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随着冷战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美国更加关注亚非拉国家第二、三代青年领袖的重要作用。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政府着手整合各部门各自推行的争取第三世界青年领袖的项目，并最终完成了“青年领袖项目”的政策规划和机构建制。同美国心理战的总体战略目标一致，“青年领袖项目”亦致力于赢得目标群体，使其选择亲美反共的道路，并影响其所在国家的政治走向。尽管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青年领袖项目”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并未见明显成效，但美国对第三世界青年进行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灌输活动，最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道路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 键 词：青年领袖项目 心理战 第三世界 潜在领袖

　　作者简介：张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媒体曝光了中央情报局(CIA)通过资助等手段，长期渗入美国国内学生组织与国际青年运动中的丑闻。此事成为继“猪湾丑闻”之后中情局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风波高潮中，《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平卡斯撰文，回顾了自己受中情局资助参加国际青年会议的经历。在他看来，无论是1959年在维也纳举办的“青年节”，1960年夏在阿克拉(Accra)举行的“国际青年会议”，还是1961年印度发起的青年政治集会，都在事实上成为两种思想、两种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战场。同样一目了然的是，双方拼命争夺的“战利品”是一个特殊群体——第三世界的潜在领袖。“参会的是大量来自亚非拉的青年和学生，他们在未来注定会在各自国家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①。

　　事实上，自冷战肇始，美国政府就启动了旨在争取和赢得第三世界潜在领袖的心理战和宣传战，中情局的活动不过是根枝庞大的“青年领袖项目”②的一部分。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完成了该项目的机构和制度建设，并形成了完整明确的针对第三世界的“青年政策”③。

　　一

　　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无论是“杜鲁门主义”还是被视为美国冷战战略指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都明确将冷战界定为“两种敌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即共产主义与自由”④。美国心理战部门出于国内政治和反击共产主义的双重需要，往往夸大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它们不断强调“共产主义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35年的努力，对贫困群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⑤；虽然美国已经加强了宣传活动的规模，“但共产主义集团的宣传活动仍然数倍于我们”⑥。随着冷战的地域性扩展，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在欠发达地区“野心勃勃的宣传与文化活动”充满警惕，担心共产主义国家会利用当地人普遍的不满情绪，煽动推翻美国支持下的“友好政权”⑦。

　　在冷战逐渐向第三世界扩展的过程中，青年群体本身具有的一些特质使其成为美国冷战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首先，从年龄阶段来看，在某种程度上，“青年决定着历史的进程”。第三世界国家未来的领袖必定会从青年中产生，“特别是对于亚非新兴国家来说，青年代表着向恶或向善的巨大潜在力量。美国与这些国家的未来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些领袖的态度来决定”⑧。其次，从性格特征上看，青年人有理想主义、不成熟、激进、缺乏经验、鲁莽、好斗、好奇心强，对自己生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有不满足感等共同点，这使其“极易受共产主义操纵”⑨。最后，第三世界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赋予青年问题以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三世界新成立的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政治体系尚不成熟，具有领袖潜质的人员缺乏，政权经常变更。这就使得，一方面，许多国家现任和未来的领袖都非常年轻，如坦噶尼喀外长奥斯卡·坎伯纳(Oscar Kambona)、中非共和国总统大卫·达科(David Dacko)和刚果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卢蒙巴。为了保证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美国“有必要向潜在的青年领袖灌输正确的知识和观念”。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为争取外交主动性，避免突发政治危机引发外交困难，美国又必须“不能仅与那些执政但通常短命的政府打交道，还要渗透并寻求影响将会产生新的领袖和‘下一届政府’的社会阶层”⑩。此外，一些国家个案也给予美国政府更多的启示。如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在考察东南亚国家后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传统，在东南亚新独立国家中，知识青年通常有着与其人数极不成比例的影响力。(11)换言之，将美国的政治外交努力放在青年群体身上，会比关注其他社会群体得到更多的回报。

