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概述了社会史在美国的发展，重点讨论了社会史的起源、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作者也考察了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变迁，包括借鉴人种史、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及计量学的研究方法。美国社会史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在于：普通老百姓不仅有自己的历史而且还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社会史还使超越政治的各种人类行为成为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美国社会史的诞生及成长绝非一帆风顺，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史学家不仅需要面对其他史学同行的挑战，而且还要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赢得美国公众的支持。

　　关 键 词：社会史 新社会史 后社会史 共和党保守派

　　作者简介：倪婷，美国明尼苏达圣玛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毋庸置疑，社会史已成为当今美国史学中一门不容忽视的学科。很多史学家，特别是20世纪80和90年代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多选择社会史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根据美国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2003年春季对其8861个成员的一项调查表明，社会史是史学家最感兴趣的领域，为1369人的首选；其次为文化史(1148人)、政治史(1033人)、妇女史(997人)、非裔美国人史(940人)。①本文认为，美国社会史的诞生及成长绝非一帆风顺，特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史学家不仅需要面对其他史学同行的挑战，而且还要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赢得美国公众的支持。

　　一、社会史的定义及起源

　　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侧重研究社会结构、进程和经历，强调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而非国家事务与政策。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被大部分史学家认可的明确的社会史的定义。权威社会史学家彼特•斯特恩斯认为，社会史学家的共性是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包括对其生活状况、政党及工会组织以及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冲突。②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史也逐渐包括对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研究。社会史也指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方法，认为所有过去的事件都与社会结构、进程、经历、情感和思想有关。③不言而喻，社会史侧重研究社会，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这样，社会史也是人类关系展现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领域的历史。它旨在澄清在长期社会转型中涌现和变化的人类关系的模式。什么是人类的共性和特性？是否可以发现人类控制与被控制的模式？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否会导致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趋向是否导致了不同的信仰、价值、社交范围、物质生活水平？社会史假定，当不同群体的人类生活在城市、地区、国家、教堂、工业、学校和行业中，共性及特性就会涌现。社会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和分析这些特征。

　　社会史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美国史学研究中，三个因素促成美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第一，史学家发掘的大量被政治史和外交史忽略的史料引起他们对其他领域历史事件的兴趣，因而决定用社会史来涵盖所有政治史和外交史以外的历史，如劳工史、移民史、宗教史、思想史、城市史、社会改革运动、音乐与艺术史、印第安人史及妇女史。虽然这些新领域和新课题仍属社会史，但是它们除了与人有关外，基本没有其他共性。

　　作为社会史分支的移民史展现了很好的发展前景。早期的移民史研究只注重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非欧洲移民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多数研究仍限于对单一移民群体的探讨，缺乏对跨越时空的人类迁移模式的综合研究。例如，美国境内从东向西、从农村到城市、从市中心到郊区的迁移，从国外向美国的移民，均为同一进程的不同事件。研究每一迁移都应回答下列问题：谁参与了迁移？迁移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人口减少的社区和人口增加的社区各自发生了什么？社会史学家应考虑移民过程为跨越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单一的历史现象，汇集所有相关的历史资料。

　　另一前景看好的社会史分支为政治行为的研究。对公民投票、议会立法投票和政治人物的兴趣，使史学家广泛接受了政治史中的计量研究。但是，多数对政治行为的研究仍局限于对传统政治事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影响政治决策的复杂因素，而非选民长期以来的共同或特殊的价值取向。④这些研究通过强调政治事件与其他历史事件的不同，将政治研究孤立起来。但如果我们注重政治观点和行为就可以描述政治关系的结构，这是研究孤立政治事件不可能取得的效果。计量政治研究对历史学最大的贡献，不在于探讨政治决策，而在于研究持有不同政治观点选民之间关系的模式。

　　促成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的第二个因素是社会改革运动。农业及城市改革运动为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奠定了基础。30年代新政改革加速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社会改革运动的模式为针对问题制定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起一系列问题，于是公众要求改革，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纷纷立法建立行政机构以推动改革。由于缺乏先例，新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需要研究和分析社会问题，了解改革运动及其支持者与反对者，因此推动了对改革运动的分析与研究。社会史学家为改革家提供了最好的帮助。例如，他们对劳工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尤其是对移民史的研究，帮助改革派对诸如文化冲突、城市问题和城市贫困化、社会福利运动和城市服务、禁酒运动和印第安人的政策、种族问题、宗教冲突和少数民族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与此同时，社会史也接受了社会改革运动针对问题制定政策的模式。很多社会史学家不仅非常同情改革运动，而且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改革运动的资料。由于大量引用改革家的资料，社会史学家很容易接受他们的观点，甚至改革运动的批评者也接受了改革者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于是很多进步主义时代改革者的观点就被纳入了社会史研究。

