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 1929年 2月 4日至9日一周内，该部审阅中西报纸1200余份，各种定期刊物70余册，传单121种[5]。据不完全统计， 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陈望道、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蒋光慈、周扬、洪灵菲、巴金、冯雪峰、钱杏邨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10]。仅据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取缔社会科学书刊一览表》的记载，从1929年到1936年，就查禁、查扣了社会科学书刊652种，其中注明“共产党刊物”的391种，因“共党宣传品”、“鼓吹阶级斗争”等原因被禁扣的38种，二者合计429种，占总数的65.8%。[9]张克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J].出版史料。

关键词：国民党;刊物;审查;鲁迅;查禁;出版;文学;宣传;文艺;伪装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面对国民党编织的严密文网,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利用一切办法,如通过形式的伪装和向中立甚至国民党报刊渗透,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宣传策略

　　[中图分类号]K25;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4)08-0106-08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1](P697)。究其缘由,这固然是当时社会客观环境使然,同时也与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密不可分。面对国民党严密的文化围剿,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运用一切办法,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一、严密的文网

　　1927年南京政权成立后,国民党就确立了一元化的宣传方针。为此,国民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条例,要求“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党部宣传部的审查”[2](P397),“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之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3](P58)。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文化界编织了一张密网,严格钳制思想舆论。

　　根据这些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服从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例如,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了各种宣传品的审查范围、手续、标准等,对“反动宣传品”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相应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等为“反动宣传品”;对这些宣传品,审查后将予以“查禁封查或究办之”[3](P74-75)。

　　在此期间,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审查愈来愈严,并逐步从事后追惩转向事先防范。1930年12月颁行的《出版法》,要求“其内容涉及党义或党务者,并应以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3](P81)。这说明此时实行的尚是一种事后审查,且范围也有所限定。而1934年6月颁布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则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均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4](P525),控制显然更加严苛。为加强审查,国民党中宣部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凡是报纸的电讯和稿件,由中宣部审查处审理;凡是图书杂志的原稿,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理;如果是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些机构都属于中宣部,在各省市设有分处或分会。1935年,内政部又申明:上海市出版物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其余各地则由内政部审查[3](P245)。同年,国民党又成立了独立于中央宣传委员会之外的中央新闻检查处,专事管辖全国各地新闻检查机构。

　　当时,这些审查机构的工作量十分庞杂繁重。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1929年2月4日至9日一周内,该部审阅中西报纸1200余份,各种定期刊物70余册,传单121种[5]。越一周,其工作量又增加到审查中西报纸1500余件,各种定期小册子60余册,传单23种[6]。到了专门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他们的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仅4个月就“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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