　　应该说，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特别是其执政末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赢得独立并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美国政府已经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年领袖以较多关注。在美国国务院“人员交流项目”的支持下，远东地区的学生领袖、青年劳工领袖、农业领域的青年领袖大批受邀访美。国务院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中，也有一个专用于劳工、政府与法律界青年领袖的特别计划。(12)上述项目的目的是让这些青年领袖亲身体验美国社会，感受不同社会间的差异，进而把美国的经验学以致用；在更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借助自身影响力，引导海外公众舆论。(13)此外，负责海外宣传活动的美国新闻署通过出版发行新闻公告、小册子、宣传单，组织各种展览、电影、广播和文化活动，开办信息中心，举行图书展览会和图书翻译项目等，向各国青年领袖施加影响。其目的是“反击共产主义导向的宣传活动”，促使这些青年所在国家与“自由世界”(14)结成更为合作和紧密的联盟。(15)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毫无疑问地参与其中。如前所述，中情局通过提供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进行活动的情报，通过渗入国内外的学生组织和国际青年活动，为争取第三世界青年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完成“青年领袖项目”的系统构建。其一，没有确立国家层面统一的“青年政策”，即有关目标群体、使用手段和政策目标等的详细规划；其二，没有统一的执行机构，缺少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虽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行动协调委员会”(16)，全面负责心理战的设计、实施与协作，但在青年问题上没有很好的体现。此外，这一时期美国“青年领袖项目”的重点仍在苏东国家和所谓“自由世界”国家，(17)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年没有充分重视。

　　二

　　肯尼迪即任初期，美国政府在心理战层面强化了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活动，但未把注意力即刻转向青年群体。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职的官员在回顾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时，普遍认为政府的努力不够。如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其致斯普拉格委员会(18)的建议报告中强调，“我们应当增强识别新成立国家潜在青年领袖的努力，鼓励其进步，并确保其忠诚于西方观念”。(19)国务院的小肯尼思·杨向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的罗斯托提供政策建议时认为：美国应该“推敲出一整套的新理念和新手段，用于催生、武装并支持这些过渡社会中的第二、三代领导者及有才干者”(20)。

　　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是“青年领袖项目”最终确立的推动力量。1962年初，罗伯特·肯尼迪访问亚洲，在那里，他异常吃惊地注意到“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共产党精英，在每个国家的大学、学生群体、劳工组织和知识分子中的出色活动”(21)。访问归来后，罗伯特·肯尼迪立刻建议“对青年人这一目标群体给予新的关注”(22)，并得到总统肯尼迪与国务卿腊斯克的支持。

　　1962年4月，在腊斯克“重视青年”构想的总体指导下，美国对“青年领袖项目”的全面规划正式启动。为争取并赢得第三世界青年领袖，首要的任务是完善“青年领袖项目”的机构与建制。在美国政府上层，一个“部际青年委员会”(以下简称IAYC)组建起来。该委员会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国防部、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和平队(23)与白宫的高级官员组成，由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任主席。(24)IAYC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为重要的青年政策制定、执行与协调机构。总统肯尼迪曾肯定地说：“IAYC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们接近海外青年人并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是极其重要的。青年领袖项目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驻外使团，都是高度优先性的活动。”(25)

　　在青年政策方面，“部际青年委员会”固然是一个创举，但为协调某一具体工作而在政府各部间成立部际委员会并不为奇。事实上，“青年领袖项目”真正令人瞩目之处是其在海外驻地各基层青年委员会的构建，以及这些基层机构扎实而有效的工作。IAYC成立后，很快就“可以用来在海外推行青年领袖项目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评估。二战以后，美国在海外急速扩张，其驻外机构和人员成倍增长。常驻第三世界国家的有各使领馆外事官员、国际开发署技术人员和项目官员、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的驻外人员、军事援助顾问小组(MAAG)官员和军事随员，还有和平队的庞大队伍，都可予以利用。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在每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组建了国家团队(Country Team)，一般由驻该国大使负总责，就一些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松散的协作。(26)IAYC以此为基础，组建了驻地青年委员会，进而任命青年领袖项目协调人。根据IAYC指导文件，青年委员会的核心任务是：确保驻外使团在实施所有的项目和活动时，把青年或未来领袖因素考虑在内。(27)

