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当代史学新思潮、新学派风起云涌，既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学术自觉的推动，也有国际学术协作团队的努力。这一波新史学潮流的出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得到推介，但并未形成清晰的画面，个中原因恐怕还在于对话与交锋不够，互动太少，因此不免自说自话。新说的创见如不能内化为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其影响也就日渐消减于无形。有感于中国学界学术反思之不足，本刊特组织相关学者，趁各种新兴思潮、流派有一定经验和实证研究基础但尚在成长之际，截断众流，形成代际，对其聚焦，着重反思，推动中国学界的反省与前瞻，推动中国史学之知识创建汇入人类整体知识洪流。系列反思之开篇恰为“全球史”，既反映当今史学的新视野，也是今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学术体现。

　　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刘新成

　　一

　　全球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分支，以宏观视野为特色。①西方历史学科建立以来，从初期的“兰克学派”，到后现代的“碎片化”史学，对宏大叙事历来比较排斥。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世界史鸿篇巨制作者威尔斯、汤因比等名噪一时，但都未被视为史学“正统”，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终究有限。而全球史不同，若从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算起，时间已过半个世纪，全球史不仅没有淡出史坛，反而被普遍承认为一种历史叙述范式。通史类教材、专著层出不穷，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历史活动，修正原有结论，开启新的思考，更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在资讯发达的信息时代，在新说异见迭出而留印迹者寥寥的今天，全球史能够经久不衰，殊为难得，个中原因很值得思考。

　　西方宏观史学长期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宏观史学关注的是人类整体命运。今天全球史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而就当下问题向历史求解，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即如史学大师布罗代尔(1902—1985)当年提笔为中学师生撰写通史《文明史纲》时所说，他是为了“回答当今提出的种种问题”。②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当人们深切认识到“当今的国际格局，根源在于历史上各社群的原始关系”之后，③人们自然把目光转向世界历史。

　　但传统世界历史学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西方，人们脱离神学转而从世俗角度考察历史活动是从17世纪开始的。在最初的历史哲学框架内，历史是理念的车轮，世界是理念的载体，世界历史只是证实理性主义等先验理念的工具。19世纪，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转变为经验描述，但世界历史学仍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和明显的目的论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不断重复中被“本体化”，西方文明乃成为人类社会的经典模式。即使进入20世纪，当汤因比等人注意到非西方文明的存在、当巴勒克拉夫等人呼吁“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投放到所有地区和所有时代”之后，西方世界史著的涉及面虽然有所扩大，但核心内容仍是在与其他文明对比中突显西方文明的优势，并以说明西方领先的原因为最终落脚点。④20世纪中叶以后，后现代主义兴起，传统历史思维受到冲击，但与此同时，“理论”自身被消解，宏大叙事几成虚构，连世界历史学的存在价值都受到质疑，遑论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全球史携一种全新且开放的理念，为西方宏观史学打开一扇新窗，并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日益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形成互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恰在此时，此前一直教条地按递进的五种社会形态分别演绎各国历史的中国和苏联世界史学界，正处于反思传统史观的阶段。苏联学者意识到用一种抽象的社会形态“对世界史统一划分，把它塞进统一的框框，这种意图蕴涵着十分严重的后果”。⑤而中国世界史学家也开始关注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即世界各地之间联系的加强。全球史观在这两大地区的传播，标志着全球史热正在成为一种全球现象。⑥

　　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也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全球史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交叉性质，除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外，近年来还广泛利用文化研究、区域研究乃至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领域既包括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也涉及气候、环境、移民、性别、宗教、技术、科学、物种传播、文化交流，等等。全球史对各学科新知识的消化吸收和融会贯通，有助于学术创新。从不同角度反复审视同一问题，形成多种解释，互相问难争辩，这一气象正逐渐成为全球史的学科特点，促使全球史研究不断延伸和拓展。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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