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
内容提要:根据社会生产力和实践第一的检验标准来考察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类型,可以发现,在20世纪,出现了美、日、德、英法、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经济区、其他发展中国家、苏联东欧转轨国家等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发展和停滞的两重趋势中,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趋势仍然是发展。
关 键 词:20世纪 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 历史地位
作者简介:黄安年(1936—),男,江苏武进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史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
一
本论题涉及对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定位,以及对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的研究和思考。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估量,是否采取务实的态度是历史定位的关键所在。 毋庸讳言, 在整个20世纪发展的历程中,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考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偏离历史实际的意识形态的极其强烈影响,从而导致了在发展估量上的不完全符合实情的结论。事实上,整个说来20世纪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发展着,而我们对20世纪资本主义实情研究的客观反映和理论思考却显得相对的滞后。另一方面,在内容和方法上,我们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统一发展的整体研究、比较研究、内部机制研究也显得相当的薄弱。本文对20世纪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定位研究提出一管之见,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并祈盼为关注20世纪的人们提供坚实可靠的历史背景依托。
本文认为,20世纪的世界和现当代世界的内涵是一致的,从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划分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界标不宜以社会制度的变更作为惟一依据。20世纪的世界历史,展现了世界经济现代化、全球政治民主化、 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多样而统一的复杂进程, 而一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即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主体部分无疑是长期以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如果把主体等同于没有其他类型资本主义的惟一,把西方的内涵也和资本主义的惟一涵义等同起来,以为此外不再存在非西方的资本主义类型,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误导。我们一般所说西方的概念,指的是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七国为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经济与合作组织,它不包括如东亚“小龙”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处于低中收入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注:据世界银行《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 低收入国家指1994年人均GNP在725美元及其以下的国家,2895美元是进一步划分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界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而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则低收入国家指1995年人均GNP在765美元及其以下的国家(49个),3035美元是进一步划分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界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而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是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可称为“新一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类型。还要看到,由于老牌资本主义的个别国家如俄国在世纪初、以及东欧八个民族独立国家在20世纪中叶先后发生了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化,脱离了资本主义轨道,改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们又一次发生了社会制度的剧变,实行资本主义的转轨(注:1996年世界银行报告把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称HIS国家,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称中东欧国家(CEE)。),这同样也属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变化之列。如果把20世纪资本主义完全等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则是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整体的大发展的一种极大的误解。此外,作为对于资本主义形态而非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和考察,即使在像实行有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虽然已经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并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但是也绝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各种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因素了。中国宣布实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我们在论述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主线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这里还要说明,在谈到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问题时,我们必须对它加以严格的时间界定。这里谈的是对1900—1999年间100 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它不包含对2000年开始以后的资本主义的预测和定位。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的准确定位,不仅不会动摇我们对于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坚定信念,而且会把这种坚定信念建立在更加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从而增强我们的持续不断为之奋斗的使命感,同时要在历史的钟摆在已经走入公元纪年的第三个千年时,对世界资本主义整体活力及其走向衰亡保持清醒的估量。因此,本文谈论的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在整体上何时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
二
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准确定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只能是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践第一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等什么别的标准。
人们在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阶段时,会有各自的衡量标准,如社会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意识形态制约标准、阶级属性的好恶标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重的二元标准等。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一个长时间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见解开始逐步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认定的社会生产力检验标准,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路线。
在中国,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自50年代后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偏离了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践第一标准。
在中国,提出、认同并再次强调社会生产力标准是中共七大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反复摸索、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得来的。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在其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正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这一标准得到中共八大的肯定。但是其后的22年里,“唯生产力论”的“左”的大棒砍掉了我们奉行的社会生产力标准。直到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92年10 月中共十四大的报告和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强调了邓小平同志重新倡导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72页。)中央强调, 要把这一标准“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中共十五大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再次重申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社会生产力标准,并重新强调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不坚持社会生产力标准,就谈不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定位。当然,对于生产力标准如何判断是会有不同的理解的,但根本问题还在于是否确认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社会生产力标准。笔者以为衡量社会生产力,它应包括以下一些含义:综合考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重视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购买力平价(PPP)等重要经济指标;重视对科学技术水平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 重视对国民经济管理水平的考察;重视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的总体考察;重视对人口流动和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的考察;重视对经济和自然环境及资源的考察;重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重视政府和社会集团对发展经济的政策的考察等。如果仅仅把生产力水平的综合考察简单理解为只是对几项经济指标的研究,这是不全面的,以此来否定社会生产力标准更是不妥的。
