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领导人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在1968～1971年间发生了转变，即1968年初至1969年上半年，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谈判；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8月，从不干涉越美和谈转变为支持越南谈判；1970年9月后，态度鲜明地支持和谈。中国前后两种立场都引起越南的强烈不满。虽然中国没有以牺牲越南的利益来换得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且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条件下，仍给予了越南大量的无偿援助，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越南对中国的不满、疑虑与不安。在中美缓和与越美谈判的进程中，中越关系却不断恶化，这为后来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关 键 词：越南战争 越美和谈 中越关系

　　作者简介：邵笑，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

　　在越南战争期间，承受着巨大战争压力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很早就有了与美国谈判结束战争的想法，虽然越美之间都在不断地试探对方，①但和谈并无进展。一方面，在越南看来，美国一边升级越战，一边进行和平试探，显然没有诚意。另一方面，在中国态度的影响下，越南也不愿意主动做出实质性让步。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几乎整个60年代，中国都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和谈，这对越南的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对此，许多学者都有很深入的分析与论证。②虽然在东京湾事件③之后，莫斯科改变了对越政策，加大对越南的援助力度，苏联对越南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但中国的态度仍然是越南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直到1968年初，由于越南在“春节攻势”中遭到重创，这才促使河内最终下定决心，不顾中国的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河内的决定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这导致越南在和谈问题上一度动摇。不过河内最终还是坚持其既定政策，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两国关系。此后，由于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在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改变思路，不再反对越美和谈。中国的这一做法并未缓解中越矛盾，反而使河内怀疑中国会为了中美缓和而背叛越南。这为以后双方矛盾的激化埋下了伏笔。对于1968年之后的中国与越美和谈问题，由于缺少和谈方面的相关资料，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希望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一

　　东京湾事件之后，约翰逊政府迅速升级越战。然而，约翰逊在升级战争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以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尝试。早在1965年3月25日，约翰逊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能够取得光荣的和平，他准备在任何时间去任何地方见任何人。[1]4月7日，约翰逊又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强调美国在越南目标的有限性，重述他愿意与河内展开无条件的讨论，还表示愿意向越南提供经济援助。[2]这遭到河内的拒绝。4月8日，越南总理范文同在政府报告中阐述了越南的立场，要求美国无条件撤军，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越南问题。[3]越南的这一立场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4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约翰逊4月7日的演讲，认为约翰逊提出的“无条件的讨论”只是“新装潢，旧货色，其目的无非是要南越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而听任美国军队逍遥自在地留在南越，侵略干涉到底”。除此之外，“约翰逊演说的其余部分也全是强盗逻辑和谎言连篇”。[4]胡志明也于当年7月发表号召书，表示越南绝不妥协：“我们决心争取祖国完全的独立，争取人民的完全自由……即使要战斗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也坚决战斗到完全胜利。”[5]

　　美国的试探一直到1968年初都毫无进展。1968年1月31日，越南发动“春节攻势”，以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为主的近10万兵力同时进攻越南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越”)大部分城市，包括其首都西贡。从军事上来看，这次大规模进攻以失败而告终。解放武装力量遭到重创，阵亡约32000人，被俘5800人，而美军和西贡政府军只损失了3000多人。此外，民族解放阵线的基层组织在南越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30％的基层干部在“春节攻势”中伤亡，还有很多人被俘、退出或叛变。[6]由于南方力量遭到重创，越南加大了对南越的军事渗透，越南人民军逐渐成为越南战场上的主力军。

　　越南一直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战役，就像奠边府之战一样，毕其功于一役，迫使美国退出越南，④但“春节攻势”打破了这种想法。3月31日，约翰逊宣布，停止美国空军、海军针对越南的一切活动(不包括非军事区的临近地区)，并表示不再寻求连任。[7]河内于4月3日发表声明，同意与美国谈判。[8]得知消息后，周恩来立刻就此事询问正在北京养病的胡志明。令人惊讶的是，胡志明说他对此一无所知。[9]河内的决定让中国领导人非常不满。4月13日，周恩来在会见范文同时说，河内的声明是妥协退让，解决了美国的困难，“在世界人民看来，你们妥协了两次”，“越南同志太容易妥协了”。周恩来还要越南对和谈不要抱有幻想，“我们完全相信你们的作战经验，但说到怎么与美国人谈判，我们的经验大概要比你们多一些。”[10]4月17日⑤，周恩来向范文同强调，越南要准备打三年，即1968～1970年，要取得彻底胜利，“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行规模性战役”。[11]在两天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再次指出越南妥协退让，要放弃革命。范文同态度强硬地表示，越南会考虑中方的意见，然而，“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12]5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参加和谈的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时，又以朝鲜为例，再次告诫越南不要对和谈抱有幻想，甚至表示当初不应该签署日内瓦协议。[13]

