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将科伦坡计划、亚行和东盟三个经济组织串在一起，通过对围绕它们的建立美国所持政策的探讨，弄清了事实真相；揭示了在它们的早期阶段，美国对其政策的内容、功能和推行的原因。从对美国对三个组织政策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了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即美国对各个组织的具体政策虽有不同，但其实质相同，包括三点：在亚洲建立均势格局为其在亚洲的战略服务；将亚洲经济组织变成它在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主导或以双边关系影响亚洲经济组织。此认识为解读美国对建立“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态度提供了历史视角。

　　关 键 词：科伦坡计划 亚洲开发银行 东盟 美国

　　作者简介：张德明，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亚太经济关系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①相继创立，本文旨在考察美国对这三个亚洲经济组织的成立及其早期阶段所推行的政策。撰文出于现实和学术方面的考虑。2009年9月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重提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建议，遭到美国反对，美国认为这无异于要将美国排斥出东亚。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对于东亚，“美国有一些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涉及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该将美国抛在门外”。他还认为日美同盟仍是亚太安全的基石。②美国为何反对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并坚持日美同盟？欲回答此问题，必须探讨相关的历史。国内外学术界，专门研究美国对单个亚洲经济组织之政策的成果尚未发现，但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著述有一些，③还有研究单一亚洲经济组织的论文和专著。④这些著述中，有的零碎地谈到美国对该组织的政策，有些关于美国政策的问题被一带而过，未得到充分探讨，如美国围绕各亚洲经济组织的成立所采取的政策，至于系统考察美国对这三个经济组织的政策则未见到相关著述。

　　一、科伦坡计划与美国的政策

　　科伦坡计划是战后亚洲第一个经济组织，起源于1950年1月在锡兰科伦坡召开的英联邦外长会议，它的出台是战后初期亚洲形势的产物。二战给东南亚的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同时，由于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等的作用，该地区政局动荡，经济恢复缓慢，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和地位逐渐下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则提出“第四点计划”，以“援助不发达国家”为名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在苏联实验成功的社会主义在东南亚也产生了吸引力。有鉴于此，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国家基于冷战地缘战略、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考虑而发起旨在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提高南亚和东南亚成员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促进其经济合作发展的“科伦坡计划”。该计划由起初的7个英联邦成员国发展成为包括南亚、东南亚所有国家以及东北亚和北美一些国家在内的26国的国际组织。由于成员国绝大多数都是亚洲国家，该计划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促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该计划可以说是战后第一个亚洲经济组织。

　　英国希望利用此计划加强对亚洲经济的控制并抵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影响。同时，英国对美国的意图十分警惕，企图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开发援助而又寻求它的军事支持，并想借用美国的财力支持该计划。英国认为，若无美国的参与，科伦坡计划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因此，英国极力将美国拉入该计划。美国对科伦坡计划的政策清楚地体现在国务院官员的会议记录和谈话的备忘录等资料之中。美国政策的内容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参与对该组织的塑造，意欲使它成为一个咨询组织，而不是正式的有实权的区域经济组织。美国对刚出台的计划表示支持，国务院东北亚事务办公室关于该计划的备忘录指出：“总的来讲该组织在教育其成员国和世界关于发展问题的性质和机会时能发挥有益的作用。”但“该组织应保持完全是咨询性的；它应在没有中央秘书处或正式机构的情况下运行”。⑤不久，该计划的名称就由最初的“南亚和东南亚合作发展经济的科伦坡计划”改为“南亚和东南亚合作发展经济的咨询委员会”。从咨询委员会的四个主要功能⑥来看，该计划的性质和功能与美国的政策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起初人们普遍认为，该计划是个区域范围的中心计划；该组织旨在主管经济开发援助。现在的情况是，开发计划完全是各个参加国的计划。它们不受咨询委员会的审查，也无需努力去培育一种规划经济发展的多边途径。备忘录承认：“科伦坡计划没有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区域性方法提供基础”；⑦(二)防止该计划成为英国控制的地区性组织。备忘录指出：“起初，美国对是否应成为科伦坡计划的成员持相当保留的态度，担心东南亚一个排他性的美国－英联邦俱乐部正在形成。我们的立场是：美国是否应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将视该地区参与国的增加而定。”⑧由于该计划的成员最初是7个英联邦国家，美国曾忧虑该组织可能成为英国把持的封闭性团体。“美国－英联邦俱乐部”是一种策略性表述，虽冠有“美国”之名，实际上是指英国。后来英国等国采纳了美国的意见，将该计划变成一个咨询机构以及随着亚洲非英联邦国家的加入，美国的担心才消除。当时“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的美国代表格雷(Merrill C. Gay)的感觉是：“由于包括了非英联邦国家以及亚洲国家更积极地参加，科伦坡计划英联邦的特征基本上消失了。”⑨于是，美国于1951年成为该计划的成员；(三)坚持双边原则，保持自己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备忘录写道：“美国同意成为科伦坡计划的成员的主要条件之一是：所提供的任何援助应完全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美国明言：该组织不应该试图指明在两个受援国之间谁最优先需要开发援助，也不要指明任何受援国应得的援助数额。这样做主要是为使美国能保持对所提供的援助的‘控制’和在决定特定项目之需时保持行动自由。”⑩结果，双边原则成为科伦坡计划援助的基本形式，在科伦坡计划的名义下实际贷款和资助款是在双边基础上进行的。(11)因此，到1958年9月，尽管在科伦坡计划名义下正式被引用的大多数援助来自美国(自1951年以来85％、大约30亿美元)，但受援国很少将从美国得来的援助与科伦坡计划相联系。(12)美国如愿以偿，扩大了它在亚洲的影响；(四)鸠占鹊巢，取代英国，主导科伦坡计划。该计划本是英国主导的地区经济组织，美国加入后逐步取代了英国的位置。美国总统“援外事务管理署”署长斯塔森(Harold E. Stassen)说：“我们承认：科伦坡计划也有缺点……它有英联邦的根子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英镑货币运作来融资的。”(13)为了克服这些“缺点”，美国的主要做法是将自己的亚洲盟友、非英联邦成员的国家拉人该组织，改变它的成分和性质。尤其是不遗余力地帮助重要盟友日本进入该计划。1954年8月23日国务卿的工作人员召开了讨论该计划的会议，会议指出：“日本不是科伦坡计划的成员，任何计划都应该认真考虑最终包括日本。”会议同时为美国另外两个盟友泰国和菲律宾因不是该计划的成员而得不到同等待遇抱不平：“也有诸如在安全事务方面立场坚定、成为依靠对象的泰国和菲律宾等国，不会被给予平等、更不用说优惠的待遇了。”(14)于是美国施压，要求英国同意日本加入该计划，英国因担心日本在东南亚市场的竞争，起初采取抵制态度，最后屈于压力被迫同意。至于泰国与菲律宾，美国先是设法让两国作为该计划的观察员，然后再使其成为正式成员。1954年10月，在科伦坡计划的渥太华会议上，日本、泰国、菲律宾被接纳为正式成员。至此，该计划成员由最初的7个英联邦国家发展到共17个国家，其中，英联邦国家8个，非英联邦国家9个。(15)可见，在科伦坡计划的成分方面，非英联邦成员国的数量已超过英联邦国家，而且美国有了日本这样得力的盟友。在援助金方面，如上所述，1951－1958年，美国已提供该计划总援助额的85％。因此，美国取代英国已成为该计划的主导者已成事实。同时美国还支持日本在该计划的名义下从事援助活动。美国鼓励日本尽早将少量日元划拨给该计划的项目：“美国应表示同意：在480号公法名义下卖给日本的过剩食品所产生的日元可以……用于此目的”；(16)(五)利用科伦坡计划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展；利用该计划为冷战服务的思想集中体现在1954年11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亚洲经济组织的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小组所提出的中期报告中：“1.远东和南亚现在的经济状况为被共产党的利益所利用提供了机会。这种状况的改善将形成一种反对共产党通过非战争的伎俩来扩大其影响的手段。美国对取得这种改善的努力的支持……应被看做整个亚洲反共防御的一部分……2.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29/2号文件第3段和5422/2号文件第23段内陈述的推进政策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在远东和南亚创造物质和心理上的条件，此条件将不断地提高公众对那里的非共产党政府的信心：这些政府具有带来明显的经济发展和增进政治稳定的能力。这必将消除经济衰弱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目前正妨碍着增进政治稳定的努力，正为共产党的压力和其宣传在其统治下可以更快地发展经济提供方便。最有效地达到这些目标的美国经济计划应该瞄准如下几点：a.鼓励通过一个亚洲经济组织的活动促进已在亚洲国家中增强的合作……；c.如果需要，对其他由于政治和其他原因将强化对共产主义抵御的项目给予财政支持……；3.南亚和东南亚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即科伦坡计划)由于其成员资格和目标的性质，应该发展成为一种能够完成所期目标的区域组织……”。(17)这份报告中的具体建议虽然未被美国政府采纳，但却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在战后初期利用科伦坡计划和其他形式对亚洲进行开发援助的动机和指导思想，即以援助亚洲国家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条件之手段来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展。