　　但是，针对问题制定政策的模式有其不足之处。比如，多数改革者和社会史学家只注重研究“有问题”的社会群体，如工人、移民、非裔美国人和城市贫民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福利机构为这一研究模式的典型代表。通常在他们的研究中只注意分析所谓有问题的群体，以至于完全忽略了改革运动及政策。针对问题制定政策模式的另一不足之处是对社会变化保持缄默。改革家和社会史学家过分强调贫困问题，以至忽略了关于摆脱贫困、改善社会地位的研究，尤其是对非裔美国人的研究。这一问题一直持续到70年代。针对问题制定政策模式的第三个不足之处是，由于社会史学家过多地接受了改革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以至于无法产生自己对社会变化的观点。多数改革家撰写改革运动历史是为改革运动赢得支持者，因此对社会或社会变革的描述常带有偏见。但史学家却很少对他们的观点提出质疑。⑤

　　促成社会史研究兴起的第三个因素是理解人类观点、理想及价值观的愿望。社会文化史由此诞生。研究主题涉及诸如过去主要思想家的哲学，传媒中体现的大众文化、对于西方神话的描述，安德鲁•杰克逊的影响力，以及“花园中的机器”等。⑥社会文化史的产生在社会史学界引起了分裂与争议，虽然围绕非个人因素和思想意识在历史长河中影响这一争论是60年代以来的新现象，但它几乎是过去史学家争议的翻版：究竟谁在历史发展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普通群众还是领袖人物？虽然社会文化史强调文化变迁的参与者，例如，社会大众在儿童、家庭和休闲观念上的变化，但它侧重探讨人类思想意识的形式及共享的经历，并将这些发现按照统治与服从、新与旧、地方主义与全球观念的分化加以系统阐述。著名政治史专家塞缪尔•海斯认为，社会文化史极端二分法的倾向是其致命的弱点。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特性，如经济状况、社会参与、思想态度与价值观存在很大差异。正如19世纪对奴隶制的看法一样，当今美国人对工会的看法也因人而异，而这种差异与个人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与每个人生活及宗教信仰有极大的关系。但社会文化史学家研究思想意识不以这些差异为基础，他们倾向于将思想意识两极化。如在政治上分为保守派和自由派，在政府管理问题上分为放任主义与积极干预。这种分类起初只是为了便于政治家和学者在政治斗争中建立自己的系统和理论。但当这一分类被社会文化史学家用于研究历史时，人类观点与社会的复杂性就被忽略了。⑦

　　塞缪尔•海斯也对社会文化史学家专注于研究国家总体特征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妨碍了他们实事求是的论证，忽略了对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例如，总统选举投票的百分比几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分析各州、县或民间组织的选票，可以比较不同地域或组织的选民。同样的，一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看该国国民总收入是如何分配的，不同地域、种族、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各是多少。思想意识和价值观是同样的道理，一国的价值观只能区别该国与其他国家，但不能显示该国内部各社会群体互动的关系。海斯教授以对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美国总统，1828—1836)民主的研究为例，进一步阐述了社会文化史对美国国家价值观研究的弱点。马文•麦厄斯的《杰克逊的劝诱》和约翰•伍德的《安德鲁•杰克逊：一个时代的象征》分别出版于50年代和60年代，⑧他们属于描述杰克逊时代总体文化的研究。两位作者选用了反映民众态度和价值观的史料来表现杰克逊时代的思想意识，但他们没有讨论不同社会群体是否分享同样的价值观，哪些人是坚定的信仰者，哪些人只是随大流。这样，读者无法判断他们所讲的杰克逊民主是否存在。实际上，查理斯•彼得威尔和麦克•凯兹关于杰克逊时代公立教育的研究证明杰克逊民主并不存在。⑨他们向多数美国人持有的观点(杰克逊时代公立教育运动反映了老百姓对民主和教育的要求，整个运动是由劳工阶级推动的)提出质疑。彼得威尔和凯兹的研究证明，推动公立教育的动力来自这一时期的上层社会，其目的是为向上流动和改变社会地位，并非为推动平等主义。进入社会上层的美国人想方设法与其他阶级在职业、收入、和生活方式上划清界限，决不想将自己变为劳工阶级的一员。公立教育会加速他们改变社会地位。这样，彼得威尔和凯兹证明杰克逊时代的公立教育并未推动民主。恰恰相反，它反映了杰克逊时代的不平等和如何进入社会上层的手段。塞缪尔•海斯认为，彼得威尔和凯兹的研究证明，在研究思想意识史时只注意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总体思想意识是远远不够的。麦厄斯和伍德的研究也显示了社会文化史对国家文化价值观研究的最薄弱的环节——证据的选择。如果我们假定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对所有社会群体的价值观都进行研究。但因为多数社会文化史学家没有受过如何分析不同变量的训练，他们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来挑选证据，而是假定所有证据的总合会导致总的国家价值观。这种方法不仅影响了他们分析的质量，而且使其最后结论极不准确。塞缪尔•海斯认为，除非社会文化史学家能够克服这些弱点，否则他们不能履行其研究思想意识历史的许诺。⑩