　　中国的反对并没有改变越南的决定。5月13日，越南与美国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公开会谈。美国不愿承认民族解放阵线，所以要求召开双方会谈：美国、南越为一方，越南与民族解放阵线为另一方。而越南先是拒绝与南越谈判，继而试图迫使美国、南越承认民族解放阵线的合法性，竭力要求召开四方会议：美国、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南越各为一方。为此，双方展开了冗长而激烈的争执，谈判毫无进展。由于公开谈判效率低下，美国和越南在瞒着南越的情况下，于1968年9月8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秘密谈判。⑥

　　为了促使谈判取得进展，10月3日，越南外交部部长阮维桢指示越南代表团采取灵活政策，“从现在到(11月5日美国)总统选举这段时间，是让美国缩小战争规模的有利时机”。河内也同意越南代表团相机行事，并指示，只要南越承认民族解放阵线，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就可以举行四方会谈。[8](P.44)10月11日，按照河内的指示，在巴黎参加谈判的越南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与美方代表哈里曼举行秘密谈判。但10月13日，黎德寿就接到河内较为强硬的新指示：只有在美国停止对越南的一切军事活动，承认民族解放阵线，而且南越政府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越南才会同意召开四方会谈。[8](P.47)

　　河内为何突然改变指示，较为合理的猜测是河内受到中国态度的影响。为了鼓励越南继续战斗，中国同意给予越南多项无偿援助。6月26日，中国同意给予越南南方价值7000万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7月23日，中越双方签订援助协定，中国给予越南价值7.7亿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其中7.2亿元于1969年支付。接着，9月30日，中国同意1969年给予越南南方2500万美元外汇。[14]此外，中国继续表达反对和谈，要求越南继续战斗的意见。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独立2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15]10月6日，周恩来就越南要求派代表团访华一事，亲自起草致中国驻越南代办陈叔亮的电报，要他立即约见范文同，“告以中国党政负责人在十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10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再次表达了上述意见。[16]

　　此时从巴黎返回越南的黎德寿途经北京，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会见了他。黎德寿向陈毅通报了谈判情况，并请陈毅征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于和谈的意见。陈毅于10月17日再次会见黎德寿，向他转达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而提出的个人意见。陈毅说，越南接受四方会谈是再次失去主动权，是承认西贡政府而使民族解放阵线丧失合法性，“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你们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17]

　　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强硬立场并未对河内的政策产生根本性影响。黎德寿返回越南，就是为了说服河内改变其10月13日的指示。[8](P.48)河内很快便要求重新在谈判中坚持灵活性。10月20日，河内向越南代表团发出新指示：只要美国同意停止轰炸越南，就可以同意召开四方会议。“美国与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以及西贡政权改变其政策的要求并不是美国必须在达成任何协定之前接受的必要条件。”[8](PP.52～53)越南的新指示对和谈立刻起到推动作用。经过10月21日、26日的会谈，在31日的会议中，美国同意于当晚宣布停止对越南的轰炸，越南则同意于11月6日之后举行四方会谈。春水还在会谈中宣称，越南一直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而美方的宣言没有附加条件，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同意无条件停止轰炸。[8](P.61)虽然考虑到中国的态度，越南特别强调美国是无条件停止轰炸，但其政策已经有所变化。胡志明在11月3日的号召书中一改以往的语调，提出和平统一口号：“美帝国主义是非常顽固和狡猾的。它口谈‘和平’、‘谈判’，但仍不肯放弃自己的侵略野心……因此，目前我国全体人民的神圣任务就是，必须发扬决战决胜精神，决心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5](P.310)经过磋商，第一次四方会谈于1969年1月25日举行。

