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得以改善并走上了友好交往的道路。但是，中日交往过程中，面对历史问题，尤其是南京大屠杀这一典型案例时，双方始终争论不断，成为两国关系中不能绕过的一个“坎”。与此同时，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推动和扩大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研究和传播。本文从南京大屠杀研究和传播的视角，对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两国对这一段历史的纠缠、争辩以及交流、合作情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关 键 词：中日邦交正常化 40周年 南京大屠杀 研究与传播

　　作者简介：朱成山，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40年前的1972年，中日两国结束了战后长期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由不交往变为开始交往。其中，南京大屠杀作为战争期间最典型、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战后经过“两个法庭”作为判例的特大惨案历史，也同时浮出水面，成为两国关系中不能绕过的一个“坎”，成为两国之间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并带有典型的历史问题，引起两国学术界、舆论界、外交界、政界乃至国民等方方面面广泛持久深入的论争和激辩，与此同时，也推动和扩大了这一段历史真相的研究和传播。虽然如此，当下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南京大屠杀研究和传播的视角，对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两国对这一段历史的纠缠、争辩以及交流、合作情况，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和总结，以作纪念和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传播的推动

　　不可否认，中日两国邦交的正常化，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学研究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可能，但也就此埋下了一些障碍和隐患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相对比较冷清。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中外的新闻媒体进行了相关的报道，当年留在南京的英美等国的外籍人士留下了一部分书信、日记和影像资料，一些曾经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也先后发表过一些文章，但都比较零散。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曾组织抗日战争损失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进行确定，南京大屠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法律资料，包括一部分受害者遗属和幸存者的证言。然而，由于中国随即陷入激烈的内战与接踵而来的两岸对峙，国内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迅速转变为阶级斗争。1949年后在“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大陆史学界，很少有学者研究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这场大屠杀。①据查，最早论述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是1951年郭士杰所著的《日寇侵华暴行录》一书的第一章“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回忆”。②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组织了部分学生，在高兴祖教授的带领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展开调查，搜集了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照片，于1962年编著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内部教科书。此书成为战后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一段时间，国内第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著作。随后由于国内政治运动的发生，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研究的内发性动力严重缺失。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随着中日两国民间和官方之间的交往增多，给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了大量的方便。恢复邦交时，中日两国对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那就是日本承认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在此前提下中国承诺不再追究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③但不可否认，两国对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处理过于笼统和草率，给日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两国国民的情感交流都留下了后患。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之间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阻碍双方友好关系发展的逆流。自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加紧了对日本历史上发动侵华战争，诸如制造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否定，尤其是1982年日本有关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直接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热潮的形成。从1983年底起，南京市有关方面组织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对南京大屠杀史料进行广泛收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由此展开。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杀史实在内的侵华加害历史的不少文章及书籍。可见，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两国在诸多历史问题上，尤其是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分歧依然严重，中日邦交正常化既为中日两国历史研究的正面交流提供了平台和基础，又为历史问题研究和交流的冲突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2.许多中日友好组织的积极努力为南京大屠杀史的交流提供了渠道，成为推动两国民众对历史真相了解的契机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尤其是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之后，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用国际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随后，一系列的友好团体出现并投入运作。中日民间人士会谈和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应运而生，“友好之船”、“友好之翼”等民间互访活动络绎不绝。④这些中日友好组织为和平而积极努力的运作，为南京大屠杀史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交往中有七大友好团体，即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协会和日中友好会馆，均程度不同地来到南京，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对南京大屠杀的反省与谢罪。在这七大友好团体中，以白西绅一郎先生为理事长的日中协会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交流做出的贡献最为突出。特别是在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后，日中协会自1986年以来，连续27年招募、组织日本国内各界人士来到南京进行绿化植树等活动，以此悼念在侵华战争中，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中国人民并以此实际行动赎罪。日中协会自在南京种下了5万多棵象征着和平的友谊之树，27年来从未间断到南京的“绿色赎罪”之旅。

