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将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攻不破、打不垮的坚强堡垒，不但有效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且在战略上牢牢牵制住了侵华日军，使敌后战场逐渐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4—1945年是中国敌后战场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时期，也是日本对中国敌后战场的“治安战”走向彻底失败的时期。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计划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的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一号作战”，这就必然减少对中共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的兵力，从而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机。日本对中共敌后战场“治安战”的失败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将日本拖入持久战泥潭而不能脱身，导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走向失败。

关键词：敌后战场;日军;治安;抗日根据地;日本华北方面军;八路军;中国共产党;抗战;中共;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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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开辟的。敌后战场自开辟之日起，就被日本当局和侵华日军视为心腹大患，实施了欲置之于死地的灭绝政策。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将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攻不破、打不垮的坚强堡垒，不但有效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且在战略上牢牢牵制住了侵华日军，使敌后战场逐渐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透过战时日本档案资料和战史资料，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敌后战场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敌后战场的形成和壮大（1937—1940年）

　　1937—1940年是敌后战场开辟、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侵华日军为维护占领区的“治安”，发动了以敌后战场为目标的“治安战”，其重点是华北地区，百团大战后扩展到整个敌后战场。

　　“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先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37年末，华北、华东的大片领土和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共应进行以游击战为主体的持久战。按照游击战方针，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6个抗日根据地，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抗战，一开始便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1937年12月2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方面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就把对八路军进行“讨伐”列入作战计划。从1938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肃正作战”。据日本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旅团直属第三大队作战主任田副正信少佐回忆，该旅团1938年4月在河北涞源、灵丘等地对八路军进行“肃正作战”，一年间进行了50次作战，“我军屡次讨伐，土匪被消灭了，但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步扩大。”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回忆说，1938年秋，日军华北占领区“治安恶化”，尤其是共产党军队以山西省山区为根据地，“巧妙地开展游击战，在日军防守的缝隙中猖狂地扰乱治安”。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从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八路军已成功地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入日军后方的一把利刃。

　　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准备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这里所谓的“治安地区”，主要是指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治安肃正要纲》，计划从1月至10月分3期进行。在制订计划时，日军还比较注意占领区内国民党残余军队的存在，到第三期“肃正作战”中就完全将重点指向了八路军。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在给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363号》命令中提出：“大本营的企图是希望迅速处理中国事变。”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拥有24个师团、1个骑兵兵团，其中14个师团即56％的兵力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表明日本对华作战重点开始向敌后战场转移。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百团大战。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相当的时日和巨额经费才能恢复。”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也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百团大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以治安第一为基调”“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灭中共势力”。由此表明，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也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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