　　“部际青年委员会”的另一项任务是制定一个完整而明确的“青年政策”，以便于指导自上而下两级青年委员会的工作。事实上，此前各相关机构都曾出台有关青年政策的指导原则，IAYC遂综合各方意见，形成一份具有政策指南性质的报告。关于“青年政策”的目标，文件规定：美国必须“获得对发展中国家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的绝对影响力，促使其通过民主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在此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美国预见到其将遭遇来自共产主义的竞争，因此，美国应当“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挫败并破坏共产主义的进攻”。关于“青年政策”的目标群体，文件规定：“青年”并非特指年龄，而是指那些处于领导层之下、但有望成为未来国家领导者的潜在领袖。这样的领袖最有可能在大学和知识界、劳工和商业部门、政治圈和武装部队，以及其他专业部门产生。关于青年领袖项目的行动步骤，文件设计了一个分三步走的完整方案，即：确认和识别潜在领袖，接触和培养他们；最终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观念。(28)

　　这份名为“重视青年——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的报告，经历了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政府过渡，并得到后者的批准。国务卿腊斯克后来总结“青年政策”的重要性时说：“我们都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快速的、有时是暴力的变革：青年人，单独或作为群体，对当前重大事件有强大的冲击力。……我们必须做出更大努力，以识别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并对其态度和行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此事比我们传统外交要应对的事务重要得多。”(29)

　　三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政府高层的直接关注下，美国完善了对第三世界“青年领袖项目”的政策规划和机构建制。任务下达之后，美国政府成员和IAYC官员不断到驻外使团进行视察，借以“强调对‘重视青年’计划的持续关注，并推动其继续努力”(30)。应该说，美国针对第三世界的“青年领袖项目”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和运行动力。然而，从政策实践来看，识别、接触乃至影响第三世界潜在领袖的工作异常艰难，其过程充满不确定性、矛盾性、敏感性和政策风险。

　　作为项目的起步环节，定位与识别潜在的青年领袖显得尤为困难。驻地青年委员会认为，一般来说，未来领袖会从大学生、劳工、军队及政府的下层梯队中产生，但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都有所不同。在亚洲，知识青年、特别是学生成为未来领袖的可能性要大。美国可以通过国际会议、政治集会或其他活动中青年的表现来识别出潜在的领袖。然而，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亚洲青年学生对上一代掌权者往往充满轻视和憎恶，因此又容易受到当权者的打压。(31)在拉美，由于“西班牙遗留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的封建性质”，大学在政治思想的构建中有极其重要的责任，但领导权总是为一小撮社会精英所控制。(32)在非洲，识别青年领袖的工作更加复杂。很多情况下，政治领袖往往产生于社会底层，青年知识分子则缺少底层民众的支持。1968年初，副总统汉弗莱(Humphrey)访问非洲九国，忧心忡忡地看到非洲的青年领袖往往是汤姆·姆博亚(Tom Mboya)(33)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而“当地使团对于如何接触这样的青年人，如果培养能够与美国站在一起的下一代非洲领袖，几乎无所作为”(34)。概言之，在定位青年领袖问题上，美国面临的问题是：难以识别；识别出来的潜在领袖可能因政治因素被打压；识别出来的潜在领袖可能不愿与美国接触，或本质上就是反美主义者。

　　与识别青年领袖密切相关的下一环是接触与培养潜在的领袖人物。由于上一环节面临种种问题，驻地青年委员会认为，虽然没有办法精确定位未来的领袖人选，但另一种可行的方式是确认可能会产生领袖的群体，并针对该群体展开行动。(35)“青年领袖项目”的目标群体由此出现无限扩大化的趋势。同时，参与项目的官员认为，为避免引起反感，接触潜在领袖最有效的方式是私人的、面对面的交往。通过交流、接触、座谈，通过共同活动，甚至通过夫人俱乐部，自然而然地展现美国的民主形象，并向青年领袖传递诸如“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如何树立现实主义目标”这样的观念。(36)扩大化了的目标群体和“公共外交”式的接触方式，使驻地青年委员会出现严重的人员不足。原本，和平队及其庞大的海外志愿者团体是被包括进“青年领袖项目”中的。1966年8月，约翰逊政府重申，和平队应当在“青年领袖项目”中与外交使团积极合作。(37)然而，和平队的负责人却对此表现出畏难情绪，在他们看来，和平队有完全不同的使命，如果和平队向政府其他机构透露信息的任何做法被泄露出来，会引发极大的政治问题。(38)更重要的是，60年代中后期，美国青年亦处于政治不满与社会反抗当中。副总统汉弗莱感慨，和平队中的美国青年对美国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更不用说宣传美国的伟大经验了。(39)