　　二、社会史学的发展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美国民权运动关于自由、平等、公正等理念的影响，以及受到著名英国史学家鲍勃斯鲍姆和汤普森(11)的影响，美国史学家重新发现了“自下而上”的历史，或者称为老百姓的历史。史学家对普通大众的兴趣持续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但是有些史学家开始呼吁研究社会精英，因为精英对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一些激进史学家急于寻找强权的模式，探讨有权人和无权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12)很多激进史学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们内部意见分歧，但是联合发起了几个期刊以便为激进史学家提供发表写作的机会。(13)70年代末期，当他们的观点变得比较灵活与含蓄时，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对马克思及其历史发展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4)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在美国大学的传播显示了美国历史研究单一模式的崩溃。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进展很快，但是他们在史学家中还是少数，尤其是对城市史和新政治史研究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原因何在？目前尚不清楚，最好的猜测是因为研究投票行为和种族的史学家不想只从经济和阶级的角度来解释美国政治史。

　　长期以来，社会史学家与军事史和政治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大同小异。例如，他们撰写关于某些社会组织如何发展和某些事件如何发生，多数研究是基于社会组织或权威的档案材料、回忆录、报纸、传单及其他印刷材料。60年代以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史料来源发生了革命性的突破，口述史被引进，出生记录和个人文献成为历史资料，计算机记录的大量数据资料引起史学家的兴趣，与此同时，社会史学家也开始重新解释传统历史资料。

　　70年代社会史另一研究方法的变化是给予分析和描述同等的重视。很多史学家在重视理论和综合的同时也尊重细小专题的研究。很多人学会了如何提出历史问题和如何回答它们，即使有时他们不能圆满地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探讨、解释以及争论的标准也越来越严谨。也许称70年代为方法论革命的年代有些夸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很多史学家开始意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著作和期刊层出不穷。(15)史学家开始讨论如何在理论和史料之间获得平衡。史学家内部经常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我们应该首先根据问题提供假设，然后搜集史料来证明假设？还是应该首先搜集有关史料，然后提出问题？(16)通过深入细致的讨论与交流，史学家认识到历史模式不仅仅是能够系统地解释历史事件或人物，它还必须经得起各种历史事件的反复测试才能证明它的有效性和长期性。

　　社会史的时兴导致“新社会史”的迅速发展。虽然对新社会史起源的时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1970年标志着新社会史的诞生。主要是因为四部关于早期美国历史的著作震惊了史学界：约翰•迪摩斯的《一个小联邦》、小菲利普•格利文的《四代》、肯尼斯•劳克瑞之的《一个新英格兰城镇》和麦克•扎克曼的《平和的国土》。(17)这四位作者在各自著作发表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宣称历史研究将经历不可逆转的变化。不可否认，这四部关于早期美国的巨著的确为新社会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们传递给史学家最重要的信息是研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新社会史学家依靠计量资料的科学性和社会科学，如心理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的理论架构来从事新社会史的研究。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了传统的文字资料，因为大多数文字资料只代表社会精英的观点。(18)自40年代以来，新社会史学家纷纷对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性、家庭、性行为以及诸如工厂、监狱、城镇、医院和教堂等社会机构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范围之广泛令人眼花缭乱，从非法堕胎、家庭冲突、精神分裂症到男性文化和母乳喂养。著名美国妇女史学家卡尔•斯密斯—罗森堡称此为从公共领域历史向“私人领域”历史的转移。(19)尼寇•尤斯泰斯认为，这一转移是新社会史学家对史学界最重要的贡献。(20)因为家庭、卧房和亲属关系这些属于私人范围的题目成为史学家关注的对象，而传统上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有关的题目已经失宠。新社会史学家当然也小心翼翼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社会机构的历史演变问题上，如研究社会机构衰弱的起源、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衰落及其功能的转移。毫无疑问，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转移的新社会史导致了对妇女史和各少数民族史的关注。