实践标准即实事求是标准在学术和研究中是必需坚持的,它实际上涉及在学术和教育领域要不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是本本第一还是实践第一的问题。我们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的认识正确与否,归根到底只能是依据社会实践,而不是本本怎么说,某一个人怎么说。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如果只是按照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变的本本办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难以想像,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创造性的发展。再说,不同本本自身的是非鉴定也必须根据社会实践的检验,而不是它的“凡是”原则。通常,领导人的谈话无疑应当具有权威性,然而领导人谈话的真实权威性也必须经受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无疑是我们在评价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应该遵循的,然而这并不是要我们僵化地理解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每句话都符合当时的、甚至当前的实际,去搞什么“两个凡是”。如果认为我们只要对100 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80年前的列宁或若干年前的斯大林、毛泽东的言论照办就行,不必接受实践的再检验、补充、修正和发展,那就使马克思主义得不到发展,也就产生不了邓小平理论。事实上,目前的理论界研究滞后的现实是和这种僵化地对待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关的。
对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都涉及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的问题。如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在总体上是发展为主兼有腐朽趋势,还是衰退是主要趋势?西方经济发展的主流是大发展还是大危机?西方世界现在是大革命形势的前夜,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马上就要崩溃,还是还具有相当的活力?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实行的那些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方式和方法、某些管理手段和经营机制能否同样被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情况所吸纳?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否还在发展?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外,有没有其他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一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是否意味者资本主义的整体衰落?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是否只具负面影响?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大量第一手的实践材料加以全面综合和深入剖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又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涉及到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因而最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如何区分资本本质和现代化之间必然的联系和区别问题,涉及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演变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涉及反垄断弊端的斗争及其后果的评价,涉及各类垄断资本主义政府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措施的评价,涉及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集团的发展及其评价,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和避免问题。再如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阶段、发展动因、发展趋势、发展模式的评价,都涉及到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这个根本问题。还如怎样看待现代资本社会中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包括生产过剩危机和滞胀危机、金融危机,以及如何评价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不仅要看到当时的影响,而且要估计到它的深远后果;既要指出它的负面作用,还要指出它潜在的转机效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调整措施等都涉及它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经济评价和政治评价问题,对这些问题,也只能遵循实践第一这一客观标准。
坚持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是正确认识、研究20世纪资本主义的惟一科学依据,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道路、发展特点、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发展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如果我们不是坚持生产力标准,那就谈不上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位;如果我们不坚持实事求是标准,那也不可能给予20世纪资本主义以实事求是的定位。
三
就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看,尽管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在20世纪已经被打破,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在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社会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无一例外。在19世纪的世界,虽然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但是地球上存在大量的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远非一统天下。和19世纪相比,在20世纪的世界上虽然还有少数实际上推行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有少数国家推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整体发展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毫无疑问的。
这里谈的20世纪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而不是一两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兴衰,因而用例如对英国在20世纪初大国地位的相对衰落、俄国在1917—1991年间退出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在20世纪末的相对衰落等的分析和评论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整体兴衰状况的分析和评论,是不恰当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就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包括其存在的形态而言,概括说来,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十种类型。
(一)上升为主导地位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
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英国和法国,也不是德国和日本,而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迄今,从总体上说,美国仍是一个比较富有活力的大国,这是通过比较研究而言的。这个国家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和国家、集团、私人垄断所有制兼顾;美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政府干预,是一种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混合型经济。迄今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符合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在美国的活力(注:江泽民主席1997年11月在哈佛大学演说中谈到:“我不认为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国家。”见香港《中》月报,1997年第2期(1997年11月))。
(二)迅速崛起的日本资本主义
在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岛国日本。20世纪初,日本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1929 年占3%,二次大战战败后再度振兴,1971年占5%,到1995年日本的GDP 占到全世界的18.35%,成为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超过了位居第三、 四、五位的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国的总和(注:[日]宫崎犀一、奥村茂次:《近代国际经济概览(16世纪以来)》,陈小洪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引来了对于日本模式的种种评说,并对美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有的认为这表明亚洲模式对于欧美模式的胜利,然而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和90年代日本经济的缓慢发展又重新引起对于日本模式的慎重评价。但是日本的崛起,确切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由欧美中心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的迅速扩展的态势。
(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再度振兴的德国资本主义