　　对于越南的做法，中国很无奈。11月13日、15日与17日，周恩来与率领越南代表团访苏回国途经北京的范文同举行了三次会谈。11月1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与范文同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16](P.266)17日，毛泽东会见范文同。在会谈中，毛泽东表示，很难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越南问题，“要把它(美国)谈走也很困难”。他要越南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困难，还要看到美国的困难。随后，毛泽东又提到了中国援越部队，“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尽管毛泽东说“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但是在他看来，谈判与打仗一样，“有时是要上些当的”。[18]此后，中国从1968年底开始分批撤回援越部队，到1970年7月，全部援越部队都已回国。[19]

　　二

　　1968年11月5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美国与越南一直纠缠于四方会谈的会场布置等琐事，并未涉及任何重要问题。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说：“这场程序性的争论直到1969年1月16日……到尼克松就职的那一天，还没有举行过一次实质性的谈判会议。”[7](P.237)实际上，在尼克松上任的第一年内，巴黎谈判并无重大进展。这一方面是由于新上任的尼克松需要时间制定政策并试探越南的态度，另一方面也由于1969年的国际环境并不利于越南进行谈判。就在3月2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完全破裂，这让整个冷战的走势为之一变。对于中苏冲突，越南感到十分担心。在3月22日与基辛格的会谈中，春水提到珍宝岛事件，并警告美国不要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歧来延长对越南的侵略战争。[20]对此，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这反而“使我们注意到我们之前尚未充分意识到的机会”。[21]

　　不过，珍宝岛事件并没有立刻改变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以及越美和谈的态度。3月15日，毛泽东在听取珍宝岛事件等情况汇报时提出，“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苏联来，南方各省要准备美国来。“[18](P.356)在冲突发生前几天的2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时，仍然认为谈判无法解决越南问题。周恩来说，巴黎谈判是谈不出结果来的。在战场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谈判桌上解决是不可能的。[16](P.281)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共九大于4月在北京举行。九大向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信函，“信中中国人表示支持越南南方的革命，并坚持必须用战争的方法来取得胜利”[22]。党代会期间，周恩来、康生会见了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在4月20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再次断言越南无法取得谈判的胜利，越南应该“在巴黎谈判上面少花一点外汇和官员们(的时间)”。李先念副总理在4月29日的会谈中对黎德寿再次强调，“最终胜利依靠战斗”，“胜利无法从谈判桌上获取”，要有彻底消灭敌人的想法。[23]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甚至做出最坏的打算：放弃大片领土，实行战略收缩，以空间换时间，发动人民战争。“要准备苏联占沈阳。把沈阳、哈尔滨、长春都让给它，我们准备住乡下……让给他们东北、华北、西北，让他们都去占领。给他们一点面子，要他们多进来一点，多占领一些地方，进来就好打了，然后慢慢地把他们吃掉。”[18](P.355)当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并不愿意出现这种最坏的情况，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开始转变思路，寻求与美国缓和，以对抗苏联。因此，中国逐渐对巴黎谈判采取不干涉态度。

　　中国政府在越美和谈问题上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中越关系也陷入低潮。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9月4日抵达河内吊唁，并于当晚回国。[15](P.538，P.319)三天后，周恩来会见参加胡志明葬礼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表示：“关于越南问题，越南继续抗战也好，搞巴黎会谈也好，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至于巴黎会谈，我们从来不过问，一则由于越南是主人，再则苏联插手了，我们更不愿参与。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13](PP.538～539)从周恩来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中国已不再直接反对越南与美国和谈。与此同时，中国仍给予越南大量的无偿援助。9月26日，中越双方签署援助协定，中国同意1970年给予越南价值4.7亿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14](PP.284～285)这个数字虽然比1969年要低很多，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仍是一项不小的开支。