　　美国的政策对科伦坡计划起到了两种作用，一是主导了该组织的形成，该组织的形式、功能和性质等与美国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二是促成了它按美国的愿望演变，使它从最初由英国主导的英联邦组织变为美国主导的非英联邦组织。美国对该计划的政策服务于下述目标：一是将该计划作为冷战的工具。就世界大势而言，美国将兴盛的共产主义看做头号敌人，看成自己在亚洲利益的最大威胁，故支持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组成该计划，企图以经济手段抵制共产主义以非战争的方式在亚洲的扩展；二是将该计划作为与英国争权夺利的场所。冷战中英国是美国的盟友，但在亚洲市场的角逐中，英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英联邦的封闭式地区主义与美国的自由贸易主张是不相容的。在与英国的市场争夺中，美国通过改变该计划的组织成分和性质使英联邦的封闭式地区主义荡然无存；三是加强对亚洲的资本输出，开辟海外市场，以避免国内发生经济危机。美国高官和名流讨论该计划时，著名的英联邦事务权威、纽约罗切斯特大学校长德基维特(C. W. Dekiewiet)曾说：科伦坡计划包含着“我们十分重视的真正的商业原则”。(18)参议院强调：“我们向国外提供的信贷，几乎每一块美元都回到美国而发挥它的用处，即在我们本身的经济中创造销路而维持它不致发生不景气或萧条……向美国人民说明对外援助的目的以及说明这是目前的计划是非常重要的”；(19)四是以该计划为幌子通过坚持双边原则的方式直接加强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和地位。美国虽是该计划的成员，但不愿在经济援助上受其约束，而是借助双边原则自我决定援助对象和金额。美国不愿意将自己的资金交给科伦坡计划，如果美国的资金由该组织支配，则只能扩大该组织的影响。借助双边原则，美国即能将援助直接投向自己相中的国家，对该国的政治经济直接施加影响。

　　二、亚洲开发银行与美国的政策

　　亚行是亚洲第二个经济组织，其构想起源于1950年代，经历了约10年(1955－1966)的酝酿才最终于1966年建立。(20)在建立亚行的酝酿期内，美国的政策是长期冷漠，直到最后才转变为积极支持。对1957年日本首相岸信介提出的关于建立“亚洲发展基金”的建议，美国不感兴趣。1963年9月，日本“常盤橋研究所”主席、已退休的日本前大藏省官员、世界银行前执行董事渡边武(Takeshi Watanabe)代表该所提出的建立亚行的建议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华盛顿年会上又受到冷遇。当渡边武对这两个组织的熟人谈及此事时，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谨慎的和不表态。(21)1965年1月12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美国总统约翰逊谈亚行问题时曾向约翰逊发问：日本打算支持该计划，华盛顿会对此银行作贡献吗？约翰逊的回答很客气但不作承诺。佐藤荣作发现当他与包括国务卿腊斯克在内的美国官员随后谈及此事时后者皆无兴趣。1965年3月在新西兰威灵顿召开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人对亚行计划的冷淡表现得更为露骨，主要代表科兹奇尼格(Walter M. Kotschnig)说：美国政府没有向亚行资本出资的打算。根据几个美国人所言，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亚行计划美国仍是明确地不作出资的承诺。据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人布莱克(Eugene Black)所说，当时美国对建立亚行的态度为：“不是否定，而是不肯定”。1966年2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Walt W. Rostow)说：在1965年4月的约两年之前，为使总统对亚行的建议感兴趣而作了种种努力，但未能成功。(22)总之，从1957年到1965年3月中旬，美国对亚行的构想和建议的态度都是冷漠的——明确地表示不感兴趣，更不肯作任何承诺。