德国是近代史上后起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又是19—20世纪之交现代资本主义新起的国家,还是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经济大国,战后联邦德国再度崛起,成为欧洲最强的经济大国,并实现了统一。联邦德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它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模式和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竞争经济模式。尽管不同时期经济政策会有微调,但是联邦德国实行适度的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内外经济平衡的基本政策不变。
(四)英法传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英法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称霸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大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法已经沦为二等发达国家,但是如果认为它们已经完全衰落,无所作为,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当代英法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由于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多成功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人们对“英国病”已是“绝诊”的诊断,也说明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迄今还有一定的活力。英国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地位的相对衰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表现,但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兴衰并不是一回事情,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消长不仅取决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变化,而且取决于同一时期其他大国经济实力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基本上实行以市场机制为主的有条件的计划调节经济政策,是强化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发源地。法国不依附美英的独特发展道路,使它在战后超过英国成为第四经济大国。
(五)新型的欧洲联盟式资本主义
世界近代历史时期的欧洲特别是西欧是资本主义发源地和心脏地区,又是列强结盟厮杀和角逐的战场。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这是一个分裂为军事和经济集团的欧洲,又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尖锐对立的欧洲。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由扮演主角变成了扮演配角。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醒悟到以欧洲联盟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来取代相互对立和频繁交战的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从50年代到世纪末,欧洲联盟终于兴起,并成为传统资本主义世界三足鼎立中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成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可以说,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欧洲联盟,是当代西方世界的一件大事。这里我们不妨将1995年欧洲联盟15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国、日本及全世界情况作一对比(注: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附表材料统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国家人口 面积GDP 国际储备进出口
(平方公里) (美元) (美元) (美元)
欧盟 37107万 399.6万 83816.30亿5205.12亿36191.60亿
美国 26310万 936.4万 69520.20亿1759.96亿13555.95亿
日本 12520万37.8万 51080.40亿1926.20亿 7789.44亿
全世界567300万 13348.3万278462.41亿未计103910.96亿
上述情况表明,在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国际货币储备、进出口方面欧洲联盟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人口接近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进出口相当于美国和日本总和的 169%, 国际储备相当于美国和日本总和的141.21%。联盟式的欧洲现代资本主义还在继续扩展,20 世纪末实现东扩计划后,实力将进一步增强,与美、日形成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地区三极并立的局面。就欧盟在全世界的实力地位而言,这种集团实力是不容忽视的。它的人口占全世界的6.54%,面积占全球的2.99%,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30.10%,进出口总值占全球的34.83%。迄今,我们重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别研究,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从50年代以来已经发展近半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的联盟资本主义模式是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的。
(六)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新形式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在欧洲联盟成立前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发达国家加拿大及北美发展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墨西哥的贸易互补的地区性联盟。自1994年1 月1 日起, 北美三国正式开始执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从而在1995年形成了拥有人口3.845亿、面积2129.8万平方公里、 国内生产总值77710.31亿美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注: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237,243、245页。)。就其人口来说,超过了欧洲联盟, 就其面积来说是欧洲联盟的5.3倍,就其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则是欧洲联盟的92.7%,三国的进出口总额1995年为18682.62亿美元,为欧洲联盟的51.62%, 国际货币储备为2094.11亿美元,是欧洲联盟的40.23%(注: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237,243、245页。),成为在经济集团中与欧洲联盟较量的最重要的力量。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由经济对立和排斥朝经济联合和互补方向发展的态势。
(七)东亚经济区的新兴资本主义
这里指的是除日本和中国外的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等新兴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更确切地说是指七八十年代以来腾飞的以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为代表“亚洲四小龙”或亚洲诸虎的东盟国家和地区,有人称东亚经济增长群体(注:谷源洋主编:《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70 年代以来它们先后走上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道路,被誉为“东亚奇迹”。1997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东南亚和东亚金融危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继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是一次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格局将发生多方面影响的新型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也是由产品经济时代转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危机的征兆。对于这场早有先兆的金融危机,未能及早防范和控制,是有原因的。和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及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制度危机不同,这次轮到了被一致看好的“亚洲奇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人们被“哥德派”言论所蒙蔽,再次重演了丧失“忧患意识”、不重视在繁荣和危机两重发展趋势中潜在危机的悲剧。东亚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既是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家的难得机遇,也孕育着巨大的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全球金融关系中,最易遭到冲击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不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且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不健全。东亚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对于东南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再思考。1999年以来,一些东盟国家经济开始走出低谷,显示东盟国家在经历了金融风暴后再度振兴的势头。
(八)其他多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各具特色的类型,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还有中东和海湾石油资源国的经济改革之路、美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之路、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发展道路。至于后进的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后进地区。
(九)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资本主义