　　8月4日，基辛格与春水举行了首次秘密会谈。由于会谈并无积极成果，迫于国内的反战压力，尼克松于11月3日发表讲话，呼吁“沉默的多数”支持他的越南政策。[24]尼克松的讲话激怒了河内，巴黎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在态度坚决的越南面前，美国不得不主动提出会谈要求。经过一番交涉，基辛格与黎德寿、春水于1970年2月21日、3月16日、4月4日举行了三次秘密会谈，但均无进展。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黎德寿所想的谈判就是他单方面提出要求，其实质是美国必须在很短的期限内撤走，以至西贡非垮台不可。”[7](P.446)

　　在谈判受阻的情况下，为了遏制河内对南越的军事渗透，3月18日，朗诺在美国的支持下在柬埔寨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3月21日，范文同秘密访华，周恩来与他举行数次会谈，讨论柬埔寨与印度支那问题。[25]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方对西哈努克表示谨慎的支持。[26]3月25日，周恩来就柬埔寨问题和印度支那局势致信毛泽东、林彪，告知西哈努克提出柬埔寨、越南、老挝三国四方发表反美联合宣言，中国准备借广州或南宁供他们召开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16](PP.357～358)柬埔寨问题暂时转移了中越之间的矛盾，中方的意见得到越南的支持。4月17日，周恩来与来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就东南亚及印度支那地区局势、“三国四方”会议、中苏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4月24～25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即“三国四方”会议)在广州郊区的从化温泉疗养院举行。周恩来于25日上午飞抵广州，与四方领导人会谈。[15](P.552，PP.362～364)5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和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行为，对“三国四方”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17](P.365)此外，为了表示抗议，中国连续两次推迟了中美华沙会谈。

　　但此时的中国政府并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5月11日，黎笋访苏后途径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自1964年以来，这是毛泽东首次接见黎笋。黎笋的态度十分恭敬，他说：“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对此，毛泽东表示：“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毛泽东接着说：“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27]

　　7月23日，周恩来会见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代表团。在会谈中，周恩来不再完全否定日内瓦协议，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他说：“签订日内瓦协议有好的一面，但也有缺点的一面。好的一面是越南北方取得了暂时的安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点是南越的战士撤到北方……当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签字；一种是美国不签，我们也不签。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商量，认为签字好。后来毛主席提到也可以考虑不签字。胡志明主席、黎笋、范文同同志都说还是有好处的一面多。现在看来，越南人民受了一段苦难，但也有好处，教育南越人民自动起来进行战斗，完全自力更生打出现在的局面。”[23](P.561)中国领导人对日内瓦协议态度的转变表明中国已认可了正在进行的巴黎谈判。

　　越南觉察到中国态度的变化。9月17日，阮氏萍在“三国四方”会议上宣布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八点和平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在1971年6月30日之前撤离南越；在西贡建立没有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⑦的政府。[8](P.153)就在阮氏萍提出八点建议的当天，周恩来在北京会见范文同。范文同特别解释了越南的外交斗争问题，他说，越南总是认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外交斗争是有效的。“我们认为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在南越取得军事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尼克松没有考虑过外交途径。”范文同说，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美军无条件撤军以及替换南越领导人，并不是新要求，其目的在于“我们想通过影响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把尼克松逼入绝境。这些要求的目的也在于支持南方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对他们会带来任何结果不抱有任何幻想”。对此，周恩来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要加强中越合作，中共会尽量帮助越南。[28]9月19日，周恩来再次与范文同会谈，这一次周恩来明确表态：“据我们观察，你们从外交斗争中赢得了经验”，他还赞扬了春水在秘密谈判中的表现。[29]

　　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由于中国之前反对越美和谈，范文同的话可能是在试探中方对和谈的态度。周恩来的讲话表明此时的中国已不再反对越美和谈。9月23日，毛泽东接见范文同时表示，世界大战不太可能爆发。对于巴黎谈判，“我看你们能够指导外交斗争，而且你们做得很好。谈判已经持续两年了。一开始我们有点担心你们会落入圈套。我们不再担心了。”“你们在战场上打得非常好。你们的外交斗争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给你们想要的。”此外，毛泽东还说：“美国人仍想到北京谈。这是他们提议的。他们说华沙不合适，而我们答复说，如果他们想来北京，就来吧。后来，他们不敢来。”[30]这可能是毛泽东在暗示，中国与美国有可能进行更直接、更高层次的谈判，而范文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31]为了消除越南对中国转变态度的疑虑，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无偿援越的力度。10月6日，中越双方签署援助协定，中方同意在1971年无偿援助越南价值12亿元人民币的物资与成套设备以及6000万美元的外汇。[14](PP.289～291)援助数额大大超过了1969年、1970年。