　　除此之外，日本民间友好团体“铭心会”、长崎日中友好希望之翼、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等组织，连续多年来华，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为两国和平与友好作出了贡献。自1986年起，每年的8月15日组织日本国民来南京举行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及其和平反战集会，尤其是日本“铭心会”27年来从未间断；每年的12月都会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中国的专家学者赴日本各地，举办南京大屠杀历史证人证言集会，向日本国民介绍和传播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3.日本学者和友好人士为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和传播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逐渐成为中日两国共同关注的史学课题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民间互访的力度和范围不断加大。虽然中日两国邦交关系在某些时间段上会出现低谷和比较对立的状态，但是，两国学者和友好人士却并不受此影响，尤其是日本学者和友好人士，顶住来自日本右翼团体的压力，坚持在日本开展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研究和传播。特别是1994年中国方面成立了研究南京大屠杀第一个学术机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后，曾经多次组织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际和平集会，几乎每次都会邀请日方学者和友好人士参加，大大促进了南京大屠杀史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

　　1984年，以洞富雄、藤原彰等人为首成立了“南京事件研究调查会”，成员有江口圭一、吉田裕、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井上久士等，尽管洞富雄、藤原彰、江口圭一等学者近几年已相继去世，但该会至今每年仍定期举办多次研讨活动，持续不断地整理出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和学术专著，成果丰硕。这些学者多次来南京进行实地调查和采访，掌握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展了很多研讨活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日本早稻田大学洞富雄教授是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先驱，他撰写的《南京大屠杀》⑤一书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重要著作。日本一桥大学藤原彰教授据理驳斥否定派所谓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制造、肯定南京大屠杀是自虐行为。同是一桥大学的吉田裕教授有针对性地研究战时日本并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国际法与屠杀战俘正当性问题。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笠原十九司教授针对当时世界有无报道南京大屠杀、屠杀行为与中国抗日搅乱工作队、南京战前人口20万说和大屠杀相关照片的真实性等问题进行研究考证。井上久士教授则针对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提及南京大屠杀、埋尸记录的真实性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见解。日本《朝日新闻》原记者本多胜一围绕“百人斩”和日本军当年对南京进犯途中及其侵占南京后立即实施的大屠杀等事实，写出并在日本发表了文章和书籍进行揭露。日本学者小野贤二围绕参与侵占南京的一支日军部队——山田支队在长江江边的屠杀和有无释放战俘等，从调查当年参与屠杀的日本老兵入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进行了深入的批驳，沉重打击了虚构派的嚣张气焰。另外，南京事件研究调查会成员大多参加了“百人斩”诉讼案、李秀英和夏淑琴名誉诉讼案，通过法律手段也击败了虚构派的攻击，维护了历史的尊严。

　　除了学者之外，许多日本友好人士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积极开展交流，促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和在日本的传播。松冈环女士为日本小学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在日本广泛调查参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老兵，收集了250多位珍贵的日本老兵证言。与此同时，松冈环女士还在中国内地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调查，在此基础上著成《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等书，对于揭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反驳日本右翼否定派的谬论起了重要的作用。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先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便已经从事日中友好活动，迄今已经整整42年，先后抵访中国大陆600多次，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其领导的“绿色赎罪”活动在传播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亲自参加编撰和出版的《绿色赎罪》书籍每年一本，已经连续出版了27册。此外，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女士、日本广岛日中友协青年委员会秘书长由木荣司先生，日本鹿儿岛县教职员工会负责人鹤田恒郎先生，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对南京大屠杀的传播和交流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

　　二、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争论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影响

　　在史学研究上，有争论司空见惯，但像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争论的激烈程度、持续持久、辐射面宽、影响力大，还是少有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学问题的争论，经常上升到两国国家关系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层面上，构成了对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直接影响。

　　1.日本教科书修改过程中不断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篡改，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二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和战前的教科书制度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教科书的编写不再是“国定”而是可以“自由编写”，但需将编写的教科书送交文部省审查。1982年，日本文部省通过了歪曲和篡改日本对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遭到亚洲近邻各国的强烈反对。在亚洲各国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政府意识到教科书问题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问题的严重性。随后，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以谈话的形式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对于我国来说，出于同亚洲近邻国家的友好和亲善，应当倾听这些国家的批评，政府有责任纠正这些教科书的记述。”同时还表示：“今后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应当考虑近邻国家国民的感情，在处理与亚洲各国之间的近代史事项时，应从国际理解和国家协调出发，加以必要的照顾。”⑥此即所谓的教科书审定“近邻国家原则”。然而，中曾根内阁上台后，提出建设“政治大国”和对战后的历史问题进行“政治总决算”，“近邻国家原则”遂终止实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日本右翼知识分子群体内，又兴起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思潮，即“自由主义史观”。“自由主义史观”的倡导者藤冈信胜认为，日本的近现代史是“反目史观”、“黑暗史观”和“自虐史观”，从而要求日本要摆脱各种外在压力的束缚，建立自由的历史观。“自由主义史观”的真实面目实际上是否认、篡改历史，宣扬并美化侵略战争。在自由主义史观指导下，右翼分子随即成立“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平台，在自由主义史观的掩护下，右翼分子展开了力度很大的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都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和篡改。2001年，更加歪曲历史和美化侵略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扶桑版中学历史教科书粉墨登场，书中将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为“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此外，此事件中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改恶程度在历次教科书修改中是最为严重的。其余七家出版社送审的历史教科书中，记载南京大屠杀的，只有“日本书籍”一家维持原状，另外六家都发生了变化，或者回避屠杀人数，或者回避使用屠杀概念。