　　1965年3月下旬即威灵顿会议之后，美国的立场则完全从消极转为积极。(23)1965年4月7日，约翰逊曾言：“我希望联合国秘书长能利用他所在重要职位上的威望和他渊博的亚洲知识尽快地与该地区(东南亚)国家一道提出一项加快发展的合作计划。就我方而言只要该计划一启动我将要求国会拨10亿美元的投资参与之。”(24)4月14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的确会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和南娥水坝(Nam Ngum Dam)工程。(25)

　　美国为何在1965年3月中旬前对亚行的建立持消极态度，而后做出了大转变？持消极态度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不愿意自己掏腰包而让日本独掌亚洲多边机构的实权。例如，美国之所以对岸信介提出的建立亚洲发展基金的建议不感兴趣是因为该基金严重依赖美国的资金，而资金的安排权却由日本操纵；(26)二是认为亚洲发展基金或亚行之类的组织与美国的利益不太相干。在美国人眼中，双边援助，而不是多边援助更有利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由于有些亚洲国家担心日本主宰亚洲经济的野心而不同意日本的建议，美国人以此为借口，认为亚洲完全不需要在多边基础上的经济援助。美国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则是越南战争的作用。首先，至1965年美国在越战中愈陷愈深，约翰逊政府遭受国内外的批评也越来越激烈，为此美国必须重塑自身在亚洲的形象——由在该地区的一种破坏性力量摇身一变而成为建设性力量；其次，美国认识到：是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欠发达而非外部共产主义的“侵略”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威胁，美国的援助反而使它们不思进取。1967年1月国会议员里乔瑟(Edwin O. Reichauer)说：美国政府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减轻了这些国家政府自我改革的压力；美国用于保护它们的军事支持，相应程度地帮助维持了现状，降低而非加速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而只有这类发展才能将欠发达国家建设成健康和稳定的国家。(27)因此，美国应支持它们建立经济组织，相互资助，确保它们自身的发展；再次，美国需要东南亚国家共同合作，集体承担安全义务，而不能单靠美国。亚行成立之后的1966年9月约翰逊指出：希望是这样：在适当的时候“援助和防御的合作任务将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国家承担……被集体的地区组织承担……”。“……我们能期望减轻我们这一代美国人已经承载的负担。”(28)最后，美国希望东亚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均势，平衡中国的崛起。1966年10月约翰逊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主宰太平洋地区。”(29)加州大学教授扬(Oran R. Young)评论美国鼓励亚洲建立其他权力中心的目的时说：“美国现在正开始表现出兴趣支持日本的继续发展，至少是为了提供一种平衡的力量。当中国在亚洲子系统中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出现而起作用时，这种平衡力量可能变得日益重要。”(30)约翰逊说：“我相信它(对亚行的支持)能够保护我们在亚洲的根本利益。”(31)除越战外的另一原因是日本已显示对银行计划令人满意的态度，即日本也愿与美国同等出资；与美分享对亚行的主宰权。

　　亚行建立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亚行政策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为使亚行最大限度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美国将其亚行政策的重点放在政治和战略上，把亚行变成美国在亚洲进行冷战的工具。对于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利用它和日本主导制定的《亚洲开发银行建立协定》中的规定(32)剥夺了它们亚行成员的资格。此规定正好将当时还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亚洲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和北越拒在亚行大门之外。与此相反，对于亲美政权，美国则利用亚行强化其政治地位，亚行太平洋部总干事威托尔(Robert Wihtol)指出：“美国也一直利用该银行作为在特别问题尤其是在美国支持的在南越和在台湾的政权合法化问题上……的国家政策的工具”。(33)美国政策的冷战和意识形态色彩在越南问题上表现得尤其典型：1970年代初期，美国支持亚行贷款给南越，因为南越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小伙伴；但是当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取得了世界银行和亚行中的南越所占的席位时，1977年美国国会提出对对外援助拨款法案的修正案，禁止将美国资金用于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一批国家。由于这种对捐款的限制会与银行的章程相冲突，于是达成了一项折中方案：美国政府责成它的执行董事投票反对贷款给这些国家，(34)因为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结果，1978年美国投票反对亚行恢复对越南的贷款。在战略上，美国的政策突显对双边关系的重视，确保利用亚行这个多边组织全力照顾与自己有重要双边关系的国家。亚行的“亚洲开发基金”的贷款主要发放给孟加拉、巴基斯坦，而普通基金贷款主要发放给印尼、菲律宾、韩国和泰国，这与美国的双边优先原则是非常一致的。(35)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只勉强有享受亚行优惠贷款的资格，但三国在1978年和1981年间共获1.17亿美元的亚洲开发基金，这主要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的结果。此前，此三国自1974年起一直无资格获得优惠贷款。(36)美国之所以优先照顾这几国，是因为它们是美国在冷战中的盟友，美国在亚行的政策是：确保为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对美国重要的国家提供高水平借贷。(37)美国还将人权问题作为对贷款的限制。1976年人权问题被国会引入亚行以影响银行对贷款所做的决定，在卡特政府期间美国的执行董事被系统地指示投票反对贷款给那些被认为是违反人权的政府。(38)