　　更为惊人的是，与此同时涌现的新军事史和新政治史争相向社会史靠拢。例如，研究政治社会基础的新政治史学家自称为社会史学家的“干兄弟”或“干姐妹”。他们认为，影响选民投票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身份和宗教信仰。从此意义上看，新社会史的兴起导致了传统政治史研究在历史领域的衰落。虽然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历史是否为科学这一问题，史学界仍不能统一认识。但在应用计算机技术方面，美国史学家领先于欧洲同行。(21)尽管计算机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多数史学家很快认识到计量方法缺乏准确性，历史研究仍然需要文字分析。正如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大卫•兰迪斯(David S. Landes)在其1978年的演说中所指出：“我们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不能通过计量研究来解决的，至少是现在。有时数据资料并不存在，在历史研究的很多领域中，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找到我们需要的数字。有时我们掌握数据，但它们不能提供故事的全部。”(22)

　　三、社会史面临的挑战

　　即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史迅速发展之时，它的历史解释模式也常受到批评。其一是，社会史学家总是用经济来分析所有过去的历史。其二是，社会史学家坚持个人的意识及行为由其社会存在所决定。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社会史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来自文化史。文化史将其研究对象置于范围广泛的文化环境之中，强调此种文化环境对研究对象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文化史学家同时也强调语言及信仰的重要性，特别是语言及信仰与群体行为的互动。虽然社会史为文化史的发展基础，但一些理论家借助弗瑞德瑞奇•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的理论，将传统社会史的文化观发扬光大，以强调文化因素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这样，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认为经济决定所有意识形态；而文化史学家赋予文化环境更重要的作用。另外，社会史学家坚信自己代表可以排除文化或意识形态幻觉的科学，而实际上文化史学家能够将文化和经济因素并行考虑。文化史学家承认社会史学家跨越了限于对精英主导的政治领域的研究，但他们不满意社会史研究忽视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政治与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文化史的第二个来源为法国年鉴学派。虽然该学派认为文化归根到底反映了社会结构，但是他们最终接受了一个社会的文化不一定与社会和经济紧密相关，可以独立于两者之外。(23)或许文化史最重要的来源为人类学。人类学家克立弗德•杰尔茨在谈到自己的文化史观时说：“人像一个无知觉的动物，只在自己编织的网中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认为文化即是那些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求定律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含意的解释科学。”(24)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史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影响已在90年代被文化史取代。或许更为恰当的说法为早期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成为向文化史转移的推动力量。“文化史最终是社会史返回政治的途径。”(25)深受文化史启迪的社会史学家被西班牙史学家米盖尔•卡布利亚称为后社会史学派。(26)后社会史学家拒绝客观现实影响个人主观意识和行为的概念，他们认为，个人的社会地位、物质条件及其主观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个人对整个社会及其在此社会中地位的理解决定了其社会行为。后社会史的基本理论认为，虽然社会现实仍然为决定人类行为的物质基础，但它不是唯一的客观基础。后社会史强调，任何社会中的群体和个人在采取行动时，更多地受到其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社会理解的影响，而非客观社会现实的影响。后社会史与传统社会史最大区别在于，强调人类主观因素(对社会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理解、理想的价值观念、政治及宗教信仰等)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主要原因。例如，由于政治家、产业工人和工会组织会对货币市场的波动具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因而采取不同的行动。后社会史并不否认个人的行为是由其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但它不能接受的是这一关系为个人行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他们也不承认任何社会关系具有固定的模式，因而拒绝接受每一社会模式会引起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固定反应。换言之，后社会史学家承认社会模式对人类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非主要影响，这种影响只限于在形体上、空间上和资源上。社会模式可以影响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不能影响个人的思想、信仰、价值和希望。例如，一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匮乏会影响消费，但消费者会因对资源的缺乏有不同的看法(上帝的惩罚、自然灾害、不公平的政策)而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会降低消费，而有些人则喜欢炫耀财富。(27)

