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社会各阶层、团体纷纷发动抵抗纳粹政权的活动。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市民—军人抵抗集团发动的刺杀希特勒的“7·20”事件，被认为是德国抵抗运动的唯一象征。事实上，德国共产党曾经领导了本国规模最大的抵抗运动，为动摇纳粹的反动独裁统治，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德共抵抗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从纳粹1933年初上台到1938年夏的苏台德危机。1933年1月30日，德共获悉希特勒即将上台的消息后，当即表达了坚决反对的态度，指出希特勒内阁是“对德国工人阶级最残酷、最赤裸裸的宣战”，并号召全国各条战线、各个组织的工人群众“立刻开始全国总罢工，反抗法西斯独裁”。希特勒上台后，迅速建立了恐怖独裁统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德国共产党领导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抵抗斗争。

　　至1934年，柏林地区的共产党仍保持着庞大的地下组织网络。它拥有一个领导机构，下辖29个区县、363个街道、69家企业的基层党组织。不仅如此，共产党还领导着该地区的共青团组织，以及拥有4500名会员的各类工人体育运动协会。以柏林为中心，德国各地的共产党人开展了最为积极、主动的抵抗活动：他们有的抛撒传单，揭露纳粹的黑暗统治；有的毁坏机器，破坏纳粹的军备生产；有的向苏联提供秘密情报等。根据盖世太保1937年的秘密统计材料，这一年纳粹当局共起获“非法”政治煽动宣传品927430份，其中70%是德共印制、散发的宣传材料。德共的抵抗有力地动摇了纳粹的反动独裁统治。

　　纳粹视德共为眼中钉、肉中刺，采取了残酷镇压、无情打击的措施，妄图根除共产党，德共因此蒙受了最为巨大、惨重的损失。以1938年的情况为例，9月份，纳粹当局共抓捕了611名反纳粹人士，其中共产党人占53%，社会民主党人占7%；10月份，纳粹抓获了1630名反纳粹人士，其中共产党人占41%，社会民主党人占5%。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大约有15万德国共产党人被捕，约占1932年德共党员总数的一半，约2万名左右的德共党员被杀害，占德国所有被纳粹杀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半数以上。

　　除了以德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抵抗运动外，这一时期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市民—军人精英和基督教会的抵抗活动，但无论是从立场的坚定性，还是从组织的规模，或从行动的影响来看，都无法与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等量齐观。市民—军人的抵抗活动尚处萌芽阶段，仅仅对纳粹政权发出了微弱的不满声音。

　　德共抵抗运动的第二阶段是从1938年夏纳粹准备吞并捷克苏台德地区，到1943年初纳粹在斯大林格勒战败。这一时期德国各地共产党人纷纷成立了独立的抵抗小组，他们彼此呼应、相互扶持，开展了持久的抵抗斗争。其中较著名、影响较大的有：柏林的罗伯特·乌利希领导的抵抗小组，鲁尔区的乔治·莱希莱特领导的抵抗小组，莱比锡的格奥尔格·舒曼领导的抵抗小组，汉堡的弗兰茨·雅各布领导的抵抗小组，图林根州的奥多尔·诺依鲍尔和马格努斯·波泽领导的抵抗小组等。这些抵抗小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抵抗活动。例如，柏林的罗伯特·乌利希小组在德国通用公司、西门子公司等22家大型企业中建立了反法西斯地下支队。又如，柏林的泽夫科-雅各布-贝斯特莱因小组同军队中的反法西斯分子建立了联系，策反德军军官，鼓励他们向苏联投诚。再如，柏林的赫伯特·鲍姆工人小组对纳粹进行了火攻的行动。1942年5月，纳粹在柏林的皇家花园举办了题为“苏联天堂”的反苏宣传展览，该小组纵火焚烧了展览场地。

　　与此同时，市民—军人的抵抗集团也悄然发展起来，在组织上出现了若干小团体，思想上则呈现出反议会民主的保守主义特征。他们的抵抗活动仍处在密谋发酵的阶段。

　　德共抵抗运动的第三阶段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一直到纳粹帝国的彻底灭亡。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红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流亡中的德共中央也更加活跃起来，德共抵抗运动的重心和亮点也随之发生了转移。1943年7月12日-13日，在德共中央委员会的倡导下，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于莫斯科近郊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成立。这是第一个由德共领导的、全德范围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组织。委员会发布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告国防军和德国人民的宣言》，提出了“反对希特勒的战争”“立刻实现和平”“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等一系列大快人心的口号。委员会拥有自己的机关报《自由德国》，还设立了“自由德国”广播电台，一日多次地进行宣传广播。在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强大思想攻势下，到1945年初，共有4000多名德军官兵反戈一击，加入到反法西斯阵营中来，其中包括1名元帅、51名将军、40名上校、约150名少校和约400名上尉等。德共为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一时期，市民—军人的抵抗活动也走向高潮，他们刺杀希特勒，制造了震惊世界的“7·20”事件，最后政变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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