而更改国民政府的“使命”。然而，李宗仁上台后非但全无彪炳战绩，反而弃守南京，更遑论反共。若要逆转大势，唯有依托重庆的地理优势，死捍四川，并伺机寻找新的战略基地。因此，对于垂死挣扎的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而言，蒋重回幕前已然呼之欲出，而蒋祭出的法宝就是四川计划。

　　四川为内陆腹地，地形复杂，山势险峻，但若全面进攻，对接连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并不现实，因此只能以点带面，防守夹攻。川北接壤陕、甘，远离成、渝，贸然出兵则易陷入中共军队两面夹击之下，一旦川北失守，川东必将步其后尘。相较之下，以成都为核心的川西、川南(延伸至西康省)将成为四川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总统头衔并不影响蒋介石发号施令，1949年11月14日，他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严令宋希濂、罗广文、孙震等部固守川东，再任郭汝槐为22兵团司令，辖21、44、72等三军，并兼72军军长，在宜宾集中，重兵锁守川南。川北防线只作虚晃一枪，其余兵力则另作安排。次日，蒋召见杨森、徐永昌、晏玉琮等人，详细询问国民政府在渝实情，⑥及李宗仁出走之事，以求解决政府无首之问题。李宗仁原意借道香港地区赴美治病，在李赴港当晚，蒋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商讨李突然出国事件，决定派人挽留。22日，蒋派出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释出“权力充分交由代总统”的善意，劝其回渝，却遭李拒绝。

　　表面看来，蒋似在让贤，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召见杨森等人后，蒋随即接见贺国光，准备向西昌输送兵力，⑦大有在西昌建军事基地的架势。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的重庆位于川东，川北一失则立即暴露在中共火力之下，不宜囤积大量兵力，而蒋如此殷勤地劝李归位，以避免“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的尴尬，⑧似乎与此并不矛盾。但将几件事联系起来细思，不难发现，蒋已经有意在川西南建反攻基地，而李宗仁回渝，一则可将矛头完全引向重庆，无论战局如何，于蒋而言都绝非坏事；再则，可使西昌一事完全做到掩人耳目。蒋这“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高招，却因李宗仁拒绝而只得另行他计。出于“国际地位”与“维系人心”的考虑，⑨先前只作“总裁视事”的蒋又要重新出山，“复职”大计也随之浮出水面。

　　不过，令蒋失望的是，几日后中共军队就已兵临重庆城下，尚未正式处理代总统职权交割的蒋介石被迫匆匆飞往成都。11月30日重庆被中共攻占，这对蒋介石是一重创，“此乃余二十六年南京撤守时之心绪，其悲伤与依依难舍之情景无异也”，⑩但同时也促使其加速川西南计划的推行。是日，蒋在成都大规模地召见川康军政要员，诸如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王陵基、熊克武、向传义等人纷纷在列。蒋在会议上强调，重庆已属弃城，战略转移的重心应在于“川西大会战”。(11)然而今不如昔，参与会战讨论的主要成员，多为当地军阀，与中央本就素有嫌隙，作战实力也无法与国民党精锐部队相提并论，计划实施自然就大打折扣。

　　这似乎已经昭告川西会战徒具虚名，中共军队于同年12月从陕南、甘肃兵分两路，迅速攻入四川，泸州等地相继解放。川东宋希濂部几乎全军溃散，而随着中共军队不断向成都周围推进，一直以来依靠四川补给的黄埔嫡系胡宗南部也受到严重威胁。四川计划只剩下川西南之地，向西康过渡、退守西昌，成为国民党部队被步步紧逼下的唯一选择。

　　12月6日，中共军队攻下距离泸州不远的自贡，蒋立即命令胡宗南“先固乐山”，(12)乐山与西昌所处的大凉山交界，这也是为实施西昌基地建设铺路。基于四川形势发展“恶化”，蒋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为避免后院失火，云南就成为西昌的最大后备保障。12月7日，蒋令亲信张群前往昆明与滇系军阀卢汉磋商此事，但会谈之后，卢汉并未爽快同意，张群觉得“昆明情形复杂”。(13)次日，张群奉蒋密电，偕程万里、李弥等飞成都等待蒋指示。12月9日，张群等飞返昆明，却遭卢汉扣留。同日，原任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的邓锡侯、刘文辉等人在彭州起义，卢汉随即响应，云南解放在即。卢汉不但没能如蒋所愿成为川西南的坚强后盾，此举反而完全打乱了蒋欲从西昌贯穿滇缅运输的军备计划。