　　其次，美国在亚行政策的另一重点被放在经济上，即以亚行为工具，在亚洲进行经济扩张。表现之一是利用它对亚行的财政贡献扩大在亚洲的销售市场。美国主张将它对亚行特别基金的捐助与它所应得的市场份额挂钩。无论美国捐献给该行的特别基金的数量是多少，为美国商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市场都应扩大到相应的程度。这一点为财政部副部长巴尔(Joseph W. Barr)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关于《亚行法》和特别基金的听证会上反复强调。例如，1966年2月16日他强调说：“任何作为特别基金对该行的捐助可以与在美国的采购绑在一起。”(39)威托尔也揭示：在建立特别基金的谈判中，美国和日本都要将它们的财政贡献所产生的采购与它们的财政贡献挂钩。1974年，美国第一次财政贡献被挂钩。……对于制订有利于增加从借贷国采购的措施，美国也是主要反对者。(40)表现之二是利用投票权保护本国的私营企业。对美国私营部门的保护采取两种形式：投票反对与特定的美国生产者的利益相竞争的项目；投票反对征用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的财产而不予补偿的国家。1977年国会拒绝批准提高美国对亚行的参与度直到卡特政府接受一项要求美国董事反对为生产出口的棕榈油、糖和柑橘作物贷款的修正案，因为这一贷款有可能会导致对美国同类产品生产者的损害或引起与美国农产品的竞争。(41)对棕榈油的限制是由于农业院外活动集团对马来西亚和印尼不断增长的棕榈油的出口的担忧，尽管这种出口对美国国内的销售和对美国大豆油生产者出口的损害程度到底如何是值得大打问号的。……1986年美国以同样的理由反对贷款给印尼生产棕榈油。(42)

　　一项对美国在亚行投票标准的考查表明美国政策的五个优先：贷款的成本效益、对美国私营部门的保护、人权、对贷款给印度支那的反对和对借款国的私有化的支持。(43)

　　美国亚行政策的双边色彩十分浓厚。一方面，如上所述，美国利用它的投票权支持将高额款项贷给予其双边关系最密切、对它而言在政治和战略上是最重要的国家；另一方面，亚行特别基金主要是来自双边渠道，(44)尤其是由美日资金构成的。这充分说明，美国既利用亚行这个多边组织为其双边关系服务，又将自己与亚洲盟国的双边关系织入亚行之中。

　　为了掌控亚行，美国推行与日本既合作又竞争的政策。在人事安排上，美国与日本密切合作。亚行成立时，美国支持日本人担任行长，日本则提名美国人为总顾问。1972年首任正行长病退时，美国仍支持由日本人继任。1978年，日本不顾其他会员的反对，支持美国人出任副行长。合作的另一表现是在亚行权力的分配上。在讨论此问题时，日本明确提出：亚行“理事会和董事会的决策应基于投票权，而投票权则与捐资的份额挂钩”，(45)对此美国表示赞同。财政部向国会提交报告时曾将此规定作为对美国利益的保证，劝国会批准美国参加亚行。两国都主张参考世界银行的加权投票原则，确立了亚行总投票权的80％与捐资挂钩，20％在成员国之间平均分配。(46)这样就保证了捐资多的发达国家在亚行决策中的话语权，美日捐资最多，其话语权就最大，加上占有行长、总顾问和副行长等职，致使亚行事务的决定权基本上掌握在美日手中；另一方面，对亚行的权力，两国也进行激烈的争夺。在筹建亚行时，日本既想占有行长之职，又欲使亚行总部坐落东京。美国反对日本全盘包揽亚行的企图，建议它放弃总部的竞选，只争取行长席位。日本则宁可放弃行长之职而参加总部的角逐，认为这样更有利于自己对亚行的控制。对此，美国仍不同意。布莱克对渡边武说：“一个日本行长对于保证亚行具有坚实的金融基础是绝对必要的，至于总部就留给其他亚洲国家吧。”(47)由于美国支持在越战问题上忠于自己的菲律宾，最终日本的东京在总部地址中落选，菲律宾的马尼拉中标。同时，两国各显神通，竭力对亚行的政策施加影响。日本除了以所占的亚行的关键职位来影响亚行的政策外，还通过积极提供资金来达到同一目的。而美国则由于经济不景气而时常拖欠应缴的款项。例如，“包括1979财年拨款在内，美国占亚行普通股本的11.9％，亚洲开发基金的15.2％。日本则分别占17.5％和50.3％”。(48)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亚行政策之影响的削弱，相反，美国正是通过拨款程序对亚行政策施加影响。美国政府通过与亚行成员国谈判决定它在一定时期内所应提供的资金义务之后，其每年的分期拨款额还必须经国会批准。因此，国会能通过政府来影响亚行的政策。正如学者罗利(Anthony Rowley)所指出的：“如同对付世界银行一样，华盛顿迫使亚行就范的方法是拖欠对优惠贷款业务提供的资金，导致亚行其他捐资国跟随拖欠，从而获得使美国自己的政策生效的杠杆。”(49)

　　概而言之，美国对亚行的政策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亚行的建立上是从长期不支持到积极支持。促使其变化的主要因素是越战所导致的美国的战略考虑；第二，将亚行作为工具为自己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价值观方面的利益服务。制定亚行规则剥夺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员国资格；利用投票权和影响支持自己的盟友获高额贷款和反对自己的对手和所谓有人权问题的成员国获得贷款；为保护本国私营企业而限制其他成员国相应企业的发展；第三，在掌控亚行的问题上执行的是同日本既合作又争夺的政策以及以国会审批拨款的程序迫使亚行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政策。同时，美国的亚行政策中重视双边关系的色彩非常明显。

　　三、东盟与美国的政策

　　东盟是亚洲第三个经济组织，建于1967年，创始国为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东盟的建立与当时的东南亚形势、创始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它们间的关系密切相关。1960年代冷战风云密布，苏联开始实施称霸全球的战略，与美国直接对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东南亚异常激烈。为防止“多米诺现象”的发生，1965年美国直接插手印支战争，东南亚局势更加动荡。东盟创始国经济落后，政局不稳，随时有可能发生革命。它们间的关系也不和谐：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导致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对抗；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为争夺沙巴而不和等等。为此这些国家决定联合起来，成立地区组织东盟，通过“加速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50)达到巩固政权、稳定政局，缓和关系和保持民族独立之目的。