在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中俄罗斯的变化是最耐人寻味的,它经历了从俄罗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再到俄罗斯转轨资本主义的曲折变化。这种转轨资本主义既不是大俄罗斯帝国的复活,也不是步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之后尘,而是一种托着已被废弃的社会主义的躯体、又笼罩社会主义阴影的,运用资本主义机制快速壮大俄罗斯帝国的混合资本主义。俄罗斯转向资本主义无疑壮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同时也使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模式更趋多样化。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独联体成立后,原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虽经叶利钦两任总统,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政府几次经济体制的激进或渐进改革和转轨的政策交替运行,仍未完全摆脱苏联成立以来的苏俄历史上和整个现代世界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困境,冷战时期不可一世的超级经济大国地位已经荡然无存。
东欧八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资本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又发生了逆转。1989年是东欧剧变年,来势之猛,波及之广,为人们始料所不及,它和苏联解体一起,构成了20世纪最富曲折变化的事件之一。剧变后的东欧各国集中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工作。就转轨后的经济形势而言,大体上分为三类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文尼亚已到谷底或开始恢复和回升;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仍处滑坡或谷底状态;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波黑则在连年战乱中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
(十)实行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将保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某种资本主义形态
中共十五大报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规划,指出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主张“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1)。)这些带“私”和带“资”的所有制形式可以而且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至于“一国两制”构想下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即使完全回归和统一于祖国后,其基本制度和生活方式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主体下的带有资本主义形态因素的特殊模式,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允许存在资本主义因素的模式。
需要指出,模式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对一个国家来说,好的发展模式也不一定适合别的国家,关键在于是否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加以借鉴。1998年美国前劳动部长雷·马歇尔撰文认为:“过分宣扬美国模式的优越性并不正确。”“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研究出一种适用于别国的模式”,“万验的灵药根本不存在。”(注:雷·马歇尔:《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能成为世界典范吗?》,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98年3月13日。)
四
在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的发展中每况愈下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整个20世纪的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10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包括像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和70年代那样的滞胀危机;但是在危机和发展两重趋势并存中,发展仍然是主要趋势(注:参见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1945—1995)》中第12章《当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严重困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235—249页;并见李琮:《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趋势》, 《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1期。)。 危机具有危险和机遇并存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坏事,具有破坏性;另一方面它提供了改革的契机,有可能变坏事为好事。同时,20世纪的资本主义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要发展:大国地位的兴衰目前尚未改变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逐步走上了新兴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后继力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转型又在世纪末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实力。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增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可从以下一些社会发展指标窥见一斑:
国内生产总值(GDP)比较(单位:百万美元)(注:世界银行1997、1996、1993、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996、1993、1991年版。)低收入国家
全世界高收入国家(含中国和印度)
1965年2003700 1413280 163040
所占%100% 70.53% 8.14%
1970年2808026 2105694 225563
所占%100% 74.99% 8.08%
1995年 27846241 22485528 1352256
所占%100% 80.75% 4.86%
这说明,认为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每况愈下的论断是站不住的。
五
我们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都得到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波浪式的、在发展和危机两重趋势中进行的,从总体上说,目前发展仍是主要趋势。
第二,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上。它对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在总体上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的。
第三,20世纪资本主义的大国实力对比不平衡发展具有不同于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的特色。这种不平衡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个别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就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而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战胜了封建主义经济。就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而言,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第五,发达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经济势力一方面占有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涌现和壮大,它在全世界的经济蛋糕中的份额将受到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受到削弱,因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走的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有的甚至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已经超过了欧洲某些发达国家。这种后起之秀的群体势力是一种新兴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完全衰落。
第六,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挑战,在20世纪曾经有欧亚拉丁美洲1/3的人口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随着苏联东欧解体,苏联东欧国家重又回归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的火种在这些国家不会完全熄灭;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推进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连续2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它已经成为一盏新的社会主义明灯,并且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吸引力。
第七,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各国情况不同,没有适用各国情况的什么灵丹妙药式的模式,关键在于能否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借鉴各国经验和教训,并适时调整适合本国国情的运行机制和政策。
实事求是地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及其模式,涉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离开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正确认识现代和当代资本主义,无论是对于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均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投资。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突出反映在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上。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中国“文革”十年动乱都和错误估计现代资本主义有关。在进入新的世纪和新一个千年的紧要关头,既要正确把握“国情”,又要准确把握“资情”。惟有立足国情,了解“球”情,才能增强实现中国宏伟目标所应具有的紧迫感、危机感和必胜信念,以便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注:江泽民:《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19 日),《人民日报》,1998年3月20日(1)。)
责任编辑:楚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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