　　成都与昆明的双线夹攻，使得胡宗南部不堪重负，局面已难控制。蒋于12月10日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再次召见胡宗南、杨森、王陵基等人。在邓锡侯、刘文辉、卢汉倒戈之后，蒋对地方军阀已无信心，只能寄望胡宗南与中共军队决战成都，并卫守西昌。蒋原本属意在成都停留，等胡的军队集结完毕，再转道西昌，但胡等人均力劝蒋直飞台北。(14)蒋最终因战事激烈而放弃原定计划，从成都直飞台北，川西督战被迫中止。

　　二 蒋决定政府迁台、西昌设大本营

　　蒋介石返台前三次召见胡宗南，足见其对四川高度重视。蒋的台湾之行并不意味着放弃大陆，而胡宗南的留守更不是杀身成仁。台北与西昌遥隔万里，并不利于政府军政统编，但蒋显然另有谋划。蒋的意图，早在1948年6月已借其子蒋经国之口全盘托出，“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战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15)以此看来，蒋氏父子选择台湾是出自不得已的难言苦衷，而解决政府空前危机、“设法挽回危局”的关键，(16)仍在于四川。

　　蒋之所以锁定西昌，显然不是一时意气。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蒋就已开始着手部署此事。在蒋的指令下，西昌建立“总统行辕”，并相继打通公路、航线，设立电话、电台，修建电厂，(17)使这座隐藏在大山深处的边陲小城军用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是隐蔽政府所在地的绝佳选择。蒋的这番苦心经营，极有可能在内战紧张时期，将西昌建设成为另一个重庆。

　　但与抗战情势截然不同，中共军队势如破竹的进攻，令蒋驻川部队陷入困境。1949年12月6日，蒋得到可靠情报，称“西昌以南之宁南，也受巧家方面匪之威胁”，即云南方向也已发现中共军队踪迹，他判断“西昌已不能作为政府驻在地矣”。(18)但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加上西昌周边仍有多支军队驻守，蒋迅速做出了新的调整。12月7日，他在随即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将这种思路归纳为“政府迁台，西昌设(反攻)大本营，成都设防卫司令部”，(19)使台、昌、蓉三地各有明确分工，并由此确立西昌为反攻的大本营。前两者看似遥不可及，但从西昌即可乘机直达台北，也可沿滇缅公路出境再转海路，来去自如，攻守灵活，能够有效保存国民党部队实力，似不失为良策。政府迁设台北后，将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作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枢纽。为体现其重要性，蒋特令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同时撤销已被中共军队攻占的西安绥靖公署，而原公署主任胡宗南转任西南军政副长官兼参谋长，任命杨森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以加强中央与地方军队的协作。(20)随后派张群安抚卢汉，避免其与共产党连成一线，然而，张群协商未果。蒋迫于形势严峻，决意双管齐下。他先是接见阎锡山，交待政府迁台具体事宜，并令其由蓉飞台着手准备，然后电告时任台湾省省长的陈诚，做好迁台的配合协调、民意呼应等相关工作，并透露自己即将“坐镇西昌”。(21)12月8日，陈诚在给蒋的复电中描述，“台省民众，一向拥护‘中央’，自当一致欢迎‘中央政府’来台”，而参加行政会议的“各县市参议会正副议长及农工商各界代表”在听取大会报告“政府迁台”消息后，“热烈鼓掌，表示拥戴欢迎”，此外，“各民意机关团体另电公开表示”。(22)种种迹象表明，蒋所设想的政府迁台已经水到渠成，并无太大难度，相较而言，在西昌设立大本营则显得困难重重。

　　蒋本人曾想亲临西昌，但却遭到胡宗南等人的一致反对。与胡意见相同的还有王缵绪、杨森、王陵基等人，但他们却各自另有盘算。除胡宗南以外，其余多为地方势力，蒋若仍滞留四川，则必将加大对地方军队的渗透，甚至收缩他们的权限。就胡宗南而言，他自陕西一路溃败，兵力严重受损，若蒋不离川，则势必亲自督战，而参战军队极易遭到本地军阀排挤架空，事后胡难免背上“指挥不力”的渎职罪名，更重要的是，胡无法在中共军队到来前作“战略撤退”，只能硬撑沦为炮灰。殊途同归之下，胡、杨等人不断苦苦劝说，加上形势突变，蒋只能以“留得青山在”聊以自慰，取消赴昌。