　　除文化史外，美国社会史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为新政治史。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史有“返老还童”的迹象。但这绝不意味着传统政治史重新成为时髦，而是意味着深受社会史影响的新政治史的发展。帕特里克•乔伊斯在其《什么是社会史中的社会？》一文中指出，虽然90年代关于社会史的争论颇为激烈且富于建设性，但是史学家对“社会”及“文化”的概念讨论不足，尤其是对社会史的理论研究更为欠缺。传统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如阶级、国家和经济已逐渐被忽略。文化史不仅忽视经济因素而且也对国家的作用不屑一顾。乔伊斯建议史学家另辟新径，重新研究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无论是从自由派的角度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似乎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第三者。前者认为国家是社会权力和义务的不偏不倚的调节者；后者则认为国家属于社会的精英，它只代表某些阶级的利益。乔伊斯认为，国家可以被看做一个不同权力互动的地点。学术界称这些自16世纪以来在各国内聚集的权力为“政府化”(govenmentalization)。(28)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可以被认为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官僚机构为例，政府可以被看做是官僚机构聚集的地方，它的权力可以从国家转移到商业界、军界和宗教团体中，也可以从后者转移到前者。有些官僚机构会比国家的寿命还长，它们可以寄生在国家之中并对国家起到伤害作用。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官僚机构的权力而非国家的抽象权力。如果从此角度来看权力，我们的确可以认为国家的权力是与其他组织相关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史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其与当代政治的纠纷，特别是与保守派共和党的纠纷。如前所述，社会史的起源受到改革派及自由派的影响极深。左派感兴趣的题目通常也是社会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之所在，如贫困与歧视、工人与劳工、社会抗议与社会运动、男女不平等、种族歧视、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关系。但社会史也并非没有受到保守派的影响。例如，社会史学家也对社会精英很感兴趣，他们研究富人及有权有势的人，也研究商业集团和企业家。由于保守派对社会史的起源及关注一无所知，以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众议院领袖，1995—1999年)、琳•切尼(Lynne Cheney，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会长，1986—1993)和狄克•切尼(Dick Cheney，2000—2008年任副总统)的妻子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于1994年向部分社会史学家发起攻击。事情的起因是，1994年初，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教授保罗•鲍埃尔(Paul Boyer)在很流行的中学历史课本《美国国家》(The American Nation by Todd and Curtis)中融入了自60年代以来上百篇关于妇女史、劳工史和非裔美国人史的研究成果。约翰•利奥和吉尔伯特•塞瓦尔分别在《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与《华尔街日报》撰文攻击保罗•鲍埃尔。塞瓦尔在美国教科书委员会任职，他认为教科书的修改是偏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是史学家追随时尚的胜利，是压力组织向出版商施加多元文化主义压力的结果。(29)虽然金里奇曾为历史学教授，但他的《更新美国》完全不是历史学书籍。他在书中攻击美国历史学家诋毁美国文化，提出六点建议以保证美国“繁荣、自由、和安全”。他写道：“从詹姆斯敦(Jamestown)殖民地和清教徒，经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美国民主，到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四五十年代的绘画，我们很清楚什么是美国人。但是自1965年以来，文化精英精心策划诋毁美国文明，企图以与美国自由冲突的不负责任的文化来取代美国文明。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回到教育美国人什么是美国，教育移民如何成为美国人。如果不建立合法的文化和道德标准，美国文明的存在会很危险。”(30)金里奇认为史学家是“精心策划诋毁美国文明的文化精英”，并攻击他们在学校传授“不负责任的文化”。如果说史学界存在文化精英，那是“二战”前出自上层社会的白种男性新教徒背景的史学家，绝不是“二战”后加入学术界的下层中产阶级出身或外国籍的学者。这些史学家得益于《退伍军人法案》，该法使美国教育民主化，“二战”复员的士兵得以入大学免费读书。这些史学家认为，给予被忽视的美国人如少数民族及妇女应有的历史地位，是促进美国团结、发扬美国文明的最佳选择。对共和党保守派来说，妇女史、劳工史、宗教及少数民族历史使美国史显得混乱。过去在历史叙述中常见的高度概括、综合论述及系统结构都隐而不见。虽然多数美国人在历史中找到了自己的地位，但美国作为国家来讲失去了整体性。琳•切尼认为，过多地讨论三K党和麦卡锡主义是有意宣扬美国历史的黑暗面。社会史学者对这种狭隘的国家观立即进行了反击：如果认为撰写妇女史、劳工史和少数民族史产生了史学界的危机，我们要问谁的危机？实际上，对于那些过去垄断美国历史的少数精英来说，社会史学的发展结束了他们对历史的垄断。

　　另一事件导致保守派攻击社会史学者的是国家历史标准的颁布。1994年秋季，历史教学国家中心同时颁布了美国史和世界史标准。以琳•切尼为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攻击国家历史标准，反对对美国历史的传统解释，在世界历史中贬低西方文明。琳•切尼在国会听证会上建议，凡是贬低美国过去的研究都不应得到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资助。由于保守派极其有效的公众动员，最后使参议院以99票对1票的投票结果封杀了国家历史标准。(31)但他们摧毁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或使其私有化)的目的最终没有得逞。