　　来自中国的压力消除之后，越南并没有因急于结束谈判而做出很大让步，反而在谈判问题上犹豫起来。谈判进展缓慢迫使尼克松不得不降低要求。10月7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首次公开宣布，美国接受原地停火。[32]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1970年提出的原地停火的决定暗示了1972年的解决方案。停火建议暗示了越南军队会留在南越”[7](P.974)，但尼克松的建议遭到越南的拒绝，和谈再度陷入僵局。一直到1971年5月底之前，越美没有再举行任何谈判。越南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

　　三

　　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迫使中国领导人转变思路，重新审视中美关系。而美国的战略收缩也使得中美缓和成为可能。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请他转达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态度。[33]而后，周恩来借助“乒乓外交”之机，于1971年4月21日正式写信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7](P.714)在与美国接触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原有无偿援助的基础之上，1971年2月15日，又与越国签署了1971年补充援助协定，中国向越南提供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补充援助。[14](PP.298～299)周恩来也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3月5～8日访问越南，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16](PP.441～442)

　　中方的举措并没有弥补中越间的裂痕，双方在对美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3月7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对黎笋、范文同说：“毛泽东同志曾对黎笋和范文同同志说过，越南同志知道怎么打仗，怎么谈判。我也对春水同志和阮氏萍同志讲，谈判进行得很好。我以前也有一些谈判经验，但现在我要向你们学习。”对此，河内并不满意。黎笋提出建立反美世界人民阵线，在周恩来明确表示不支持苏联加入后，黎笋又坚持由中国领导。周恩来表示，“在建立人民阵线去反对他们的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时间考虑”，而且在这一问题上，越南比中国“更具有有利地位”。[34]中国政府的态度让越南不满。在周恩来访越期间，黎笋对他说，从1939年起，中、朝、越就结成了统一战线。过去三四十年是这样，今后三四十年也将是这样。美国要打多少年就和它打多少年。“欧洲打一百年(百年战争)的还有嘛!”[25](PP.132～133)

　　3月25日，黎笋率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苏途经北京。5月10日，代表团返回北京。[15](PP.585，589，P.456)黎笋在北京期间，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越南提出的美国全面撤军、美国撤军时间表以及不得重组阮文绍政府等要求。如果美国不同意，“我们会坚决战斗”。⑧但中方的做法并没有打消越方的疑虑。对于中美之间的接触，越南方面有自己的解释：“之前，中国不同意越南同时进行边打边谈的政策，是因为中国自己内部有困难。既然已经实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权力得到巩固，而且有越南这张王牌，中国就想正常化与美国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考虑它自己的利益；美国向越南施加新程度的压力；现在，在更困难和更复杂的条件下，只有越南不得不继续与美国的战争。“[8](PP.167～168)

　　在美国的提议下，越南同意于5月31日举行秘密会谈，但河内显然没有诚意。对中美缓和持怀疑态度的越南担心美国打中国牌，更担心中国为了缓和中美关系而背叛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以恢复秘密谈判为掩护，开始策划另一场规模庞大的攻势。5月21日，苏联驻河内大使谢尔巴科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越南同志已着手积蓄力量，准备在1972年‘旱季’期间在越南南方开展广泛的攻势。这一攻势还正好安排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其目的在于‘推翻尼克松’，按照朋友们的想法，这定将为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协调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22](P.467)在5月31日的秘密谈判中，基辛格提出七点建议。[7](PP.1488～1489)而在6月26日的秘密会谈中，越南方面提出九点建议。[8](PP.178～179)7月1日，阮氏萍在四方会谈上公开提出七点建议，其主要内容与九点建议一致。[35]越美的建议除了南越政权问题之外，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已经基本一致。此外，这次越南只是要求美国“停止支持”西贡政府，并不是之前的推翻南越现任领导人。按照基辛格的话来说：“‘停止支持’盟友的含义很广，可以指撤出美军，一直到停止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或者甚至默认别人推翻盟友的行为。”[21](P.214)但越南的让步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与掩护，因为此时越南政治局已经做出决定：“在1972年赢得决定性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通过谈判，在失利的位置下结束战争，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战争延长，准备不屈不挠地加紧战争。”[8](P.181)