　　就在此时，随着邓锡侯、刘文辉的起义，原属刘文辉部驻西昌的24军随后撤出西昌，这对蒋固守西昌的战略安排造成极大威胁。仓促之下，蒋任命贺国光接替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并电令从茂汶转至康定的301师坚守康定，以防堵“叛军”入昌。刘文辉一直驻守西康，势力范围辐射西昌沿线。如要确保西昌不落中共军队之手，刘则是蒋不得不拔的眼中钉。被动防守不如主动进攻，蒋决定先下手为强。顾祝同已在蒋的指令下空运部队至西昌，以解决刘文辉部，(23)随后蒋又电令贺国光“必须先发制人解决刘文辉部”，以保证“西昌不得和平易帜”。(24)与此同时，胡宗南也对24军发动进攻，先是围剿该军原驻昌部队，后又在成都炮击另一分支，以作响应。

　　然而，刘文辉事件尚不是确保西昌的根本所在，问题核心仍是如何应对已相继拿下广元、简阳等四川县市的中共军队。12月18日，蒋在给胡宗南的电文中，要求他改变战术，“川西战况虽不力，但匪军力量不大，而且其力分散，如能集中比较优势之兵，选择有利地区予以决战，必可转败为胜”。(25)为令胡宗南更清楚其中意图，蒋又把“反败为胜”的战略具体解释为攻守结合，即“先以一部由乐山犯雅安”再向南突进，再“以有力之一部守备成都”，并“以一部固守新津牵制匪军以掩护后方”。(26)这一“攻”，一“守”，一“防”，打法虽显保守，但可稳中求进。以蒋看来，如果此方案成功，则能在成都周边形成有效防护，从乐山至雅安的突击，必使川康两省所在国民党部队会合，而蒋已在上月“储存汽油及一年用之弹药等限期运往西昌”，(27)将军事重心转向西昌，并开辟从成都至西昌区间内的军事攻防带。

　　这看似缜密的计划，贯彻起来可行性却极低。在连番遭遇中共军队的追赶夹攻后，国民党军队实际已很难分散足够兵力以同时完成“攻、守、防”的三项重任。方案一经实施，在未奏效之前兵力就已分化，再加之中央与地方军队配合不力，根本无法达到蒋的预期实效。12月21日，贺龙、刘伯承、邓小平代表中共第一、第二野战军向困于成都的国民党部队正式发出警告，后者局势日益紧迫。

　　中共军队向成都三面逼近，原方案中的“守、防”顷刻土崩瓦解，蒋不能不放手一搏，全力向西昌挺进。在胡宗南的建议下，仅成立不到一月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连同主要职员、重要档案以及联络电台，全部向西昌转移。(28)12月22日，蒋急令驻滇部队在汤恩伯指挥下“与第26军一致讨逆，以收复昆明为上策”，如未成事，“应即向西昌方向转进”，(29)归属贺国光管辖。很明显，蒋要改打突围战，只能寄望胡宗南部冲出重围。胡立刻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传达蒋的指令，但麾下部队均不愿留作掩护，最终不欢而散。无人掩护，突围等同纸上谈兵，胡宗南未战已惧，竟于次日逃往海南。蒋寄予厚望的胡宗南临阵脱逃，全盘打散蒋之前以西昌为核心的种种构想。蒋将这种震怒发泄在日记中，“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彻底失败而绝望矣！”(30)

　　一线指挥官溃逃，无论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还是军心都是重大打击。胡宗南所辖主力部队之一在胡弃之不顾后强行向西昌突围，被中共军队全歼。拒为胡作掩护的陈克非等人先后在郫县、德阳等地起义，(31)应者云集。如此一来，原本要贯通川、康、滇三省军力的西昌，却因此变得孤立无援，令蒋绝望。但美国的承诺仍犹在耳，蒋并不甘于就此退出大陆，西昌断不可弃，只能孤注一掷。