　　除了接触，如果一个青年或青年群体被认定为有发展潜力，美国政府还要“使用所有可行的手段培养他(们)”。通过提供旅行经费，邀请其访美，帮助其在党派或国家获得更多威信；通过想其所想，急其所急，为其积累成为领袖的资本，如对私人计划提供贷款、训练、军事援助，或者进行社区发展或双边研究中心等合作项目；通过鼓励地区间未来领袖的交流访问与观点交换，使其分享有价值的经验，并赢得额外的威信；甚至可以通过隐蔽行动，为其提供所需要的帮助。(40)

　　“青年领袖项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对第三世界的未来领袖施加影响，使其抵制共产主义的宣传，坚定地与西方国家站在一起。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努力持续而规模庞大，种种手段和措施难以备述。从国家层面来看，1961年和1966年美国国会分别通过两个法案，即“共同教育和文化交流法案”(41)与“国际教育法案”，为发展针对第三世界未来领袖的教育和训练项目提供了法律依据。(42)这一时期，“青年领袖项目”不断扩大。如致力于“加强非洲潜在领袖与美国人民和机构之间交流”的非洲子项目，仅1964财年就新增517个名额；青年领袖项目中还有专为非洲国家有领导潜力的难民学生提供训练机会的子项目，该项目资助的人数于三年间增长了三倍。(43)从基层角度来讲，美国各驻地青年委员会对青年领袖项目的关注与重视程度不尽相同，但均按照“青年政策”指示的方向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这些行动累加起来的规模堪称宏大。(44)

　　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对“躁动不安的青年”(Restless Youth)，或者说对学生运动的关注，使“青年领袖项目”偏离了原来的轨道。1967年初，受国内和国际学生运动困扰的约翰逊总统指示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就世界范围的青年和学生运动提交评估报告。这份长达两百多页、名为“躁动不安的青年”的报告于1968年秋完成，(45)并引发美国政府内部的激烈争论。报告促使约翰逊政府做出决定：必须密切监视学生运动的形势，“毕竟，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与这些影响未来的重要因素脱离联系而引发的危险”(46)。政府高层注意力的转移和国际政治现实也影响到了各驻地青年委员会。1968年，应副总统汉弗莱和国务卿腊斯克的要求，各驻外使馆就各自实施青年领袖项目的情况和青年领袖项目的优先性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各驻外使馆给予青年领袖项目的优先性普遍降低；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青年领袖项目更因受制于驻在国国内政治形势和越战等国际因素而难以开展。在其后召开的IAYC会议上，来自国务院的代表埃文斯(Evans)特别提示，“青年领袖项目”和当前的青年抗议运动是两回事，希望各驻外使馆加以区分。而同样来自国务院的鲁滨逊(Robinson)则建议，应当根据新的环境因素，重新评估当前争取青年努力的框架。(47)然而，由于约翰逊任期将满，这些争论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四

　　应该说，“青年领袖项目”只是冷战时期美国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全面意识形态灌输的一个片段或一小簇枝叶。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宣传战和心理战，肯尼迪之后所谓的文化外交或公共外交，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美国冷战意识形态战的一部分。美国官方文件中关于“意识形态战”的界定是：它是针对美国以外受众的持续活动，主要指向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中当前的和潜在的领袖；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和案例，向以其为导向的广大民众施加影响。其目的是确保对“自由世界”体制与原则的系统性理解，并拒绝一切“否定自由表达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思想或其他意识形态”(48)。由此可见，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等观念，不过是一种美国式意识形态，“是对第三世界民众进行洗脑的工具”(49)。