　　保守派对社会史的攻击有三个原因。第一，多数社会史学家在政治上倾向于左派。6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发展影响了社会史的发展。当然社会史学家不是铁板一块，有些人可能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且不是所有的社会史学家都是左派，他们当中的多数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几乎没有社会史学家加入共和党。虽然这表明社会史学家的良好判断力，但是也使他们易于遭受保守派的攻击和失去公众的支持。第二，社会史学家不认为歌颂美国理想是自己的职责。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的不同群体和社会变革的基本模式。多数美国人认为历史教学应该传播颂扬美国的信息，鼓励人民对社会机构和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但一些社会史学家的研究却击败了以现代化为代表的一些宏观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太容易导致对美国过去的乐观主义。也许正因为社会史学家的观点太复杂，既乐观又悲观，很难被公众所接受。但保守派恰恰以此为缺口，攻击社会史学家。第三，社会史学家认为，老百姓(包括社会下层和少数民族)是历史的主人和社会变革的媒介，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这种包容性是区别社会史与政治史、外交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标准。但保守派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对囊括所有人的历史感到紧张。他们害怕对社会下层的研究会引起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领袖的批评，希望用以往个人成功的事迹来鼓励年轻人继续追求美国价值。他们的历史以华盛顿、林肯、爱迪生和卡内基等英雄人物为中心。但实际上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过去的英雄人物对21世纪年轻人的价值观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社会史学家关于普通老百姓成功业绩的历史更能鼓励年青一代对美国梦的追求。

　　综上所述，美国社会史自诞生以来以将普通人纳入历史为己任，不仅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而且还不断探讨如何平衡研究题目过分精细和综合概述历史。没有人可以否认社会史对于历史研究的两大贡献：普通老百姓不仅有自己的历史而且还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超越政治的各种人类行为是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即使面对共和党保守派的进攻，社会史学家也未忘记检讨自己忽视与公众沟通的责任。虽然社会史在史学界的地位已确定无疑，社会史学家们仍感觉有许多方面有待改进。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过细的研究分工使史学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困难，从而妨碍了对同行的理解及对历史的综合。另一挑战是，在寻找人类行为的答案时，社会史如何跳出地理与国家的局限。解决这些问题也许就是21世纪美国社会史学家的首要任务。

　　注释：

　　①《社会史为组织成员的首选兴趣》("Social History Tops Members 'Interests'")，《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通讯》(OAH Newsletter)2003年11月，第18页。

　　②比特•斯特恩斯：《引言》(Peter M Steams, "Introduction")，《社会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ocial History)，纽约1994年版，第683页。

　　③哲根•考卡(Jurgen Kocka)：《目前什么是社会史的左派？》("What is Leftist about Social History Today?")，《社会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第29卷，1995—1996年增刊，第67页。

　　④例如：海因兹•尤劳的《政治中的行为劝说》(Heinz Eulau, The Behavioral Persuasion in Politics，纽约1963年版)认为应该采用新方法来研究旧问题。

　　⑤塞缪尔•海斯：《作为社会分析的美国政治史：塞缪尔•海斯文集》(Samuel Hays,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s Social Analysis: Essays by Samuel P. Hays)，诺克斯维尔1980年版，138—142页。

　　⑥亨利•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剑桥1950年版；约翰•沃德：《安德鲁•杰克逊：一个时代的象征》(John William Ward, Andrew Jackson, Symbol for an Age)，纽约1955年版；马文•迈耶斯：《杰克逊劝说：政治和信仰》(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Politics and Belief)，斯坦福1957年版；利奥•马克思：《花园中的机器》(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纽约1964年版。

　　⑦塞缪尔•海斯：《作为社会分析的美国政治史：塞缪尔•海斯文集》，142—144页。

　　⑧马文•麦厄斯：《杰克逊的劝诱：》，(Marvin Meyers, Jacksonian Persuasion: Politics and Beliefs)，斯坦福1957年版；约翰•伍德：《安德鲁•杰克逊：一个时代的象征》(John William Ward, Andrew Jackson: Symbol for an Age)，牛津1962年版。

　　⑨查理斯•彼得威尔：《公立小学的道德意义：关于马萨诸塞和纽约学校控制与道德教育地方模式的社会学研究，1837—1840》(Charles Bidwell,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on School: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Local Patterns of School Control and Moral Education in Massachusetts and New York, 1837-1840")，《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第6卷，1966年第3期，第50—91页；麦克•凯兹：《早期学校教育改革的嘲讽：19世纪中期马萨诸塞的教育创新》(Michael Katz,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Massachasetts)，纽约1968年版。

　　⑩塞缪尔•海斯：《作为社会分析的美国政治史：塞缪尔•海斯文集》，第144—145页。

　　(11)鲍勃斯鲍姆(E. J. Bobsbawm)和汤普森(E. P. Tompson)以研究工业化对生活水平的影响而著名。他们强调用道德标准来评价工业化的影响启发了美国社会史学者用同样的观点来研究类似的问题。