　　三 死守西昌、等待国际形势变化

　　几乎是在同一时段，美国的态度燃起了蒋的希望。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从美国获得最新情报，称“美国不做考虑承认中共问题”，(32)几日后，蒋的幕僚俞国华来电证实“美决不承认中共”。(33)美国的“不承认”背后，暗含对国民政府的另一种“信赖”——美仍然支持蒋政权，并同意国民政府在台建立反共基地。蒋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号，立刻着手就台湾问题进行一一梳理。他首先召见陈诚，研商对美国政策，并且委以重任，改组原有的台湾省政府。政府“升级”后，蒋任命吴国桢代理台湾省政府主席，全权接管台湾。做好上述安排后，紧接着就是考虑美国提出“不承认”的前提条件是“于大陆上继续作有组织抵抗”，(34)换言之，只有“国民政府在大陆尚能立足”，(35)美国才能采取相应的配合。台湾显然不在大陆之列，因此即便只出于美国对“大陆”二字的一再强调，蒋亦不能全面弃守。西昌，此时已成为蒋换取美国信任和支持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筹码。

　　鉴于西昌的重要战略意义，蒋在胡宗南溃逃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1949年12月24日，他指示顾祝同“研究西昌今后战守方针”，并令贺国光加紧办理剩余军队接运西昌问题，(36)以作补救。此时正值用人用兵之际，如何处理胡宗南，蒋则需要慎重考虑。但是，不论是将其遣送台湾还是就地严惩，都将会对西昌驻军产生一定影响。蒋唯有令其将功赎罪，逼胡宗南重返原部。

　　归队后的胡宗南首要任务就是重新组织军队，他将川西一战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残部作为驻军主力，并把原27军、56军并入，再整编地方剩余师团，合力形成一支近一万余人的基本队伍。这支兵源复杂、素质参差、战斗力悬殊的队伍，正式成为国民党死守西昌的“骨干”力量。蒋原本预想号令海陆空三军来防守西昌大本营，如今只能由区区万人的杂牌部队守备，两者相去甚远，实在令人倍感讽刺。但于蒋而言，亦只能如此。

　　内政不足，就以外交补强，这是蒋一贯使用的双重手段。12月29日，他致电王叔铭、胡宗南，告知拟在1950年元旦发表“告西南军民书”，主旨为“誓在西南大陆决与共匪奋斗到底”。(37)这与蒋在抗战期间发布的各类型“告军民书”颇为相似，多为“项庄舞剑”，即表面看似像对民众宣介，而实质却是以此公开争取国际舆论。关于这一点，很快在蒋给胡宗南的电文中得到证实，蒋指示胡“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38)此次等待并非静观，蒋同时要求顾祝同前往云南蒙自“号召滇黔各部树立西南重心”，(39)又语重心长苦劝胡宗南“保卫西南大陆”，称“此时大陆局势，全在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之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40)从蒋对顾、胡二人的谆谆教诲中，竟透露出别样的弦外之音。

　　对比本月初蒋的电文，大多是非常具体的作战举措、行军指令，极少空谈，而此时蒋对连吃败仗的顾、胡，言辞中却不乏豪言壮语，诸如“收复昆明决非难事”，(41)“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间，挽回颓势”，(42)充斥着近乎不现实的严苛目标。此外，在这两封电文中，蒋没有提出摆脱困局的任何步骤，只是空泛地要求各部重塑信心。在国民党军队接连受挫的情形下，蒋如此空洞的指示，的确有些不合常理。但蒋的举动不像是背水一战，他摆脱失败阴霾的方法就是寻求外部的支援。如此来看，这些从高级官员开始整顿军队面貌的做法，正是蒋向国际、尤其是美国，展现姿态的一种方式。

　　为加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信任，蒋必须守住西昌，确保西昌军事基地的核心地位。1950年1月2日，蒋训令胡宗南“西昌防务须肃清与刘文辉有关系诸人”，并指示贺国光配合“速决速行”，(43)加大严防死守的力度。同时，军需物资源源不绝运往西昌。次日，王叔铭向蒋经国汇报，整编军队陆续抵达西昌，原空军存放的少量武器“借交胡宗南”。(44)同日，蒋又令王叔铭“利用蒙自基地为转运站赶运西昌汽油，蒙自锡矿交陈纳德民航队包运”，(45)既运输战略物资，又保障陆、空两线畅通。蒋还从台湾先后派出飞机40架次，运送包括武器、弹药、通讯器材，甚至黄金、银元在内的大批军需装备物资。在增加美国信心的同时，蒋自己的信心仿佛也得到了增强，他勉励胡宗南“望统率西南军民努力奋斗，以接受新的胜利之到来”，(46)而西昌方面也向蒋呈上定心丸，誓要“巩固西昌为西南基地”。(47)