　　由于历史教科书在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展示历史真相、进行历史观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还代表着日本政府对于侵华历史的态度和认识，因此，日本教科书修订过程中不断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篡改，极大地伤害了历史真相和中国人民以及日本爱好和平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2.日本右翼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造谣欺骗，对中日关系形成了莫大的危害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逐渐变暖甚至变热，但是，在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历史，却进入一段“不友好”的交锋期。

　　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国内出现了一部分竭力否定日军在南京制造暴行的翻案文章。如1972年右翼人士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的文章，1973年3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一书出版，其中三篇采访报道获得了《文艺春秋》的大宅壮一报道文学奖，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该书每年重版，被右翼派别“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奉为圭臬。1975年11月和12月，另一名右翼活跃分子山本七平把他于1972年至1974年在《诸君》上发表的长篇连载文章汇编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明更进一步，直接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1984年6月，原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的田中正明写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书中不仅否认日军的侵华暴行，而且为发动侵略战争推卸责任，污蔑性地诿过于中国。⑦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日本右翼成员，即“虚构派”，主要以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为主，专业出身的学者很少，如铃木明是纪实文学作家、田中正明曾是松井石根的秘书、阿罗健一为社会评论家、山本七平则是战争经历者等。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批虚构派中的“新旗手”开始登场，同以往虚构论者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大多有大学教授的身份，其研究成果也都以学术中立面貌出现，如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东京大学的藤冈信胜、立命馆大学的北村稔等。2000年10月，虚构派为了加强组织，整合力量，提升研究能力和影响力，发起成立了“南京”学会，东中野修道任会长，该会成立后不断举办研讨活动，每年推出一本“南京”学会年报。田中正明和东中野修道还分别污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和夏淑琴为假证人，试图推翻南京大屠杀历史。

　　虚构派一系列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动作，不仅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和抵制，也遭到了日本进步历史学家和正义之士如洞富雄、本多胜一等人的批判。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行为无可避免地对中日邦交造成了伤害和影响。

　　3.日本右翼政客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蓄意否认，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在日本右翼学者不时传出“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同时，日本政坛的部分右翼政客也跃跃欲试，否定南京大屠杀者，并不乏其人。

　　藤尾正行是中曾根内阁文部大臣，上任伊始便在新闻发布会上扬言“东京审判非正义”。1986年9月，在接受日本《文艺春秋》杂志采访时，藤尾发表了多个具有争议性的声明，宣称南京暴行不是战争罪行，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就国际法而言，在战争中杀人不属于谋杀范畴。”⑧藤尾狡辩说，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死难人数被夸大了。迫于国内外压力，中曾根将其免职，藤尾因此成为首个因否认南京大屠杀而下台的日本内阁大臣。1988年4月22日，竹下登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参拜靖国神社。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政治创造物”，奥野还称，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惩罚”。⑨1988年5月13日，奥野递交了辞呈，并且辩称自己辞职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而不是希望收回自己的说法。1994年5月3日，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采访时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那是编造的谎言”，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日本当年“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⑩

　　日本地方政客否定南京大屠杀者也大有人在。例如，现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早在1990年接受美国杂志《花花公子》采访时，公然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并言之凿凿说“如果真有那种破天荒的事情，当时的外国随军记者为何没有报道呢？”(11)而事实上，日军侵占南京时，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记者如《纽约时报》记者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路透社记者史密斯、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等等，都见证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发出了相关报道，向世界宣告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2012年2月，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与到访的中国南京代表团会谈时谈及南京大屠杀，表示“确有一般性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不存在。”(12)此后，河村隆之拒不就其错误言论道歉，引发两国爱好和平人士的一致谴责和抗议。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政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声浪虽然不断出现，但极少有像石原慎太郎、河村隆之一样的官员在任期间直接否认南京大屠杀。特别是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言论的出现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致使中日两国之间早已筹备妥当的各项友好活动或停止或取消，给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背景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传播评价