　　那么，美国对东盟的政策如何呢？美国对东盟的政策的内容之一是从默认到支持。

　　首先考察美国对东盟成立的反应，国内外已有关于东盟的著述中论及这一问题的极少，(51)但有两种不同说法。有国内学者认为：“1967年8月东盟成立，美国也很快发表声明支持。”(52)而澳大利亚格里菲思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教授韦斯利认为：“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对新形式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反应是怀疑的。这与他们早期直接支持欧洲地区主义的记录明显的不一致。对于东盟先行者和第一次日本提出的成立亚行建议，美国的反应都是谨慎的。只是当约翰逊政府承认该地区非共产党国家的团结和促进经济的发展是遏制该地区共产主义的有用的附属物时，美国才默认(acquiesced)东盟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立(creation)。一旦两个组织已经形成(have formed)，美国成了两者的支持者。”(53)可见，韦斯利认为美国对东盟的成立只是默认，没有马上公开发表支持声明。(54)

　　在东盟成立后的最初10年中，美国对东盟的政策是低调支持。夏威夷-马诺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Manoa)荣誉教授纳亚证实：“尽管在1960年代后期在东盟国家和美国之间已存在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是在1978年(应是1977年——笔者注)首次东盟－美国对话之前，双方都避免任何正式的联系。这反映了东盟和美国双方的关切，即该组织在与一个超级大国正式交往之前需要建立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组织的合法性。结果，美国对东盟的政策是一种有力但低调的支持。”(55)事实正是如此。该时期美国是通过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对东盟予以低调支持，并没有发表声明公开地支持它。如东盟成立两个月后，1967年10月13日在讨论东南亚地区合作时国务卿腊斯克对总统约翰逊说：“李(光耀)已相信：我们静悄悄(quiet)的一般性的支持是明智的。然后他去与其他国家一起筹划建立由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组成的现在被称为‘东盟’的组织。”(56)东盟成立后的最初10年中美国为什么只低调支持？一是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主要依靠“东南亚条约组织”维护，故对东盟不重视，(57)也未承认它的合法性；二是由于东盟虽亲美，但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奉行中立主义。从美驻印尼大使馆1968年1月12日发给国务院的一份《航邮代电》(airgram)可以看出这一点，该电指出：“我们自己对诸如东盟之类的地区主义支持的表达无疑应是低调的。印尼人希望从指控东盟是‘西方的傀儡’的苏联得到另外的援助，并且印尼人担忧被我们抱得太紧将不仅使他们与莫斯科的关系复杂化而且还会加强这种断言，或许使东盟更难获得另一些不结盟国家的支持。”(58)这种中立主义还表现在东盟国家未必事事都支持美国。(59)

　　从1970年代中期起，美国对东盟从静悄悄的低调支持升级为公开的高调支持。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尼克松主义”的出笼和1975年越南在越战中的全盘胜利刺激了东盟的发展。1976年2月首次东盟峰会召开，五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标志着东盟的最终形成，从此成员国才开始实质性的合作。加之由于美国在越战中的彻底失败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行将瓦解，希望减少对东南亚国家的安全义务但保持与它们的经济关系，美国因此重视东盟的可利用价值，对它予以公开的高调支持。福特总统1975年访问东南亚时说：“我们与东盟五国对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有着共同的关切。我向你们保证美国人将更加关注东盟这个组织。所有的东盟成员都是美国的朋友。……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它们。”(60)1977年国务院档案文件写道：“根据目前的外交政策，美国现在倾向于将重点放在两个很不相同的地区组织上：一个是它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澳新美’三角关系上；一个是它与五国组成的东盟的不断发展的密切关系上。”(61)同年9月，美国经济事务副国务卿库珀(Richard N. Cooper)与东盟五国部级代表在马尼拉举行首次美国—东盟会谈。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Carlos P. Romulo)说：“美国政府将东盟作为一个组织与之讨论经济问题，这是第一次。”(62)会谈所发表的《联合公报》写道：“美国欢迎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所取得的成功……会议特别提到东盟作为一种积极力量对该地区的和平、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63)翌年8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时，卡特总统重申了美国对东盟的目的和愿望的强力支持。(64)里根政府继承了卡特政府明确支持东盟的政策。

　　上述事实清楚地说明了美国对东盟政策的性质和特点：从对其成立反应谨慎和默认到在其最初10年中的悄悄支持，再到10年之后的公开支持。这种变化是国际形势变幻和美国在亚洲利益需求的反映。

　　美国对东盟政策的内容之二是坚持双边原则。从1967年东盟成立至1977年首次美国—东盟正式对话前夕的10年中，美国虽然悄悄支持东盟，但它并没有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与东盟国家的交往完全是通过双边关系进行的。(65)美国对东盟的支持也是通过这些双边渠道表达的。首次美国—东盟正式对话所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写道：“美国宣布它愿意参加东盟的地区开发合作，作为对主要在那些诸如农业、农村发展、保健与卫生以及教育与人类资源开发等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领域提供给东盟成员国的双边援助的补充。”(66)这表明：即使在正式承认东盟后，在与东盟的关系中美国仍然坚持以与其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为主。华盛顿特区咨询公司“亚洲事务分析家”组织主席英多夫(Hans H. Indorf)等认为：东盟成员国的多样化和东盟缺少法律认可的基础使得美国必须在双边基础之上与该地区的每个国家打交道。(67)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美国自旧金山和约以来就不肯放弃双边原则。即使在首次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成为有法律认可基础的组织后，美国仍坚持以双边交往为主的原则。1977年3月10日美国东亚太平洋事务候任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Richard C. Holbrooke)指出：“美国继续对东南亚感兴趣，并将在那里发挥适当的作用。……我们将促进互利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我们希望长期同东亚的各个(individual)国家合作，急切等待与东盟，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开始经济磋商。”(68)霍氏说得非常清楚，美国不是将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经济组织与之打交道，而是与东盟的各个单个成员国进行“双边贸易和投资”。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69)总之，在东盟成立的最初十年中，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完全表现为与其成员国的双边交往，此后两者的关系则是坚持以双边交往为主的原则。