　　然而，就在国民党不断巩固西昌大本营防务之时，距西昌100多公里的会理、会东、宁南纷纷宣告解放。但即便如此，仍未削减蒋的信心，他形容会理、宁南“虽失不足虑”，只需“三千部众略加整补”即可，并乐观地分析“以西昌之形势……实大有可为”。(48)蒋要做的是以时间换空间，只要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助攻，那么国民党在大陆就有可能赢得喘息之机会。但身在前线的胡宗南并不认同蒋的看法，然而他却无法反驳，只能不断地通过蒋经国进行曲线申诉。1月12日，胡宗南预感西昌形势紧急，即电告蒋经国，称西昌附近颇为动荡，不久或有战事发生。(49)14日，蒋闻讯即派顾祝同飞往西昌与胡宗南、贺国光研究制定固守西昌的军事部署。

　　反观国民党内部，李宗仁一事令蒋倍感焦虑，美国方面也由此曾声明不再军援国民政府，而蒋认为“美援绝望”未尝不与“危急纷乱无政府之状态”休戚相关，因此“统一事权”才能杜绝无序混乱，“集中力量以挽救危局于万一”，(50)此语显然有些语带双关。美国舆论认为蒋已“离弃大陆逃避海岛”，(51)而蒋却认为自己并未完败而弃大陆于不顾。为扭转美国态度，蒋必须在军事上做出表示，即把在大陆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驻守西昌，以待时机到来。为守住西昌，蒋陆续增大防御强度，从云南方向调派部队增援，蒙自从15日起正式空运部队赴西昌，(52)之后蒋再将仍留在大陆的第8、26军一并加入胡宗南的守昌计划，(53)使其重兵屯驻。蒋的信心已经转变成为决心，固守西昌已属骑虎难下、势在必行。

　　四 内战收官、幕落西昌

　　是月，就在蒋介石一再严令胡宗南守住西昌之时，贺龙、刘伯承已经下达向西昌进军的命令。中共所属部队随即在军长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的率领下，从广汉出发，沿成都、邛崃、名山一路攻进。形势对国民党驻昌部队极为不利。

　　此时，蒋已身在台北，这种远距离的遥控指挥，难免会让部队产生弃守的念头。为免低落情绪在军队中滋长蔓延，蒋必须安定军心，能代表蒋且有足够分量的蒋经国成为首要人选。1月26日，蒋经国携蒋给胡宗南、贺国光的亲笔信飞临西昌，慰问并督促胡宗南坚守西昌大本营。面对被重重包围的守军，军事具体实施方案已不再是唯一重点，而稳住人心，确保部队不内部溃散为当务之急。蒋经国对已有不良记录的胡宗南再次重申“固守待变”，要其坚守，胡也当即表态“不成功，便成仁”。(54)蒋经国的亲临慰抚，让胡宗南认识到，立刻撤离西昌已不可能，但蒋氏父子为争取美援而令其死守以作筹码之心也昭然若揭。

　　自蒋经国来昌之行后，胡宗南不再向台湾方面埋怨，而是转变策略，改向蒋索要军火作为守备资源。是年2月1日，蒋答复胡宗南“所需武器准如数限期运济”，主张将“不守西昌，退往台湾”的胡宗南副参谋长沈策“即令来台以免影响大陆士气”，(55)仍然坚持不放弃西昌。这时，中共部队已从名山进入雅安，并接手刘文辉起义部队的防务，同时清剿雅安辖内天全、芦山、宝兴的残余国民党军队，离西昌已越来越近。仅几日后，胡宗南再次函告蒋经国“所需武器盼催促运输”。(56)究竟是蒋所应承的武器尚未抵达，还是胡宗南短期内竟连续索求，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批军事物资的输入并没有改变战局的走向。