　　公允地说，虽然围绕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问题，在中日两国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地论争，至今历史认知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40年间，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研究和传播，的确产生了历史上少有的推动，成为历史上最热、最好和成果最为突出的时期。

　　1.南京大屠杀史实在较大范围的激烈争辩中，引起两国学术界前所未有的研究热

　　由于两国学者占有的资料、研究方法、选取视角、史学观点等的不同，两国学术界就南京大屠杀史实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使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愈来愈受重视，成为两国史学界的显学。

　　在日本学术界，对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字、图片、历史证人等问题是否真实而展开。总体来看，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研究分为“肯定派”、“中间派”和“否定派”。(13)肯定派又被称为“东京审判派”，其学者主要以洞富雄、藤原彰和笠原十九司等具有历史学专业背景，理性和学术性较强的学者组成的“南京事件研究调查会”为代表。他们通过日军战斗详报、联队战史和日军官兵的日记与书信、东京审判的有关资料、翻译出版中国方面有关尸体掩埋、新闻报道、南京审判的档案文书等史料和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德国外交部档案等西方文献进行研究，并通过实地调查，尊重和维护了南京大屠杀史实。虚构派人士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研究并无坚实的史料基础，多数为断章取义或者凭空捏造，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虚构派的主要论调为：战前南京人口只有20万，日军不可能屠杀30万人；南京陷落后人口在不断增加，说明日军军纪严明，没有发生大屠杀；东京审判是凭传闻资料就做了判决，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百人斩”是捏造的新闻；崇善堂等慈善团体埋葬尸体的数量不可信；日军杀害便衣兵属于战斗行为；南京大屠杀证人李秀英、夏淑琴等人是假证人；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是反日分子，其书信日记不可信；英国记者田伯烈是国民党中宣部的顾问，其《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国民党策划的反日宣传等。(14)日本学术界的中间派又可称为“过小损失派”，一般以秦郁彦为代表。秦郁彦在1986年出版的《南京事件：大屠杀的构造》一书中对南京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和影响作了详细的研究。他声称自己从中立的立场研究南京大屠杀，并通过细分的方式研究了南京大屠杀中被屠杀人数，他一直坚持主张被杀人数只有4万人左右。但秦郁彦显然不是一个具备客观立场和严谨态度的历史学家，对南京事件的评述也不够公正。(15)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学界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1983年，南京市决定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此，南京市组织部分专家学者成立课题组，开始收集史料，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南京市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成为国内第一个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学术研究机构，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1998年12月，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这一专门研究机构。2006年4月，南京大学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由江苏省和南京市与南京大学共建。2008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创办《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期刊，为国内第一家专门刊载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的集专业性、学术性和研究性为一体的杂志，由此促使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除南京地区的学者外，武汉、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和研究院所也有部分学者积极参与了南京大屠杀这一课题的研究。

　　2.南京大屠杀在舆论界的反复论争中，使得对中日两国社会与民众传播力度增大

　　虽然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和平与友好成为主流，但在历史问题上，双方舆论界经常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成为舆论界反复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日本右翼政客和学者否定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政府不断篡改教科书等事件为诱因，引发中国舆论的抗议和反驳。

　　1988年，竹下登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政治创造物”之后，中国舆论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人民日报》对奥野的言论做出了强烈反应，谴责他“掩盖战争真相”，“每个人都知道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那场战争”。(16)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关于“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不当言辞经《每日新闻》的刊登之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中华文化学会、中国人民大学等组织，对其荒谬言论用铁的事实进行了反驳。1990年石原慎太郎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的这种佯装不知或者确实孤陋寡闻的言论，遭到了中国官方和民间和平力量的普遍抵制。中国外交部在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其《简报》上都进行抗议。2012年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言论，更是受到了中国外交部、南京市政府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及本人等中国官方和民间团体舆论上的一致谴责。