　　肯尼迪继任美国总统后，为了与其打造的“新边疆”政治形象相配合，开始宣扬文化外交理念，竭力撇清“情报宣传”和“文化教育”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50)，包括“青年领袖项目”在内的文化外交活动，其意识形态灌输色彩仍然非常鲜明。腊斯克曾总结说，“60年代开始，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种美国认同的世界秩序，在其中，对第三世界的改造尤其重要”。他同时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击共产主义是建立新世界秩序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正以自己的方式塑造共产主义模式的世界秩序”(51)，从而对美国构成了直接威胁。同样，“青年政策”文件指南亦写明：美国只有对第三世界青年领袖施加“绝对的影响”，才能使其仿效美国式发展道路，在自己国家实施民主与社会改革，进而“挫败并破坏共产主义的进攻”(52)。因此，对于“青年领袖项目”来说，输出美国意识形态与反击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合而为一的。

　　对诸如“青年领袖项目”这样名称不断变更，但实质皆为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各种心理战项目进行得失评价非常困难。一方面，无论是文化、价值观，还是意识形态，都很难予以量化考察；另一方面，青年领袖项目的目标群体很少留下其如何回应美国宣传的记录或文字。不过，我们仍可依据美国“青年政策”预设的目标，结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实，对“青年领袖项目”的实施效果加以分析。

　　从短期来看，“青年领袖项目”在20世纪60年代末遭遇挫折，其失败是明显的。一方面，越南战争导致世界反美学生运动勃发。受国内国际学生运动的影响，“青年领袖项目”的推行在约翰逊执政末期变得日益艰难。“青年政策”的目标亦发生严重偏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监视和控制青年及学生运动的工具。另一方面，“青年政策”预设的争取第三世界潜在领袖的目标受到干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甚至走向其政策的反面。当美国政府源源不断地将第三世界青年带到美国，希望其接受美国文化熏陶时，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思想大反叛的洪流中。许多第三世界青年精英在美国大学学习，带回了全新的文学、音乐和时尚观念，同时也带回了反文化的思想和潮流。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最能激励青年精英的英雄形象，一个是切·格瓦拉，另一个则是美国的“嬉皮”反叛者。(53)

　　“青年领袖项目”在约翰逊政府末期的失败，与那个时期的背景，特别是与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浪潮密切相关。在剧烈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模式并不为第三世界认同，甚至面临着许多的政治尴尬。首先，“青年领袖项目”面临反共产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两难选择。在非洲大陆和亚洲的相当部分地区，当地人同传统的殖民主义斗争仍在继续。有些传统殖民势力虽然撤走，但留下了其扶植起来的、严重依赖前宗主国的傀儡政权。美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未来的潜在领袖可能就产生于反政府力量中。因此，“青年领袖项目”的一部分努力就是与这些反对派接触，但同时又要防止前宗主国(通常是美国的欧洲盟友)知晓。正因为如此，一些美国退役外交官将失败归结于：既无法忽视这些反政府力量，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下一届政府的领袖；又无法过多接触，怕触怒美国的北约盟友，结果使“共产主义支持的政治力量占据了上风”(54)。其次，“青年领袖项目”树立美国正面形象的努力与美国随意干涉他国的现实相矛盾。美国在亚洲的驻地青年委员会曾表示，他们认识到了青年问题的重要性，但困难在于“使团只能在当地政治氛围允许的情况内展开活动，但往往受到无法掌控的形势的阻碍，如阿以冲突或越南战争”(55)。最后，“青年领袖项目”遭到第三世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反美青年的抵制。美国清楚，争取这个青年群体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属于某个会诞生国家领袖的组织——不会等到明天，可能就在今天下午或晚上”(56)。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接触反美青年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乌拉圭等国青年展开的反美示威游行证明了这一点。(57)

　　“青年领袖项目”虽然在一定时期遭遇挫折，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对第三世界青年持之以恒开展的教育交流、文化输出、海外图书馆和新闻广播等心理战项目，或许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塑造、政治路径选择，甚至冷战的结果产生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入而持久的影响。

　　根据一份1967年的政府统计报告，美国通过各种交流项目，为非洲输送了大量的领袖和潜在领袖。“曾参加过交流项目的非洲精英中，已出现两位首相、两位总统、一位副总统、87位部长和五位国务卿”(58)。而“美国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顾问委员会”在1969年提交的年度报告中进行了这样的总结：其一，在已经建立起长期交流项目的国家里，有相当数量曾经接受过美国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资助的人，今天正居于政治、公众生活、媒体与信息领域的高层位置；其二，在新兴国家中，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在选择领袖与潜在领袖方面非常成功。(59)这两份报告说明，“青年领袖项目”在其实施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定位、接触和培养潜在领袖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