　　同年2月中旬，中共第二野战军陈赓部结束对李弥等人的追歼任务后，从云南向西昌方向进军。这样一来，川、康、滇三省中共军队很快就会合龙，全面包围西昌。情势已如此紧急，但美国方面并没有再像抗战时期一样对蒋的此次计划实施大规模的援助。对于蒋而言，过去“功亏一篑”与“尚有所成”只有一线之隔，(57)美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西昌防卫局势虽凶险，但暂由蒋经国负责联络，两相权衡，蒋把已拖延相当长时间的“复职”提上日程。3月1日，蒋正式复职，行使总统职权。美方对此反应并不热烈，事实上，美国国内对得不偿失的援蒋作法争议颇大，如今国共在大陆胜败局势已然明朗，就更不可能再在西昌投入。

　　3月上旬，已攻下四川多数地市的中共军队从南北两线开往西昌。北线从温江出发，分左、中、右三路向西昌包抄；南线，则渡过金沙江，从宁南经普格直奔西昌。中共军队沿途行进十分顺畅，十日内南线、北线即在石棉一带会师，完成对对西昌的战役包围。

　　蒋却别无他选，一旦放弃西昌也就意味着放弃大陆，但局势的发展逼他承认，在西昌建立军事反攻基地已不切实际。蒋于3月25日在给胡宗南的电文中进行初步试探，称“如果西昌不能不放弃时，吾弟是否仍将领导各部队与匪(共军)做游击战”，(58)但还没等胡宗南回应，蒋已经直接命令胡“西昌放弃时领导各部队做游击战”。(59)“正规军”演变为“游击战”，“大本营”缩小为“据点”，而对西昌的“固守”也只得成为不得不放弃后的“死守”。

　　3月26日，中共军队直逼西昌。在没有发生任何交火的情况下，胡宗南竟重蹈覆辙，已先同贺国光偕长官公署秘书赵龙文、总务处长蒋祝三、警备部副司令王梦熊、参谋长程冠珊等20多人分乘两架飞机，仓皇飞逃海南岛，蒋所嘱托的“游击战”只得交予胡的正副参谋长罗列、沈策实施。在中共大军的围攻下，国民党剩余残部根本无法突围，更谈不上潜伏开展游击。该部只能向中共军事力量略显薄弱的西昌东面撤退，但在途中被追赶上的中共军队歼灭。27日，中共军队到达西昌，两线部队在当地中共地下组织的带领下进入西昌城内，西昌宣告和平解放。(60)

　　尚未正式开战，就已经丢失西昌据点，所谓的“游击战”更是全无半点希望，蒋介石在西昌建立最后军事基地、反攻大本营的盘算已经完全化为泡影。令人费解的是，蒋在当年3月31日日记的“反省录”中，对几天前刚刚结束的败仗只字未提，只谈“全国民心之归向至月底益显”，又称“共匪虽凶……亦不能减损我毫发”。(61)蒋措辞如此含糊，仿佛试图用复职业绩来掩盖西南溃败，但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蒋回避提及此事却正好表明：至此，国共内战收官，最终幕落西昌。

　　结语

　　从1939年2月，蒋介石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以控制川、康、滇三省局势开始，到1950年3月兵败西昌，前后持续十余年。十年期间，政局几易，从抗战初期，到中国胜利，再到爆发国共内战，西昌从一个边陲小城上升成为蒋眼中的军事要地。事实上，蒋介石对于西昌早已未雨绸缪，1935年5月，他调集重兵在此集结以阻止红军北上；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他又中途飞抵西昌指挥解决龙云问题。与此同时，还在西昌大兴土木，修建委员长官邸——“特宅”，公路、机场等无不应有尽有。

　　然而，正是在这块备受蒋介石青睐的“战略要地”，却没有令蒋完成建立最后军事基地的夙愿。胡宗南没能坚持“固守西昌三月”，国际形势也并未在此乾坤扭转，反攻迷梦在西昌完全破碎。西昌在见证国共内战收官、落幕的同时，也见证了蒋介石从第三次下野、“总裁视事”到“总统复职”幕后台前的最后挣扎。至于西昌败落是否全如蒋在复职总结里所说“毫发无损”，时隔四年后，蒋自己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回忆三十八年(注：1949年)杪，渝蓉陷落之情势，匪军纵横，所向披靡，敌骑未至，疆吏早降，民心土崩，士气瓦解，其败亡形势，不惟西南沦陷莫可挽救，即台湾基地亦岌岌欲坠，不可终日”。(62)看来，蒋早已自知失去大陆的深层缘由，败局根本不可能在西昌得到逆转，国共内战最终在此收官落幕、画上句号。