　　美国对东盟政策的内容之三是在所谓安全方面将它作为在亚洲推行均势政策的工具。在东亚推行战略平衡是美国自冷战开始以来的一贯政策，东盟的出现为美国实施此政策提供了便利。1975年12月总统福特在所提出的“太平洋主义”中强调：“亚洲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能为建立在列强之间平衡基础之上的稳定的新结构作贡献。”(70)这主要表现为支持东盟反对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行径。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的主要目的都是：支持“我们的东盟朋友们的进步和稳定”；抑制“越南的侵略野心”；力图“遏制苏联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存在和影响”。(71)在对付越南地区扩张主义的问题上，这两届政府都将东盟作为美国在柬埔寨危机中的代理人，同时将东盟作为一个国际外交单位支持它的地区主义和发展。在国会作证时，远东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说：“我们柬埔寨政策的第一个原则是支持东盟所采取的战略。本政府与前届政府一样，衷心赞同将东盟所支持的联合国大会关于柬埔寨的决议作为解决柬埔寨问题最好的基础。”(72)在1985年7月12日的东盟部长会议后的磋商会议上，国务卿舒尔兹对东盟代表进一步强调：“美国坚决支持你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迫使越南谈判一项解决方案的政策。……我们对非共产党国家的抵抗提供政治、外交和人道主义支持。”(73)在对付苏联的军事集结问题上，里根政府有个“三部分战略”(three－part strategy)以加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能力。(74)鉴于对美国力量的有限和东盟力量和凝聚力的增强的承认，里根政府认识到它需要和能够依靠东盟成员国去帮助保持东南亚的地区安全。

　　美国对东盟政策的内容之四是通过发展与东盟的关系而在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在特别关注安全问题的同时，美国更是敏锐地认识到在经济方面东盟对美国的重要性。福特总统1975年12月访问东南亚时说：东盟五国的“人口总和同我们的人口相等。虽然它们是发展中国家，但它们有许多资产：不可缺少的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经营良好的农业。……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它们。”(75)1978年5月副总统蒙代尔指出：“东盟已进入了取得实质性成就的时期。经济问题现在是该地区大多数政府的主要关切。”接着他直言不讳地表露了美国对该地区资源的渴求：“东南亚国家——除了印尼以外——只有有限的已被证实的石油资源，但它们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煤、铀和地热资源。它们被迅速开发将加强我们和我们朋友的能源安全并减缓油价上涨的压力。我们必须寻找新方法利用我们的技术去帮助它们本地资源的开发。”(76)1977年和1978年的两次美国—东盟正式会谈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经贸问题。对话初期双方优先关注的是商品贸易、市场和资本准入、技术转让和能源开发等。美国还将东盟国家视为自己的一个特殊市场——军火市场。美国的一项更为具体的战略涉及为这些盟国提供军事装备，包括战斗机，对此几个东盟国家很感兴趣。(77)1984年7月国务卿舒尔兹出席东盟年会后说：“东盟的事业对我们的整个太平洋政策是最最重要的。……东盟国家的成功与我们的重大利益休戚相关。去年我们的贸易达230亿美元，使东盟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78)1983年美国向东盟国家提供的双边经济援助为2.49亿美元，与安全援助一起双边援助总计为4.24亿美元。1984年美国向东盟国家的投资差不多为80亿美元。(79)美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投资和经济援助的数据表明，通过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到1980代上半期，美国对东盟地区的经济扩张已取得可观的成效。

　　四、美国政策的实质

　　科伦坡计划、亚行和东盟是三个性质不同的经济组织，因此美国对它们的建立和早期阶段的具体政策亦不尽相同，尽管如此，美国政策的实质却无不同。

　　美国政策的实质之一是在亚洲建立均势格局，为其在亚洲的战略服务。英联邦国家提出科伦坡计划主要是从英国的冷战战略和在亚洲的利益出发的。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一部分，杜鲁门在前一年就提出了“援助不发达国家”的“第四点计划”，主要推行地区也是亚洲。科伦坡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以援助亚洲国家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条件之手段来抵御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扩展。因此，美国支持并加入了科伦坡计划。在亚洲建立地区开发银行的设想提出后的十年酝酿中，美国一直不予理睬，直到自己深陷越战不能自拔时才转而积极支持亚行的建立。美国政策转变的动因也是出于战略考虑：美国希望以经济援助支持亚行的建立来改变其从事侵越战争的形象；希望亚行的建立有利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减少共产主义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希望亚行将亚洲资本主义政权联合起来以平衡中国的崛起，在亚洲建立起均势格局。对东盟的成立，最初，美国只是默认，没有发表支持声明。在东盟成立后即形成的十年里，美国对它一直只是悄悄地支持，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升级为公开地支持。究其原因，仍是战略的需求。这一时期，美国在越战中遭到彻底失败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行将瓦解，同时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地区扩张主义增强，企图填补美军撤离后所形成的“真空”，尼克松主义要求美国既要减少对东南亚国家的安全义务又要保持该地区的战略平衡，因而将东盟作为遏制越南和苏联在该地区进行侵略扩张的力量予以公开和积极地支持。

　　美国政策的实质之二是将亚洲经济组织变成服务于美国在亚洲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工具。美国参加科伦坡计划、向该组织亚洲成员国提供经济援助并不是利他的，正如美国国会所言：是为了为美国商品开辟海外市场，避免国内经济危机的发生。上文所言亚行中美国政策的五个优先就是这一实质的最好注脚。按照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利益的要求，美国利用东盟解决了柬埔寨问题。美国看中了东盟的广阔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对东盟大肆进行经济扩张。到1980年代上半期东盟已成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美国对东盟的投资巨大，经济援助也不菲。

　　美国政策的实质之三是主导或影响亚洲经济组织。其途径有二：一是以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占有该组织的主导权。科伦坡计划起初本是英国主导，美国通过施加政治影响改变了该组织的成分，而且所提供的经费远远多于英国，从而鸠占鹊巢，取英国而代之。对于亚行，美国通过提供总顾问和副行长以及提供与日本同样多的普通基金而获得与日本同样的对该行的控制权。它还通过国会批准拨款程序来左右亚行；二是用双边原则“遥控”亚洲经济组织。由于美国自己不是东盟的成员国，无法对东盟实行直接控制，即以双边原则对其施加影响。在东盟的最初十年中，美国虽然默认东盟的存在并悄悄地支持它，但并未将它作为一个组织与其打交道，而是通过与东盟各国的双边关系来影响东盟。首次美国—东盟正式对话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与东盟的交往仍以双边关系为主。由于美国的主张，双边原则成为科伦坡计划援助的基本形式。因此受援国很少将美国的援助与科伦坡计划相联系，结果美国扩大了它在亚洲的影响，架空了科伦坡计划。在亚行，美国的双边关系色彩愈加浓厚，一方面，美国利用它的投票权支持将高额款项贷给予其双边关系最密切、对它而言政治和战略上最重要的国家；另一方面，亚行特别基金主要是由来自双边渠道，尤其是由美日资金构成的，而且采购又与财政贡献挂钩。美国就是这样利用双边关系来操纵亚行的。