　　围绕南京大屠杀产生的百人斩诉讼案、东史郎日记案、李秀英和夏淑琴名誉侵害诉讼案，也不断将南京大屠杀历史推向中日两国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四起诉讼案，均为日本右翼团体为了从法理上推翻南京大屠杀而制造的，这种挑战自然受到了中日两国正义人士的抗议。中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扬子晚报》和《金陵晚报》等媒体作了大量的报道。(17)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东中野修道名誉损害案更是受到了中日80多家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其中不乏日本重量级媒体《东京本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通讯社》等。(18)在中日两国舆论的反复论争中，南京大屠杀超出了学界，在更广大的范围和受众中得到了关注和传播。

　　3.南京大屠杀史实在多层次的论争中，得到了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关注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两国之间对历史问题，尤其是如南京大屠杀等敏感问题的争辩非常激烈，但也日趋理性。两国间不管学术界还是民间，都在争论中朝着和解的方向努力。如两国正式开展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和举办中日韩三国青少年历史夏令营等，均受到了两国官方和民间的高度关注。

　　2006年年底，由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主持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正式启动。截至2010年1月底，第一阶段工作宣告完成。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南京大屠杀事件备受中日两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认定与日军犯罪的定性，在原则上两国学者基本一致；中日双方都援引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的法律文件，确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存在。由两国政府委托的学者对南京大屠杀提出一致的认识，对于引导普通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抵制右翼和保守的政治家的荒诞理论具有特别的意义，对右翼保守政治家和学者也是沉重打击。(19)

　　为了建立对历史的共同认识，中国、日本与韩国学者、教师与市民们就历史认识问题进行了连续的对话，从2002年3月在南京召开了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后，每年在中日韩三国轮流召开一次。在此基础上，包括笔者在内的三国历史学者、教师、民间团体代表共同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书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准确的介绍，得到三国共同编写者的一致认可。这部教科书是一本基于和平与人道主义精神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其出版和发行引起了中日两国官方和民间的高度关注。

　　民间关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口述史的发掘和整理。由于经历南京大屠杀的当事人年龄日趋增大，数量日渐减少。松冈环女士除了在日本对大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进行采访外，还多次来到南京实地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并将录音和证言进行了整理，公开出版了《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中国方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梳理和采访，整理了可观的幸存者证言结集出版。1984年、1991年、1997年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的调查取证，并对其中主要的幸存者进行了法律公证，先后出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2012年4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口述史分会就组成首批4个项目课题组，组织专家按国际口述史的规范和标准，对幸存者的口述证言进行抢救性整理，夏淑琴、常志强、张秀红以及东郊汤山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群体的调查与取证，成为口述史分会成立后的首批调查采访的人员。

　　很难想象，没有中日邦交之间的正常化，两国间可以进行共同的历史研究或者共同编写一部历史教科书，更难以将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证言在两国间进行自由的交流。从实际情况看，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确实为南京大屠杀在中日两国官方和民间的正面论争和共同研究搭建了平台。

　　四、南京大屠杀研究和传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其对中日关系影响因素的分析与展望

　　2012年虽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令人遗憾的是，中日之间依然摩擦不断，并未进入真正的不惑之年。虽然两国之间的战火早已消散，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日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双方围绕战争认识和战争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进而导致两国民众的对抗情绪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攀升。在这样的现实下，南京大屠杀研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对中日关系也会有着更深刻的影响。

　　1.南京大屠杀研究和传播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不容否认，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间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一直在进行范式上的转移。但时至今日，南京大屠杀研究和传播依然存在很多困难。

　　首先是史料的缺乏使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无法更加深入。在历史研究中，史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历史发展本身丰富多样，历史当事人由于所处时空不同、个人价值观不同和个人知识背景不同，对同一事件的表述、判断往往大相径庭，因此，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必须充分掌握和运用各种不同史料。但是，由于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核心资料在战争结束前夕绝大多数都被日方所销毁，(20)战争结束后由于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也未能及时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这些因素为历史真相的研究带来了相当困难。其次是立场与身份的局限使得南京大屠杀某些研究成果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南京大屠杀的课题具有特殊性，它牵涉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尊严与荣誉。因此，在研讨南京大屠杀问题时，多数日本学者做了不参与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旁观者，而鲜有人做客观正直的历史学者去面对南京大屠杀真相。对历史真相杀伤最大的是，有人做南京大屠杀的虚构论者，虚构论者人数虽然不多，能量却很大，他们与保守政治家紧密合作，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强烈灌输日本社会大众的“身份”意识，从而使得大屠杀离真相越来越远。(21)而中国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时也往往从受害者立场出发，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揭露和控诉情绪。强烈的情感色彩可能会导致研究工作的不冷静，而冷静的研究得出的成果才是最具说服力的。因此，中国学者尤其要冷静地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特别是面对日本右翼人士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言论。