　　在争取和赢得第三世界潜在领袖方面，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固然会受短期形势的制约，其长期的渗透力量却不容忽视。由于意识到宣传会带来负面效应，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将意识形态灌输的重点转向更为低调、长期、不易被察觉的文化策略。“部际青年委员会”虽然于尼克松执政时期解散，但争取潜在青年领袖的项目却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其后历届政府的文化外交活动中。如“青年政策”指导下的“多国新闻记者项目”保留了下来，继续致力于影响第三世界的舆论精英；(60)美国国务院的“人员交流项目”则不断变换名称，以“学生领袖项目”、“青年领袖”、“未来领袖交流项目”等名义继续其使命。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活动弥漫于亚非拉青年精英的社会生活中，并在很大程度成为其思想的一部分。尼日利亚拉哥斯大学(University of Lagos)的路克·尤奇对此明确指出，这是“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美国人所做的“一方面摧毁了殖民主义意识的硬壳，另一方面试图为非洲的‘现代化’构造新的根基”(61)。

　　注释：

　　①沃尔特·平卡斯：《前CIA雇员回忆青年冷战斗争之旅》(Walter Pincus，“Journeys to Cold war Battles of Youth Recalled by a Former CIA Recruit”)，《华盛顿邮报·时代先锋》(The Washington Post，Times Herald)，1967年2月17日，第A1页。

　　②项目的名称多次发生变化，经常出现在美国政府文件中的是“青年项目”(Youth Program)、“青年领袖项目”(Young Leaders Program)、“新兴青年领袖项目”(Emerging Leaders Program/Rising Young Leaders Program)、“重视青年”(Emphasis-on-Youth)计划等。

　　③笔者目前还没有检索到有关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青年领袖项目”的专门论述，但美国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实施这一项目的历史已经有完整的论述。详见马丁·克利姆克：《另类同盟：全球化六十年代西德与美国的学生示威》(Martin Klimke，The Other Alliance: Student Protest in West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Sixti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贝琳达·戴维斯等编著：《改变世界，改变自身：1960和70年代西德与美国的政治示威与集体认同》(Belinda Davis，et al eds. , Changing The World, Changing Oneself: Political Protest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West Germany and the U. S. in the 1960s and 1970s)，博格班出版社2010年版；吉尔斯·史密斯：《帝国网络：美国国务院在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外国领袖项目1950—70》(Giles Scott-Smith, Networks of Empire :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Foreign Leader Program in the Netherlands, France, and Britain 1950—70)，PIE彼得兰2008年版。

　　④《美国意识形态项目行动纲要》[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for the U. S. Ideological Program(D-33)]，1955年2月16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文件1948-1961(以下简注为DDEL NSC)，OCB核心档案，第71箱，OCB 091.4。

　　⑤文件号：CK3100335087，《美国削弱共产主义影响的学说项目草案》(Draft of U. S. Doctrinal Program to Reduce Communist Influences Summarized)，1953年5月1日，引自数据库：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以下简注为DDRS)。

　　⑥文件号：CK3100324677，《美国新闻署项目细目》(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Program Detailed)，DDRS。

　　⑦《共产党在欠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宣传活动》(Communist Cultural and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1966年1月，详见?doc_no=0000313542。

　　⑧《致邦迪与罗斯托备忘录》(Memorandum for Mr. Bundy and Mr. Rostow)，1961年8月3日，肯尼迪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第296箱。

　　⑨文件号：CK3100567825，《重视青年——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Emphasis on Youth-Reaching and Influencing Rising Young Leaders)，DDRS。

　　⑩《总统海外信息活动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1960年12月5日，肯尼迪图书馆詹姆士·汤姆森文件，第7箱。

　　(11)《致OCB行政办公室备忘录》(Memorandum for the Executive Office-OCB)，1954年1月25日，DDEL NSC，OCB核心档案，第70箱，OCB 091.4。

　　(12)《国务院实施意识形态项目的计划》(Plans of Department of State to Implement the Ideological Program)，1955年，DDEL NSC，OCB核心档案，第70箱，OCB 091.4。