　　面对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对中美缓和充满疑虑与不安的越南决定通过一场新的攻势获得战场上的胜利，重现奠边府战役的辉煌成果。然而，越南于1972年初发动的“复活节攻势”再次以失败告终。这迫使越南重新与美国谈判，并最终通过谈判结束了越南战争。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中越两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当然，中越关系的破裂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在越美和谈问题上的立场，还牵涉到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的冲突等其他因素。此外，苏联在越美和谈上的态度也引起越南的不满，至于这为何没有引起苏越关系的恶化，则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四

　　综上所述，中国领导人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在1968～1971年之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8年初至1969年上半年，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谈判。第二阶段：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8月，从不干涉越美和谈转变为支持越南谈判。第三阶段：1970年9月后，态度鲜明地支持和谈。

　　越南战争期间，影响中越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中国在以何种方式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到珍宝岛事件之前，中国一直反对和谈，强调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越南问题，并希望越南站在中国一边，反对苏联。但这最终并没有阻止越南与美国谈判。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立场，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中国前后两种立场都引起越南的强烈不满。从事实来看，中国在中美关系缓和、鼓励越南和谈的同时，已经在极力寻求国家利益与对越国际义务之间的平衡，并没有以牺牲越南的利益而换取中美关系的缓和。此外，中国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仍给予了越南大量的无偿援助，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越南对中国的不满、疑虑与不安。在中美缓和与越美谈判的进程中，中越关系却不断恶化，为以后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中国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调整对美政策，本无可厚非。中国在调整对美政策的同时，并没有以牺牲越南的国家利益为代价，而且就越南自身而言，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符合越南的国家利益。但可惜的是，在这种本应是双赢的情况下，中越的矛盾反而大大加深，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如何在调整国家政策的同时，维护与传统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现在仍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从40年前的中越战略调整问题上，我们也许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经验教训。

　　注释：

　　①参见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54页。据美国官员统计，1965～1967年间，关于越美和谈的试探共达2000余次。George C.Herring，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Third Edition)，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 p.182.苏联也在越美试探中担任了中间人的角色。详见[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178页。

　　②中国对越南战争与越美和谈的态度，可以参阅李丹慧的《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http：//www.coldwarchina.org/DanganDetails.aspx? articalid=251，2011年5月19日；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潘一宁：《越南战争后期中越关系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Qiang Zhai，“Opposing Negotiations：China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1965～1968”，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8，No.1(Feb.，1999)，pp.21～49；Qi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1950～1975，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e，2000.

　　③据新解密的美国档案，当时的约翰逊政府故意隐瞒了东京湾事件的真相。见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网站，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32/index.htm.

　　④越南的这种战略思想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1～342页。

　　⑤文中凡引自威尔逊中心的档案，均未能与中文档案进行核对。

　　⑥目前无法得知中国是否从一开始便知道巴黎秘密谈判一事，但从此后的事件来看，至少越南对中国隐瞒了很多。

　　⑦阮文绍时任南越总统，阮高其为副总统，陈善谦为政府总理。

　　⑧“Discuss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Le Duan, 00/00/1971”, http: //www. wilsoncenter. org/index. cfm? topic_id=1409&fuseaction=va2. document&identifier=5034C765-96B6-175C-9721717AA5E29877&sort= Collection&item=The％20Vietnam％20(Indochina)％20War(s), 2011.08.21.这份文件缺少具体日期，所以无法判断谈话是发生在黎笋访苏之前还是之后。

　　参考文献：

　　[1]“130.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Viet-Nam, March 25, 1965”, in Lyndon B. Johnso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1965, 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p. 319.

　　[2]“172. Address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eace Without Conquest.' April 7, 1965”, in Lyndon B. Johnso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1965, I, pp. 394～399.

