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政府通过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掌控舆论，控制国内产业团体、国民组织，掌控生活必需品等方式，把国民卷入战争体制，纳入支持侵略战争轨道。战争的长期化固然给日本国民生活带来了困难，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下降，也确实引起一些国民对政府的不满，出现了各种厌战的“流言蜚语”；另一方面，在举国体制下，日本也出现了空前的战争狂热，国民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国”情，支持军队“膺惩”“暴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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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作者：史桂芳

　　原文标题：日本国内战争狂热的表现及成因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历史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2016年第1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洲主义的演变与中日关系研究”(12BSS007)、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合作共同发展基本经验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中心的考察”(12KDB030)阶段性成果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政府通过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掌控舆论，控制国内产业团体、国民组织，掌控生活必需品等方式，把国民卷入战争体制，纳入支持侵略战争轨道。战争的长期化固然给日本国民生活带来了困难，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下降，也确实引起一些国民对政府的不满，出现了各种厌战的“流言蜚语”；另一方面，在举国体制下，日本也出现了空前的战争狂热，国民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国”情，支持军队“膺惩”“暴戾”中国。

　　日本国内出现“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战争狂热，有着比较复杂的原因。首先，近代以降，日本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天皇制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思想。其次，日本政府控制舆论，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使国民无法了解战争的真相。日本政府控制的报纸、广播等主要媒体大力向国民宣传所谓国内即战场，国民即战士的纯战时观念，要求国民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作军队的后盾。再次，通过基层组织控制国民的言行，统制国民的生活物品，强行将国民生活纳入法西斯体制之中。日本实行生活必需品票证供给制度，票证的发放掌握在邻组、町内会、部落会等基层负责人的手里，这些基层组织被政府控制，参加者要参与“兴亚奉公”、慰问军属、募捐等活动，实际上就等于胁迫国民支持战争。而国民中的反战组织、反战活动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目标，难以形成规模，不可能形成与政府分庭抗礼的态势，这也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出现“举国一致”现象的重要原因。

　　对于日本国民与战争关系的思考，笔者以为：一、战争期间日本国内“举国一致”的战争狂热是日本政府一手导演的，日本国民当时不太可能知道战争的真相，他们也是战争受害者。二、日本国民被卷入战争体制，支持、参与了侵略战争。这是中日战争持续14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应该反思其“加害”责任。三、通过日本国民与战争的关系，可以看出媒体、舆论的重要作用。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媒体人价值观对读者有引导作用。总之，我们研究日本民众参与、支持战争的实态，并非战后日本政府的所谓“一亿总忏悔”，以大家都有责任，结果谁都不承担责任来推卸战争罪责，而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从更广泛的视野认识中日战争，认识中日战争持续14年之久的复杂因素，更好地反思历史，汲取教训。（刘远舰/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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