　　(13)《扩大远东地区的人员交流项目》(Expanded Exchange of Persons Program in the Far East)，1954年6月25日，DDEL NSC，OCB核心档案，第70箱，OCB 091.4。

　　(14)原指二战中的同盟国家，冷战意识形态对抗时期，泛指资本主义国家。加里·威尔斯：《自由世界恃强凌弱者》(Garry Wills，Bully of the Free World)，《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9年3—4月。

　　(15)《马来亚联邦行动计划》(Operations Plan fo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1958年6月4日，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第18箱，远东。

　　(16)1953年9月2日，艾森豪威尔以10483号行政命令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设立“行动协调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在国家安全政策框架之下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协调各部门间的政策执行。第10483号行政指令(Executive Order 10483)，详见?pid=60573。

　　(17)第84届国会：《第15次关于教育交流活动的半年度报告》(84th Congress, Fifteenth Semiannual Report on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ivities)，1956年，DDEL NSC，OCB秘书处系列，第4箱；吉尔斯·史密斯的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国务院和新闻署用于争取西欧青年领袖的资源向其他国家大量转移。《帝国网络：美国国务院在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外国领袖项目1950—70》，第81页。

　　(18)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任命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主席为斯普拉格(sprague)。其任务是就美国海外信息活动进行全面评估，并就可能的新项目提出建议。

　　(19)《艾伦·杜勒斯致斯普拉格信函》(Letter from Allen Dulles to Mansfield D. Sprague)，1960年8月3日，详见?doc_no=0000868288。

　　(20)《肯尼思·杨致罗斯托信函》(Letter from Kenneth Young，Jr. to W. W. Rostow)，1961年2月17日，肯尼迪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第325箱。

　　(21)第88届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听证会》(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1964年2月18—19日，第一部分，第953页。

　　(22)尼古拉斯·卡尔：《冷战与美国新闻署：美国宣传与公共外交，1945-1989》(Nicholas J. 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23)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以“10924号行政指令”(Executive Order 10924)建立了“和平队”(Peace Corps)，其目的是“通过美国政府或私人组织机构的努力，将经过专门训练的美国人派往海外，帮助那些急需熟练技术人力的国家”。尽管肯尼迪一再声称，和平队“并非外交、宣传或意识形态冲突的工具”，但在冷战大背景下，和平队的确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国意识形态战的武器。约翰·肯尼迪：《和平队指令落签之际的总统讲话》，1961年3月1日，《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Public 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24)贝琳达·戴维斯等编著：《改变世界，改变自身：1960和70年代西德与美国的政治示威与集体认同》，第107页。

　　(25)贝琳达·戴维斯等编著：《改变世界，改变自身：1960和70年代西德与美国的政治示威与集体认同》，第108页。

　　(26)罗斯·哈姆林：《国家团队——协作的样板》，《空军大学评论》(Ross E. Hamlin，The Country Team—A Model for Coordination，Air University Review)，1967年7—8月。

　　(27)文件号：CK3100567780，《部际青年委员会会议日程》(Agenda for the 10：00 a. m. Meeting of the Inter-Agency Youth Committee)，1967年1月24日，DDRS。

　　(28)文件号：CK3100567825，《重视青年——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

　　(29)贝琳达·戴维斯等编著：《改变世界，改变自身：1960和70年代西德与美国的政治示威与集体认同》，第107页。

　　(30)文件号：CK3100567795，《部际青年委员会备忘录》(Memorandum of the Inter-Agency Youth Committee)，1967年10月2日，DDRS。

　　(31)文件号：CK3100567780，《部际青年委员会会议日程》。

　　(32)文件号：CK3100063290，中央情报局，《关于拉美青年人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情报手册》(Intelligence Handbook Discussing Communist Influence on Latin American Youth)，1967年4月28日，DDRS。

　　(33)肯尼亚民族主义青年领袖。

　　(34)文件号：CK3100567802，《与副总统汉弗莱会谈记录》(Minutes of Meeting with Vice President Hubert Humphrey)，1968年2月21日，DDRS。