　　注释：

　　①科伦坡计划是一个主要致力于人力资源开发以增强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性组织，该计划起初考虑为期6年，后延期若干次直至1980年，是年又决定无限延期；亚行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多边金融组织；东盟是一个地缘经济政治组织。

　　②《美国明确表态要进东亚共同体声称获中国认同》，

　　③Harry F. Bangsbe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ombo Plan," India Quauterly, Vol. 15(April-June, 1959): 130-141; Nitish K. Du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Roots of Commitment, Windsor, Canada: University of Windsor, 1976; Peter M. Lodge, The United States Roles in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ine, USA, 2008；孙建党：《冷战与科伦坡计划的起源》，《历史教学》，2007年第9期等。

　　④Antonin Basch, "The Colombo Plan: A Cas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9, No. 1(Feb., 1955): 1-18; Po-Wen Huang, Jr.,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66; Shaun Haresh Narine, The Evolution of ASEAN, 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2000, etc.

　　⑤"Colombo Plan and Its Possible Use as a Focal Poin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1, p. 307, ? type=goto&id=FRUS.FRUS195254v12p1&isize=M&submit=Go+to+page&page=307.

　　⑥1.为吸引双边援助提供聚集点；2.为公布比较详细地描述开发计划、执行计划进展的年度报告和未来开发融资所需域外资金的估计提供平台；3.鼓励亚洲国家为引入外援而将其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化；4.为非正式地讨论经济发展问题提供论坛。"Colombo Plan and Its Possible Use as a Focal Poin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1, p. 308.

　　⑦"Colombo Plan and Its Possible Use as a Focal Poin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1, p. 308.

　　⑧"Colombo Plan and Its Possible Use as a Focal Poin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1, p. 307.

　　⑨"Colombo Plan and Its Possible Use as a Focal Poin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1, p. 309.

　　⑩"Colombo Plan and Its Possible Use as a Focal Poin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1, p. 308.

　　(11)"Undeveloped Areas"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Bowi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I, p. 783.

　　(12)"Memorandu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September 13, 1958,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Vol. XVI, p. 42. ? type=turn&id=FRUS.FRUS1958v16&entity=FRUS.FRUSI958v16.p0076&q1=Colombo%20Plan

　　(1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and Governor Stassen"(August 24, 1954),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I, p. 790.

　　(14)Jeffrey C, Kitchen, Deputy Director of Executive Secretariat Reported a Discussion of the Colombo Plan, August 23, 1954,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I, pp. 780 -781.

　　(15)8个英联邦国家为：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英国和加拿大；9个非英联邦国家为：泰国、印尼、越南、柬埔寨、老挝、菲律宾、缅甸、日本和美国。

　　(16)"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South East Asia, South Asia, and Far East"(NSC 54292/2, Paragraph 3.), October 11, 1954,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I, p. 948.

　　(17)"Interim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to the NSC Ad Hoe Committee on an Asian Economic Grouping",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Murph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 XII, part I, pp. 1020-1021.

　　(18)Harry F. Bangsbe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ombo Plan," India Quarterly, Vol. 15(April-June, 1959): 133.

　　(19)《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书》，1954年，转引自《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2期，第5页。

　　(20)战后初期，为了亚洲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简称“亚远经委会”)积极鼓励亚洲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出席1955年万隆会议的代表同意“应该鼓励国家和地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建立”。1959年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S. W. R. D. Bandaranaike)建议所有的万隆会议参加者(加上新加坡和马来亚)集中讨论地区开发银行的建立。为了建立一个以日本为领导的亚洲地区组织以确保为日本服务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首相岸信介于1957年6月向美国递交了建立起动资金为5亿美元的“亚洲发展基金”的建议。1960年代初，锡兰银行家洛甘纳轩(C. Loganathan)和泰国经济学家西西－安姆努艾(Paul Sithi－Anmnuai)分别提出了建立地区开发银行和贸易银行的设想。尤其是由日本大藏省资助的私人研究机构“常盤桥研究所”(Tokiwabashi)明确提出了建立“亚行”的建议。地区开发银行的设想得到了亚远经委会首次亚洲成员国部长会议同意。1966年11月24日亚行正式成立。

　　(21)Po-Wen Huang, Jr.,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pp. 22-23.

　　(22)Ibid., pp. 46, 47.

　　(23)Ibid., p. 47.

　　(24)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s Address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eace Without Conquest",

　　(25)Po-Wen Huang, Jr.,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pp. 57-58.

　　(26)Ibid., p. 18.

　　(27)Quoted from Nitish K. Du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Roots of Commitment, p. 20.

　　(28)Ibid., p. 33.

　　(29)Quoted from Nitish K. Du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Roots of Commitment, p. 33.

　　(30)Oran R. Young, "Political Discontinu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3(April, 1968): 386.

　　(31)Quoted from Nitish K. Du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Roots of Commitment, p. 31.

　　(32)ADB,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December 4, 1965-January 1, 1966, Article 3.

　　(33)Robert Wihtol,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p. 43.

　　(34)Quoted from Robert Wihtol,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p. 46.

　　(35)Robert Wihtol,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pp. 46, 103: Table 6. 2.

　　(36)Ibid., p. 104.

　　(37)Ibid., p. 43.

　　(38)Lars Schoultz, "Politics, Economics and US Participation in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3(Summer, 1982): 559.

　　(39)Quoted from Nitish K. Du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Roots of Commitment, p. 77.

　　(40)Robert Wihtol,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pp. 45-46.

　　(41)Lars Schoultz, "Politics, Economics and US Participation in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3(Summer, 1982): 551-555.

　　(42)Robert Wihtol,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p. 47.

　　(43)Ibid.

　　(44)Nihal Kappagoda,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1995, p. 19.

　　(45)Dennis T. Yasutomo, Japan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3, p. 36.