　　(12)李•本森：《政治权力与政治精英》(Lee Benson, "Political Power and Political Elites")，李•本森等：《美国政治行为：历史论文及读本》，(Lee Benson et al., American Political Behavior: Historical Essays and Readings)，纽约1974年版，第280—310页。

　　(13)例如：《激进历史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和《马克思主义观点》(Marxist Perspective)；罗纳德•镭多士：《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诞生：尤金•吉诺威斯访谈》(Ronald Radosh, "The Rise of a Marxist Historian: An Interview with Eugene Genovese,")，《变化》(Change)1978年第10卷，第31—35页。

　　(14)威廉•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William H. Shaw, Marx's Theory of History)，斯坦福1977年版；马丁•塞利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评判论文》(Martin Seliger,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Ideology: A Critical Essay)，纽约1977年版；马丁•伯杰：《恩格斯：军队与革命：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Martin Berger, Engels, Armies, and Revolution: The Revolutionary Tactics of Classical Marxism)，哈姆登1977年版；马丁•塞利格：《马克思的命运》(Martin Seigel, Max's Fate)，纽约1979年版；梅尔文•雷德：《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解释》(Melvin Rader,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纽约1979年版。

　　(15)例如：大卫•费希尔：《历史学家的谬见：关于历史思想的逻辑》(David Hacker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纽约1970年版；默里•墨菲：《我们对过去历史的知识》(Murray G. Murphey, 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 Past)，印第安纳泼利斯1973年版；彼得•麦克莱兰：《历史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中的因果解释和模式建构》(Peter D. McClelland, Causal Explanation and Model Building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伊萨卡1975年版；罗伯特•伯克后福：《历史分析的行为方法》(Robert F, Berkhofer, Jr., A Behavioral Approach in Historical Analysis)，纽约1969年版；杰克•赫克斯特：《研究历史》(Jack H. Hexter, Doing History)，布卢明顿1971年版；李•本森：《关于历史的科学研究：论文选读》(Lee Benson, Towar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istory: Selected Essays)，费城1972年版；吉恩•怀斯：《美国历史的解释：理性查询的策略》(Gene Wis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A Strategy for Grounded Inquiry)，霍姆伍德1973年版；塞西尔•泰特：《美国研究方法的探询》(Cecil F. Tate, The Search for a Method in American Studies)，明尼阿泼利斯1973年版；卡尔•古斯塔夫森：《历史的大厦》(Carl G. Gustavson, The Mansion of History)，纽约1976年版。关于研究方法的期刊，如：《历史方法通讯》(Historical Methods Newsletter, 1967)、《社会史杂志》(1967,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跨学科史杂志》(197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1973,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社会科学史》(1976, Social Science History)、《评论：费南德•布劳德尔经济、历史制度和文明研究中心》(1977, Review: A Journal of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s, Histor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s)、《历史趋势：历史的当代期刊文学》(1979, Trends in History: A Review of Current Periodical Literature in History)。论文，如杰•摩根考瑟：《社会科学历史的议程》(J. Morgan Kousser, "The Agenda for 'Social Science History,'")、《社会科学历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1977年第1卷，第383—391页。

　　(16)理查德•沃尔：《思想史：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R. Richard Wohl, "Intellectual History: An Historian's View")，《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1953年第16卷，第67页；大卫•泼特：《解读美国史Ⅱ》(David M. Potter, Interpreting American History Ⅱ)，第330—331页；罗伯特•斯卫尔仁格：《关于新乡村史：一份评论》(Robert P. Swierenga, "Toward the 'New Rural History': A Review Essay")，《历史方法通讯》(Historical Methods Newsletter)：1973年第6卷，第118页；罗伯特•斯卫尔仁格：《计算机与美国史：“新一代”的影响》(Robert P. Swierenga, "Computers and American History: The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30卷，1974年，第1063页；杰•摩根•考瑟：《“新政治史”：关于方法论的评论》(J. Morgan Kousser,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美国历史评论》(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y)1976年第4期，第1—14页。

　　(17)约翰•迪摩斯：《一个小联邦：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家庭生活》，(John Demos, A Little Commonwealth: Family Life in Plymouth Colony)，纽约1970年版。小菲利普•格利文：《四代：马萨诸塞州安多弗殖民地人口、土地与家庭》，(Philip J. Greven, 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 Land, 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 Massachusetts)，伊萨卡：1970年版；肯尼斯•劳克瑞之：《一个新英格兰城镇—第一个一百年：马萨诸塞州德罕姆，1637—1736》，(Kenneth Lockridge, A New England Town-The First Hundred Years: Dedham, Massachusetts, 1636-1736)，纽约1970年版；麦克•扎克曼《平和的国土；18世纪的新英格兰城镇》，(Michael Zuckerman, Peaceful Kingdoms: New England Tow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纽约1970年版。

