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卡扎菲集团没有构建合法型、传统型统治的基础，因此构建一个让国民信服的魅力型统治成为其政治精英孜孜以求的目标。卡扎菲通过 “第三世界理论”和《绿皮书》所规定的指导原则，以及民众革命、伊斯兰社会主义、对抗西方国家等实践行为，构建了魅力型统治。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和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完全凭铁腕和魅力赢得民众认同，推进政治变革，寻求制度合法性，显得日益艰难。卡扎菲统治利比亚近40年多年，政治动员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所需求的能量，笼罩在这里的景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是北非政治危机“滚雪球效应”引发的利比亚国内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外来力量的加入以及北约国家的干预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这也反映了利比亚现代化中威权政治的衰朽，卡扎菲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历程。

　　关 键 词：利比亚 卡扎菲 魅力型统治 魅力平凡化

　　作者简介：韩志斌，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热点问题与联合国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 10ZD&11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11CSS011）和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010JK293）的阶段性成果。

　　最近肇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和埃及的“街头革命”，引起中东北非重大政治动荡，而利比亚的政治危机更为严重。由于以法国为首的北约的干预，利比亚政治危机已经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利比亚战争，直至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他本人也死于非命。学术界公认的中东政治危机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二是统治者合法性的衰落和政绩的困局；三是伊斯兰激进力量的推动；四是外部力量的干预。但具体到利比亚情况则不一样，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危机是政治体系治理危机等内因造成的，利比亚的政治危机则更多的是外因，即埃及和突尼斯的“示范效应”而引发的利比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政治力量博弈的历史延续，这也反映了卡扎菲强人政治从“魅力型统治”到“魅力平凡化”的历史流变和政治合法性的兴衰历程。

　　卡扎菲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1969年9月1日，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尽管这些民族主义者较为顺利地推翻旧政权，但在如何构建一个新政权方面还没有任何蓝图。亨廷顿说过，民族主义的职能就是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而当完成这一使命并需自己适应行使统治国家的新职能时，往往会遇到一场重大危机。[1]对于刚刚上台的卡扎菲集团来说，遇到的危机就是如何获得合法的统治，换句话说就是得到民众认同的政治合法性。按照韦伯的观点，合法的统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统治具有合乎理性性质的合法型统治，统治具有传承性质的传统型统治，统治具有魅力性质的魅力型统治。

　　首先，卡扎菲集团执政不是合法型统治。原因有四：一是卡扎菲集团政治治理的程序与结构并没有持续受到特定原则的约束。尽管作为“自由军官组织”成员的卡扎菲集团原则上受到内部规定的制约，但后者不能上升到国家政策制约的高度对前者进行强制约束。二是卡扎菲集团最高一级的权力单位革命指挥委员会缺乏监督机构。三是事务处理的规则不是依据准则，而是按照“自由军官组织”政治精英个人的偏好。四是任职人员和职务权力没有实现分离，即“自由军官组织”的行政管理集团和行政管理资源没有实现分离，卡扎菲集团的权力来源是自己。

　　其次，卡扎菲集团执政也不是传统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权力来源于古老遗留制度和权力的神圣尊崇感，统治者的身份与地位是由传统规则来确定的。[2]而卡扎菲集团却没有这种历史资源。不过卡扎菲统治后期的官僚体制与传统型统治有相似之处：一是行政任命依据是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命令；二是统治者可以任意专断，依据其需要来认定所需实行的原则；三是实行老人政治、家长制。国家权力掌握在以卡扎菲为首的统治集团手中，其成员年龄老化，更新换代不强。家长制主要体现在部族管理的方式。

　　最后，卡扎菲集团的政治治理也不是魅力型统治，但这种统治类型一直是卡扎菲集团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目标。魅力型统治是指一个人因其具有某种特殊品质而获得领袖身份，并依据这种特殊合法性构建整个统治体系。[3]而政变初的“自由军官组织”政治精英还不具有这种极其非凡的品质。正如罗斯·福斯特所说，卡扎菲政变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归功于旧制度的僵化，而不是挑战者的精神活力以及支持的广泛性。[4]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在利比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并不稳固，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并不想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直梦想着反攻倒算，重回统治舞台。

　　由于卡扎菲集团没有构建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基础，因此构建一个让国民信服的魅力型统治成为其政治精英孜孜以求的目标。

　　卡扎菲构建“魅力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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