　　注释：

　　①程思远：《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下，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8页。

　　②在最新成果中，较具代表性的如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中提到：“3月27日第二野战军攻占西昌，胡宗南再次飞往海南逃生。至此，蒋介石西南梦碎，在大陆再也无可守之地了。”参见氏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308页。林桶法在《1949大撤退》中提到，“西南战役中，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不是投降就是被歼灭……胡宗南残部迁至西昌，蒋的‘确保西昌，准备反攻’的计划完全失败”。参见氏著《1949大撤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③《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藏。

　　④《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藏。据蒋之意，一是勉强撑持残局维系统一局面，等待国际局势和共产党内部变化；二是国民党现在党政军问题积重难返，要打破此半死不活之环境，正好退而改造，另起炉灶，复位革命基础。

　　⑤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原文为：“在治疗期间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令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

　　⑥《蒋中正召见杨森、徐永昌、晏玉琮等详询渝情又与贺国光谈西昌运兵》，1949年11月1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8015，台北“国史馆”藏。另：在蒋介石档案、日记中，“匪军”、“共匪”等字样均为蔑称，但为保持原文，此处未加修改，特此说明。

　　⑦《蒋中正召见杨森、徐永昌、晏玉琮等详询渝情又与贺国光谈西昌运兵》，1949年11月1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8015，台北“国史馆”藏。

　　⑧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272页。

　　⑨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272页。原文为：对外关系，尤其是我国在联合国中之代表地位问题极其重要。如果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余又不“复行视事”，则各国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则不得不考虑对于北平匪伪政权之承认。此外，对内尚有维系人心之作用。

　　(10)《蒋介石日记》，1949年12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藏。

　　(11)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文史研究馆编辑组编《1949年四川大事记》，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12)《蒋中正得报自流井沦陷乃令胡宗南所部先固乐山再突出击》，1949年12月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06，台北“国史馆”藏。

　　(13)《张群电蒋中正昆明情形复杂政府迁台大本营设西昌》，1949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42，台北“国史馆”藏。

　　(14)《蒋介石日记》，1949年12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藏。

　　(15)《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家书》，1948年6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16)《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家书》，1948年6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17)《钱大钧呈蒋中正机场与成都西昌昆明间公路均急扩修通请速拨款以利军运文电日报表》，1938年4月2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496159，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电张嘉璈是否架设乐山至西昌线另架设祥云至西昌电话报线》，1942年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70200013032；《蒋中正电何应钦即修筑西昌至玉树公路查川康公路康定至营官寨段通车日期》，1942年3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70200014020。

　　(18)秦孝仪主编：《总统大事长编初稿》卷7(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491页。

　　(19)《蒋中正主持军事汇报并提议西昌设大本营》，1949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07，台北“国史馆”藏。

　　(20)《蒋中正主持军事汇报并提议西昌设大本营》，1949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07，台北“国史馆”藏。

　　(21)《蒋中正电陈诚中飞西昌坐镇政府决迁台望各民意机关有精诚拥护表示》，1949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46，台北“国史馆”藏。

　　(22)《蒋中正接台湾省议会电呈仅代表全省民众欢迎政府迁台》，1949年12月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09，台北“国史馆”藏。

　　(23)《蒋中正电示贺国光已力促顾祝同空运部队至西昌以解决刘文辉部》，1949年12月1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400014037，台北“国史馆”藏。

　　(24)《蒋中正电令贺国光西昌不得和平易帜必须先发制人解决刘文辉部》，1949年12月1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400014039，台北“国史馆”藏。

　　(25)《蒋中正电胡宗南川西战况》，1949年12月1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18，台北“国史馆”藏。

　　(26)《蒋中正电胡宗南应以有力之一部守备成都》，1949年12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19，台北“国史馆”藏。

　　(27)《蒋中正电胡宗南仍遵令》，1949年11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8019，台北“国史馆”藏。