　　(35)文件号：CK3100567780，《部际青年委员会会议日程》。

　　(36)文件号：CK3100567825，《重视青年——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

　　(37)文件号：CK3100567780，《部际青年委员会会议日程》。

　　(38)文件号：CK3100313686，《1968年7月1日部际青年委员会会议概要》(Summary of 7/1/68 Meeting of Inter-Agency Youth Committee)，DDRS。

　　(39)文件号：CK3100313686，《1968年7月1日部际青年委员会会议概要》；文件号：CK3100567802，《与副总统汉弗莱会谈记录》。

　　(40)文件号：CK3100567825，《重视青年——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文件号：CK3100567780，《部际青年委员会会议日程》。

　　(41)又称“富布赖特—海斯法”(Fulbright-Hays Act)。

　　(42)克里斯托弗·梅达里斯：《20世纪美国文化外交、富布赖特项目与美匈高等教育关系》(Christopher Medali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the Fulbright Program，and U. S.-Hungarian Higher Educatio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98页。

　　(43)文件号：CK3100317551，《约翰逊政府时期国务院行政史，第1卷，第12章》(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Vol.1，Chapter 12)，DDRS。

　　(44)美国驻外使团不断有报告提交给IAYC。从报告来看，各驻地青年委员会影响当地青年领袖的手段五花八门，确实做到了“在实施所有的项目和活动时”把青年领袖因素考虑在内。文件号：CK3100567825，《重视青年——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文件号：CK3100499542，《驻利比里亚和加纳官员会谈记录》(Minutes of a Discussion among U. S. OfficialsStationed in Both Liberia and Ghana)，1966年10月6日，DDRS。

　　(45)文件号：CK3100409653，《中情局报告第0613/68号》(CIA, Report No.0613/68)，1968年9月，DDRS。

　　(46)贝琳达·戴维斯等编著：《改变世界，改变自身：1960和70年代西德与美国的政治示威与集体认同》，第118—119页。

　　(47)文件号：CK3100313686，《1968年7月1日部际青年委员会会议概要》。

　　(48)《学说项目工作小组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Doctrinal Program)，1954年7月1日，DDEL NSC，OCB核心档案，第70箱，OCB 091.4。

　　(49)诺姆·乔姆斯基、爱德华·赫尔曼：《华盛顿联系与第三世界法西斯主义》(Noam Chomsky, Edward S. Herman，The Washington Connection and Third World Fascism)，南端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50)卡恩斯·洛德、赫勒·戴尔：《公共外交与冷战：经验教训》，《背景》(Carnes Lord and Helle Dale，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Cold War：Lessons Learned, Backgrounder)，2007年9月18日第2070期。

　　(51)文件号：CK3100147327，腊斯克：《未来十年美国外交政策》(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xt Decade)，第Ⅰ13和Ⅴ3页，DDRS。

　　(52)文件号：CK3100567825，《重视青年——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

　　(53)弗朗西斯科·巴博萨：《反叛青年：桑地诺学生运动中的文化与记忆》(Francisco J. Barbosa，Insurgent Youth：Culture，and Memory in the Sandinista Student Movement)，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2—113、156页。

　　(54)马丁·赫茨主编：《接触反对派：会议论文集》(Martin F. Herz，ed.，Contacts with the Opposition：A Symposium)，美国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47页。

　　(55)文件号：CK3100313686，《1968年7月1日部际青年委员会会议概要》。

　　(56)文件号：CK3100567825，《重视青年——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

　　(57)文件号：CK3100568005，《乌拉圭大使馆致国务院电报》(U. S. Ambassador Henry Hoyt，Uruguay，Reports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Rusk, Cable),1966年1月25日，DDRS。

　　(58)文件号：CK3100317551，《约翰逊政府时期国务院行政史》第1卷，第12章。

　　(59)《美国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顾问委员会第六份年度报告》(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美国政府出版局1969年版，第4—5页。

　　(60)吉尔斯·史密斯：《帝国网络：美国国务院在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外国领袖项目1950—70》，第80页。

　　(61)路克·尤奇：《非洲大众传播媒体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与专业主义》，《非洲媒体评论》(Luke Uka Uche，Ideology，Theory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African Mass Media，Africa Media Review)第5卷，1991年第1期。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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