　　(46)Quoted from Nitish K. Du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Roots of Commitment, p. 81; ADB,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ticle 33.

　　(47)Dennis T. Yasutomo, Japan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 78.

　　(48)Michael Blaker,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Southeast Asia: The US and Japanese Approach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7: note 37.

　　(49)Anthony Rowley, "Ideology Before Nee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February 14, 1985): 72.

　　(50)"Bangkok Declaration",

　　(51)即使是题目为《美国在东盟创建与发展中的作用》(Peter M. Lodge, The United States Roles in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的一篇美国缅因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52)陈奕平：《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国内几位学者互相引证此类说法。

　　(53)Michael Wesley, "The Dog That Didn't Bark: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Mark Beeson, Bush and Asia: America's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68-69. 这里特别要注意“成立(creation)”和“已经形成(have formed)”两词的含意是不同的。东盟“成立”的时间是1967年，最终“形成”的时间是197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纳赖英博士也认为东盟形成的时间是1967－1976年。参见Shaun Haresh Narine, The Evolution of ASEAN, 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2000, p. 87。

　　(54)笔者仔细查阅了美国国务院主持汇编的1967年和1968年的档案资料，即爱德华C. 基菲：《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Edward C. Keefer, FRUS, 1964-1968, Vol. 26,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未发现有美国政府支持东盟的声明。如果有此声明，应该是由美国国务院而不会由国会和五角大楼发表，国务院主持汇编的档案资料中应该会有。言“美国也很快发表声明支持”的国内学者未引美国声明的原文，甚至连出处也未注明。而美国学者的观点却有史料佐证，请见下文。

　　(55)Seiji Naya, et al., ASEAN-U. S. Initiative,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1989, pp. 3-4.

　　(56)"Your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of Singapore", Memorandum From So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Johnson, Washington, October 13, 1967, Edward C. Keef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26, pp. 630-631.

　　(57)1984年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说：“所有东盟国家，无论是作为单个还是一个集团，其成就使全世界瞩目。但在1967年的时候该地区之外无人对其前景看好。”参见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Shultz), Before a Meeting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4,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1986, p. 658。

　　(58)"Indonesia: Trends During 1967 and Problem Areas for 1968 ", Edward C. Keef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26, p. 547.

　　(59)如：1972年11月23日美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国务院的电报预计，在11月28－29日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行政和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投票支持美国立场的东盟成员国的情况是：“东盟国家对我们的支持仍然是不确定的。那些依靠我们呵护的国家(马来西亚和泰国)显然还没有坚定的主意。那些至今态度暧昧的国家(印尼和新加坡)表明了强烈的弃权倾向。最不愉快的是来自菲律宾的坚定支持也显示出退化的迹象。”参见“Reduction in US Assessment”,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69-1976, Vol. 5, the United Nations, 1969-1972, Document 204,

　　(60)Richard P. Stebhins and Elaine P. Adam,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5: A Documentary Recor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50.

　　(61)"From SEATO to ASEAN", Elaine P. Adam,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7: A Document Recor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79, p. 101.

　　(62)"From SEATO to ASEAN", Elaine P. Adam,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7: A Document Record, p. 102.

　　(63)"Joint Communique The First ASEAN-US Dialogue", (东盟网)

　　(64)"Joint Communique The First ASEAN-US Dialogue", (东盟网)

　　(65)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与它们之间存在着牢固的双边关系。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虽不是美的盟友，但美国与它们也建立了双边关系。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不很直接，它和马来西亚一起与美国的盟友英国、阿德里亚和新西兰组成“五强防卫安排”。在不结盟和亲伊斯兰面纱的掩饰下马来西亚与美国存在着广泛的军事联系。1965年“九·三○”事件后印尼倒向美国，印尼成为美国的“准盟友”。

　　(66)"Joint Communique The First ASEAN-US Dialogue", (东盟网)

　　(67)Hans H. Indorf and Patrick M. Mayerchak, Linkage or bondage: U. 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ASEAN Reg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p. 47.

　　(68)"Asian Interlude", Elaine P. Adam,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7: A Document Record, p. 380.

　　(69)据国务卿舒尔兹1985年7月12日揭示，美国对东盟的安全援助仍是以双边形式进行的：“我们深深地关切着东盟国家的安全，特别是面临不断增长的共产党的武装叛乱的菲律宾以及前线国家泰国。对于所有的东盟国家我们所提供的安全援助从1980年的1.73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4.29亿美元，后者几乎是前者的3倍。同期给泰国的安全援助从0.39亿美元增加到1.07亿美元。鉴于来自越南不断增长的威胁，我们计划提供更多的援助。我们对菲律宾的援救包括大量的经济成分和旨在帮助亲密的朋友和条约盟友克服严重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挑战。”参见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Shultz) at the Post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ASEAN),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5,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1986, p. 685。

　　(70)"The Pacific Doctrine", Richard P. Stebbins and Elaine P. Adam,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5: A Documentary Record, p. 551.

　　(71)U. S., Hous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ASEAN, quoted from Peter M. Lodge, The United States Roles in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 343.

　　(72)U. S., House, U. S. Policy Towards Indochina since Vietnam's Occupation of Kampuchea, quoted from Peter M. Lodge, The United States Roles in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 344.

　　(73)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Shultz) at the Post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ASEAN),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5, p. 684.

　　(74)1.保持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战略；2.改善双边和多边安全关系；3.援助盟国提高地区安全。正如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安全事务代理助理国防部长凯利(James A. Kelly)对国会所解释的：美国东亚的安全政策“原则上依靠我们的盟友去对付本地的威胁而保持美国的前沿部署的军力……对付苏联的威胁。”参见U. S., House, Foreign Assistance Legislation for Fiscal Years 1986-1987(Part 5), quoted from Peter M. Lodge, The United Statas Roles in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p. 376-377。

　　(75)Richard P. Stebbins and Elaine P. Adam,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5: A Documentary Record, p. 550.

　　(76)America's Role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Elaine P. Adam,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8: A Documentary Recor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406, 410.

　　(77)Peter M. Lodge, The United States Roles in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 378.

　　(78)Address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Shultz) Before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4,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p. 645.

　　(79)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Shultz) Before a Meeting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4, pp. 663, 664.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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