　　(28)陈少校：《逐鹿陕川康》，香港致诚出版社1965年版，第123页。

　　(29)《蒋中正电曹天戈务听汤恩伯之指挥》，1949年12月2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22，台北“国史馆”藏。

　　(30)《蒋介石日记》，1949年12月2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藏。

　　(31)刘宗宽：《国民党垂死挣扎的反动战略部署及其最后覆灭》，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9页。

　　(32)秦孝仪主编：《总统大事长编初稿》卷7(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491页。

　　(33)《接俞国华电呈若国民政府在大陆尚能立足美决不承认中共》，1949年12月1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12，台北“国史馆”藏。

　　(34)秦孝仪主编：《总统大事长编初稿》卷7(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491页。

　　(35)《接俞国华电呈若国民政府在大陆尚能立足美决不承认中共》，1949年12月1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12，台北“国史馆”藏。

　　(36)《蒋中正指示顾祝同研究西昌今后战守方针》，1949年12月2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24，台北“国史馆”藏。

　　(37)《蒋中正电王叔铭胡宗南顾祝同饬于元旦发表告西南军民书》，1949年12月2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29，台北“国史馆”藏。

　　(38)《胡宗南电蒋中正率本署作战指挥机构抵西昌》，1949年12月3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72，台北“国史馆”藏。

　　(39)《蒋中正电王叔铭胡宗南顾祝同饬于元旦发表告西南军民书》，1949年12月2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29，台北“国史馆”藏。

　　(40)《胡宗南电蒋中正率本署作战指挥机构抵西昌》，1949年12月3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72，台北“国史馆”藏。

　　(41)《蒋中正电王叔铭胡宗南顾祝同饬于元旦发表告西南军民书》，1949年12月2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259029，台北“国史馆”藏。

　　(42)《胡宗南电蒋中正率本署作战指挥机构抵西昌》，1949年12月3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72，台北“国史馆”藏。

　　(43)《蒋中正电胡宗南西昌防务须肃清与刘文辉有关系诸人》，1950年1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340001，台北“国史馆”藏。

　　(44)《王叔铭电蒋经国第二十七军抵西昌》，1950年1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76，台北“国史馆”藏。

　　(45)《蒋中正电王叔铭应利用蒙自基地为转运站》，1950年1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340002，台北“国史馆”藏。

　　(46)《蒋中正电胡宗南望统率西南军民努力奋斗》，1950年1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340003，台北“国史馆”藏。

　　(47)《王叔铭电蒋中正巩固西昌为西南基地》，1950年1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77，台北“国史馆”藏。

　　(48)《蒋中正电胡宗南会理宁南虽失不足虑》，1950年1月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340005，台北“国史馆”藏。

　　(49)《胡宗南电蒋经国西昌附近颇形动荡》，1950年1月1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81，台北“国史馆”藏。

　　(50)《蒋介石日记》，1950年1月1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藏。

　　(51)《蒋介石日记》，1950年1月1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藏。

　　(52)《王叔铭函蒋经国蒙自运兵十五日正式开始》，1950年1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2025007，台北“国史馆”藏。

　　(53)《蒋中正电罗列第八第二十六军行动及其情形》，1950年1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340006，台北“国史馆”藏。

　　(54)《蒋经国电蒋中正与王叔铭已抵西昌》，1950年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85，台北“国史馆”藏。

　　(55)《蒋中正电胡宗南所需武器准如数限期运济》，1950年2月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340009，台北“国史馆”藏。

　　(56)《胡宗南函蒋经国感奋飞临西昌所需武器盼催促运输》，1950年2月1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88，台北“国史馆”藏。

　　(57)《蒋介石日记》，1950年2月1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藏。

　　(58)《蒋中正电胡宗南如果西昌不能不放弃》，1950年3月2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340020，台北“国史馆”藏。

　　(59)《蒋中正电胡宗南西昌放弃时领导各部队做游击战》，1950年3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2194，台北“国史馆”藏。

　　(60)李振、王应尊、姚国俊：《胡宗南部入川前后到西昌覆灭》，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6页；又见，程豫文、程豫刚：《往事忆来多》，西昌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昌市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1985年版，第126、127、128页。

　　(61)《蒋介石日记》，1950年3月31日“上月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藏。

　　(62)《蒋介石日记》，1954年2月1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藏。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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