　　[3]《号召以胜利者的气概坚决击败美国侵略者》，《人民日报》1965年4月14日，第1版。

　　[4]《约翰逊打出新招牌贩卖旧货色妄想用“无条件的讨论”骗局使南越人民放下武器露骨叫嚷美国决不会撤退准备“一场持久的冲突”》，《人民日报》1965年4月9日，第4版。

　　[5]胡志明：《为了独立自由，为了社会主义》，越南外文出版社1971年版，第270页。

　　[6]William J. Duiker,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Seco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 295.

　　[7]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9, p. 237.

　　[8]Nhan Dan, 1968年4月4日，转引自Luu Van Loi, Nguyen Anh Vu,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Hanoi: The Gioi Publishers, 1996, p. 16.

　　[9]黄文欢：《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10]“31.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in Odd Arne Westad, Chert Jian, eds. ,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1998, pp. 123～126.

　　[11]“Discuss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04/17/1968”, http: //www. wilsoncenter, org/in- dex. cfm? topic_id=1409&fuseaction=va2. document&identifier=5034CCC4-96B6-175C-9E7935247F02CC38&sort=Collection&item=The% 20Vietnam% 20 Indochina)% 20War(s).

　　[12]“Discuss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04/19/1968”, http: //www. wilsoncenter, org/in- dex. cfm? topic_id=1409&fuseaction=va2. document&identifier=5034CCD3-96B6-175C-9ADB6C82F64A30AD&sort=Collection&item=The% 20Vietnam% 20(Indochina)% 20War(s).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21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6～283页。

　　[15]《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2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2页。

　　[17]“Discussion between Chen Yi and Le Duc Tho, 10/17/1968”, http: //www. wilsoncenter, org/index. cfm? topic_id=1409&fuseaction=va2. document&identifier=5034CD21-96B6-175C-9DAF353B89FA26B2&sort= Collection&item=The% 20Vietnam% 20(Indochina)% 20War(s), 2011.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5～348页。

　　[19]《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二评越南外交部关于越中关系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第1版。

　　[20]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p. 80; White House Years, p. 137.

　　[21]Henry Kissinger, Ending the Vietnam War: A History of America's Involvement in and Extrication form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p. 73.

　　[22]《No.01840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关于国际形势调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8月1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5页。

　　[23]“Discussion between Li Xiannian and Le Duc Tho, 04/29/1969”, http: //www. wilsoncenter. org/index. cfm? topic_id=1409&fuseaction=va2. document&identifier=5034CD60-96B6-175C-9A2711F564AC5E31&sort=Collection&item=The% 20Vietnam% 20(Indochina)% 20War(s).

　　[24]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p. 409.

　　[25]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26]“Discuss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03/21/1970”, http: //www. wilsoncenter. org/index. cfm? topic_id=1409&fuseaction=va2. document&identifier=5034CD70-96B6-175C-9A541E8A6B456C7D&sort=Collection&item=The% 20Vietnam% 20(Indochina)% 20War(s).

　　[27]“Discussion between Mao Zedong and Le Duan, 05/11/1970”, http: //www. wilsoncenter. org/index. cfm? topic_id=1409&fuseaction=va2. document&identifier=5034CDED-96B6-175C-98F6DE458848C82E&sort= Collection&item=The% 20Vietnam% 20(Indochina)% 20War(s).

　　[28]“51.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in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eds. ,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pp. 174～176.

　　[29]“52.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in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eds. ,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p. 176.

　　[30]“54. Mao Zedong and Pham Van Dong”, in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eds. ,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pp. 177～178.

　　[31]潘一宁：《越南战争后期中越关系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第96页。

　　[32]“335-Address to the Nation about a New Initiative for Peace in Southeast Asia”, http: //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2708&st=&st1=#axzz1VckjNa00.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2～594页。

　　[34]“55. Discussion between Zhou Enlai, Le Duan and Pham Van Dong”, in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eds.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p. 178.

　　[35]0612-119th Plenary Session, July 1, 1971, pp. 5～12, Transcripts and Files of the Paris Peace Talks on Vietnam, 1968～1973, Reel IX.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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