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二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的两年间，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和干预欧洲的战争等问题，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这场外交大辩论不仅仅是围绕美国如何应对欧洲战争这一具体政策的辩论，实际上还涉及美国对外关系中一些根本问题，即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外干涉是否会破坏美国民主和人民福祉，以及美国究竟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大辩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的国际思想和外交观念，使强调美国大国责任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在战后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孤立主义者虽然在辩论中失败了，但其思想在战后仍然对美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构成某种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主义者同国际主义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外交的面貌。

　　关 键 词：孤立主义者 国际主义者 外交辩论 国家身份

　　作者简介：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德国入侵波兰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两年多时间是美国外交史上的“大辩论”(Great Debate)时期。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干预欧洲的战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场大辩论展示了美国社会在美国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围绕外交政策的政治斗争”①。大辩论使自由国际主义思想②深入人心，与珍珠港事件一起，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走向，在美国外交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于这场外交大辩论，美国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进行研究，但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孤立主义一方，对国际主义者的主张语焉不详，特别是对大辩论的意义阐释不足。③而在我国，除少数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著作对这场大辩论略有提及外，还没有专门的论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对这场外交大辩论的过程进行梳理，并从国家身份构建的视角来揭示这场大辩论的主题及其在美国外交史上的意义。

　　一、辩论的由来与过程

　　从美国陷入大萧条开始，孤立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并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孤立主义者相信美国相对超然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美国的安全，主张美国减少对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参与，以远离国际纷争与冲突。在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面对30年代的欧亚国际危机和战争，美国奉行严格的中立政策。国会相继通过1935年、1936年和1937年《中立法》，试图通过禁止与交战方进行商业和金融往来避免美国再次卷入欧洲的冲突之中。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国际局势使国际主义者开始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9月8日向国会提出修改《中立法》，取消军火禁运，把1937年《中立法》的“现款自运”原则扩大到军火，以便使握有制海权的英、法等国获得美国的军用物资。随后，罗斯福总统又相继提出其他动议，包括向英国提供驱逐舰，向国会提出为反轴心国家提供租借援助，为美国商船护航，对德国潜艇进行攻击等，带领美国一步步走上干预欧洲战争的道路。从提出修改《中立法》开始，罗斯福政府的这些行动引起一些人士的激烈反对，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外交大辩论。

　　辩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应该改变中立政策，向英国和其他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一方主张美国应修改或取消《中立法》，向英、苏等国提供援助，因为这种援助有助于这些国家战胜德国。其中的一些激进人士认为，为了阻止希特勒称霸欧洲，即使美国直接参战也在所不惜。这些人通常自称是“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但常被对手称为“干涉主义者”(interventionist)。另一方则坚决反对修改《中立法》和援助英国，认为欧洲的战争与美国没有关系，德国对美国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而援助英国和苏联会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引入战争。这些人自称是“不干涉主义者”(non-interventionist)，但被对手称为“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

　　9月23日，国会开始就修改《中立法》问题进行辩论，拉开了外交大辩论的序幕。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E. Borah)、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小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和阿瑟·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和众议员亚历山大·菲什(Hamilton Fish)坚决反对修改《中立法》。洛奇声称，“英国和法国被击败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要么德国战败，要么出现僵持的局面”，“即使德国获胜并企图征服美国，它也永远做不到”。因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处于危险之中”，修改《中立法》是不必要的。④罗斯福政府则动员美国政界的元老如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等出山，组织由威廉·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担任主席的“通过修改《中立法》争取和平跨党派委员会”(Non-Partisan Committee for Peace through the Revision of the Neutrality Act)，宣传修改《中立法》的必要性。在国际主义看来，对交战双方平等地实行禁运实际上有利于侵略者，而只有实行有区别的禁运，美国才能避免战争。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W. Norris)指出，如果取消武器禁运，就会帮助英、法；如果不取消则有利于德国，“绝对的中立是不可能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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