　　(18)约翰•迪摩斯：《一个小联邦：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家庭生活》，引言第16、18—20页；肯尼斯•劳克瑞奇：《一个新英格兰城镇——第一个一百年：马萨诸塞州德罕姆，1637—1736》，引言第11—12、14页；小菲利普•格利文：《四代：马萨诸塞州安多弗殖民地人口，土地与家庭》，引言第6—7、9页，注释1，第3、18页；麦克•扎克曼《平和的国土；18世纪的新英格兰城镇》，第3、7页。

　　(19)卡尔•斯密斯—罗森堡：《新妇女和新历史》(Carroll Smith-Rosenberg, "The New Woman and the New History")，《女权主义者研究》(Feminist Studies)第3卷，1975年秋第1—2号，第185—198页。

　　(20)尼寇•尤斯泰斯：《当鱼群在陆地行走”》(Nicole Eustace, "When Fish Walk on Land")，)，《社会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第37卷，2003年秋第一号，第88页。

　　(21)罗伯特•斯卫尔仁格：《计算机与美国史：“新一代”的影响》(Robert P. Swierenga, "Computers and American History: The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30卷，1974年，第1051页；罗伯特•福格尔：《计量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局限性》(Robert W. Fogel, "The Limits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31卷，1975年，第329—350页。

　　(22)大卫•兰迪斯：《关于避免人声嘈杂》(David S. Landes, "On Avoiding Babel")，《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38卷，1978年，第6—7页。

　　(23)克里斯托夫•弗斯：《文化史与新文化史》(Christopher Forth, "Cultural History and New Cultural History")，彼得•斯特恩斯编：《欧洲社会史百科全书，1350—2000》，第87页。

　　(24)克利弗德•格茨：《文化释义》(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纽约1973年版，第5页。

　　(25)詹姆斯•麦克米兰：《社会史、“新文化史”及政治的重新发现：关于现代法国的新著》(James. F. McMillan, "Social History,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Rediscovery of Politics: Some Recent Works on Modern France")，《近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1994年第4卷，第755—772页。

　　(26)米盖尔•卡布利亚：《后社会史：序论》(Miguel A. Cabrera,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列克星敦2004年版，特别是第一、二章。

　　(27)米盖尔•卡布利亚：《后社会史：序论》，第33页。

　　(28)此概念为法国哲学家麦克•福柯(Michael Faucault)于1977—1984年的首创。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管理的艺术(governmentality)”中详细阐述了他对政府的理解。他认为政府不只限于国家政治，它包括广泛的控制技术，如从自我控制到对人口的“生物政治”的控制。福柯鼓励他的学生不仅要从自上而下的阶级组织来理解国家的权力，而且应从不同社会机构(学校、医院、精神病院等)对社会的控制来理解国家的权力。他还强调知识的形式也是权力的象征。政府可以产生、传播和强加某种知识以指导其公民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这是最有效的控制，因为知识使公民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福柯关于管理艺术的概念后被一些学者赋予更多的解释，这一观点已在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参考阿兰•亨特和加利•维克汉姆：《福柯与法律》(Alan Hunt & Gary Wickham, Foucault and Law)，伦敦1999年版，《斩首国王和崇拜市场：福柯管理艺术的评论》(Beheading the King and Enthroning the Market: A Critique of Foucauldian Governmentality)，《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第63卷，173—203页；托马斯•莱姆克：《生物政治的诞生：麦克。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关于新自由主义管理艺术的演讲》(Thomas Lemke,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Michael Foucault'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on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第30卷，第190—207页；托马斯•莱姆克：《福柯、管理艺术及评论》(Thomas Lemke,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and Critique")，《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第14卷，2002年第3期，第49—64页。

　　(29)吉尔伯特•塞沃尔：《教科书追随时尚的胜利》(Gilbert Sewall, "Triumph of Textbook Trendiness")，1994年3月1日《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约翰•利奥：《肯定性行动的历史》(John leo, "Affirmative Action History")，《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1994年3月28日，第24页；保罗•鲍埃尔的答复参考《华尔街日报》1994年3月11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1994年4月25日。

　　(30)纽特•金里奇：《更新美国》，(Newt Gingrich, To Renew America)，纽约1995年版，第7页。

　　(31)国会记录：参议院(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1995年1月18日，第1025—1040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上一篇：贸易一体化与政治变革相关性研究：基于欧洲的历史考察

下一篇：宗教政治运动多元化与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