　　2.南京大屠杀研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展望

　　不可否认，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无法绕过的问题，同时也是中日两国的“负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南京大屠杀虽然过去了75年，但至今依然是一段活着的历史问题，不仅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消逝，而且时常对中日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历史问题的存在，使得双方现实的对话与和解变得异常困难。很多历史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历史问题之所以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障碍，主要因为日本方面对侵略战争的错误认识所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时刻对日本充满了警惕和不信任感。“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已经进行了改革的国家，很多亚洲国家，从某种程度上，依然对日本充满了怀疑，不为别的，只为日本曾经具有的军国主义历史。换句话说，西方国家认为，曾经代表日本军国主义的‘剑’文化已经让位给了代表反军国主义的‘菊’文化。但亚洲国家却认为在将来的日本，军国主义遇到合适环境还会死灰复燃。” (22)因此，日方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态度，直接牵涉历史问题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影响。

　　从长远看，中日两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应当以和解为最终目标。中日之间选择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证来进行中日之间的历史对话与和解，应该是恰当的。在这一目标指引下，双方应加强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术性。“考虑到现存的各种证据和证言的性质，关于南京残暴行为在解释上的对立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消失，也许永远不能消失。” (23)所以，对于两国的历史学者来说，应尽可能摒除政治影响，突破立场身份的限制，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尽最大可能搜集整理各类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包括有可能是反证的史料，构建不同观点进行学术争鸣的自由空间。如果为了展开历史研究而建造一个建设性的框架，“对待南京残暴行为这样的战争犯罪，是有可能在历史学上存在共同的理解的。” (24)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学者还应加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国际性。仅仅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中日两国战争期间发生的一幕悲剧进行研究，或许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也不容易解开中日两国关系的死结。因此，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应该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长远的世界眼光，将南京大屠杀放置到人类文明史的范畴上进行讨论。“通过大屠杀事件做出的检讨，应该扩大为对各民族都有益的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反省。我们历史的检讨，不仅仅是为了对得起过去的一切受害者，更是为了未来的人类自救。”(25)唯有将南京大屠杀放入更大的语境中，中日两国才可以形成共同的历史认识，唯有形成共同的历史认识，南京大屠杀历史定论才能被中日两国共同接受，中日两国民众才能够“换位认识”，互相了解对方想法并交流沟通，真正意义上实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促进中日关系乃至世界和平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陈红民：《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②郭士杰：《日寇侵华暴行录》，北京联合书店，1951年版。

　　③(19)荣维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历史认识的异同——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学海·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④田桓：《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⑤洞富雄在此书的中文版后记中特别对书名进行了说明，在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派一般称南京大屠杀为“南京事件”，如洞富雄教授等肯定派一般称南京大屠杀为“南京虐杀”或者“南京大虐杀”，意义上基本与中文的“南京大屠杀”相吻合。

　　⑥[日]俵义文：《教科书攻击的深层》，日本学习之友社，1997年版，第32页。

　　⑦[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⑧⑨⑩侯涛：《日本多名大臣曾因“否定南京大屠杀”下台》，《环球时报》，2012年2月28日。

　　(11)《花花公子》，1990年10月号。

　　(12)《人民日报》，2012年2月23日。

　　(13)《参考消息》，2007年12月13日。

　　(14)王希亮：《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

　　(15)李恩涵：《再论南京大屠杀：中日关于南京大屠杀实际遇难人数之争》，《学海·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6)《人民日报》，1988年5月21日。

　　(17)朱成山：《我与东史郎交往的13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18)《现代快报》，2006年8月24日。

　　(20)据日本历史学者藤原彰教授研究称，经过多方努力寻找，参加南京战的部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战斗详报、阵中日记之类的公式报告保留下来。

　　(21)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

　　(22)Peter Li. The Search for Justice: Japanese War Crimies. New Brunsu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P240.

　　(23)(24)杨大庆：《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第163页。

　　(25)王家范：《从集体记忆的谬误中走出》，《史林》，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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