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摘要：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一、新四军危局的产生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战略重心北移计划的形成新四军的危局可以说自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日军的威胁，国民党方面的歧视与限制，都使新四军一直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

关键词：新四军;毛泽东;蒋介石;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民党;编审;军事;委员会;丛书

作者简介：

　　摘 要：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新四军的危局在反击皖南事变的斗争中被破解，构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关系向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变的关键。

　　关键词：新四军；战略重心北移；皖南事变；毛泽东

　　作者简介：王祖奇（1964—），男，江苏东台人，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王骅书（1956—），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教授。

　　长期以来，学界对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危局的应对研究颇多，成果丰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皖南新四军北移问题的研究还存在分裂现象。众所周知，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面多次要求皖南新四军北移，另一面又提出过“拖”的策略，部分学者依据前者认为，项英等新四军军部主要领导人没有坚决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要求，应对皖南新四军最后没有及时撤离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歼负责，部分学者基于后者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为最高决策者在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态度上不够坚定，应当对皖南新四军最后没有顺利撤出负责，两者各择对自己有利的论据，观点鲜明对立。还有不少学者虽然“超越”上述两种观点的对立，承认两方面的论据都有客观性，并认为对皖南新四军最后没有顺利撤出，中央和项英应共同负责，但是在他们的论述中，往往也只是对两种“责任”的论据分别进行了罗列，并没有探讨两种“矛盾”论据之间的内在联系，分裂情形依然如故。[①]再有，一些具有误导性的观点长期没有得到更正。有学者认为，皖南事变爆发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针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提出了“拖”的政策，是过分乐观地看待了蒋介石反共决心的结果，[②]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最初的军事、政治全面进攻立场转到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立场，主要是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建议。[③]这些观点难免意味着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关于新四军的最高决策上存在简单、应急与零碎的成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造成这些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对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应对新四军危局决策的整体研究。如对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决策的研究，往往过于以有利和不利于皖南部队的撤出为标准，忽视皖南局势其实是当时整个新四军危局的一部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针对皖南新四军的决策只能从新四军乃至全国的抗战全局出发。对于皖南事变发生后最初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应对策略的选择和调整，往往过于与当时紧张的斗争情境与细节相联系，忽视将其与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政策的延续性以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时所要参考因素的多面性结合起来理解。另外，忽视研究皖南局势在演变过程中军事与战略价值的动态性，即在不同时期皖南的军事与战略价值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策来说是不完全相同的，也是长期以来造成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应对新四军危局策略研究存在不足的重要原因。本文试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抗战全局观及国共关系的整体态势判断为基点，全面动态地考察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危局的应对决策与实施，以期加深对这一时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处理新四军危局决策的认识。

上一篇：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问题

下一篇：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