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趋势明显。这一趋势是主流环保组织实力不断壮大的产物，也是顺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趋向保守这一形势的结果。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主要体现为环保组织自身建设的加强，环保组织间长效合作机制的建立及环保组织斗争方式的改变。主流环保组织加强了同政府及公司的合作，主张以合作为基础的“第三条道路”。主流环保运动的体制化有利于扩大其社会影响，美国民众的环保意识、美国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及美国的环境政策都因此而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环保运动的体制化也使它在结构、制度和指导思想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从而限制环保运动向纵深发展。

　　关 键 词：主流环保组织/体制化 “第三条道路” 美国环保组织

　　作者简介： 高国荣，男，湖北汉川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美国，主流环保组织(mainstream environmental groups)①是指依靠政治游说、宣传教育、司法诉讼等手段，在现有体制内推进环境保护的民间机构。一般而言，主流环保组织往往规模庞大，经费充足，组织良好，配备有大量的专业人员。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关注的问题也比较广泛。所谓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主要是指环保组织通过引进各类专门人才，使管理运作越来越规范化和制度化，而且越来越依赖合法斗争。本文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改良倾向及其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一、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背景

　　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是主流环保组织实力不断壮大的产物，也是顺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趋向保守这一形势的结果。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主流环保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可以从其会员和活动经费的激增得以反应。十大环保组织的会员总数，在1965年还不到50万，1985年升至330万，1990年则达到了720万[1]109。各个环保组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都经历了会员的快速增长，具体情况如下：②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十大环保组织的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其年度所获经费总额1965年不到1000万美元，1985年上升到2.18亿美元，而1990年则达到了5.14亿美元[1]109,[2]47。1980—1990年，塞拉俱乐部的活动经费从950万美元增加到4000万美元，2003年达到了8370万美元。全国野生动物联盟的经费从1980年的3450万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9000万美元[2]47，2003年则达到了1.021亿美元。个别环保组织乘势而起，年度活动经费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比如，1987年才成立的资源保护国际基金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的经费到2003年则达到2.227亿美元，异军突起的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经费在2003年甚至达到了9.724亿美元[3]89。

　　环保组织的体制化也是顺应新的社会形势的结果。自罗斯福“新政”以来，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改革阔步前进，但到20世纪70年代，改革势头慢慢减弱。“滞涨”现象的出现，能源危机的阴影，华盛顿政府的丑闻，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日趋保守，不再支持改革。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在其任内大力推行放松政府管制、削弱环境管理的政策。里根利用人事权，任命了右翼人士担任内政部、国家环保局、林业局、土地管理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在这些官员中，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国家环保局局长安妮•戈萨奇(Anne Gorsuch)，竭其所能对环保运动进行钳制。

　　瓦特上任伊始，就在环境问题上采取了许多不得人心的政策。他准许在荒野区探矿，扩大国家公园特许开发商的经营范围，开放西部更多的牧场，在有争议的大陆架进行油气开发等。安妮•戈萨奇在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之后，大力培植亲信，任命埃克森公司、通用公司等企业的顾问和律师担任官职。在其任内，国家环保局的预算削减了2亿美元，裁员23％。[1]102她玩忽职守，几乎没有按照《超级基金法》的规定，履行清理有害有毒废弃物的职责。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对环保运动的敌视，使地方的反环保势力蠢蠢欲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环保运动在美国名目繁多，此伏彼起，其中尤以“西部反抗”和“明智利用”运动最为典型。二者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林、牧、渔、采矿等传统产业，这些强大的保守势力成为反环保运动的中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西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环保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在内华达州兴起，并受到犹他、亚利桑那、怀俄明和新墨西哥等一些西部州的追捧。它要求将西部大片联邦公共土地的所有权移交给西部各州，以规避联邦政府对开发这些土地的限制，并防止联邦政府将来出台更多、更严厉的限制开发的政策。西部对联邦土地的要求，受到了里根总统和内政部长瓦特的支持。但国会和法院都反对放松西部土地利用方面的管制，认为联邦公地如果移交给各州，前提只能是对这些土地的使用施以更严格的限制。在环保组织的宣传下，越来越多的公众清醒地意识到，在高度城市化的西部，公共土地的移交只会使一小部分权势集团获利而使多数人受损。失去了公众的支持，这场运动在1983年内政部长瓦特辞职后很快就销声匿迹。

　　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明智利用”运动，其思想和社会基础与上述反环保运动一脉相承。它借用了吉福特•平肖“明智的利用，科学的管理”的口号，因而特别具有迷惑性，但其目标却是“破坏和根除环保运动”。其主要领导人是艾伦•戈特利布(Alan Gottlieb)和让•阿诺德(Ron Arnold)。他们编辑的《明智利用综论》成为该运动的思想指南。该书提出了25项国家环境政策的改革目标，要求在国家公园和荒野地区进行商业性的矿产和能源开采，允许对国家森林进行商业性砍伐，修改《濒危物种法》，限制濒危物种申报。该书对环境保护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污蔑，攻击环境保护主义是一套反人类的思想观念，要求以“明智的利用”取而代之，在极端环保主义和极端工业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将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协调起来。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包括伐木工、牧场主、在国家公园周围拥有资产的业主以及希望能在荒野区驾车的旅游者，其领袖自诩有500万支持者和1.2亿同情者[4]ix[5]17。

　　面对猖獗的反环保势力，美国环保组织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遏制了反环保势力的嚣张气焰。奥杜邦协会、塞拉俱乐部、全国野生动物联盟、地球之友等环保组织猛烈抨击了联邦政府部门倒退的环境政策，并最终迫使反环保政府高官瓦特和戈萨奇辞职。与此同时，环保组织有力地抨击了地方的反环保势力。塞拉俱乐部等环保组织揭穿了“明智利用运动彻头彻尾的谎言”[1]120，揭露蓝丝带同盟(Blue Ribbon Coalition)、美国同盟(Alliance for America)、西部人民阵线(People for West)等欺世盗名的反环保势力受到了大企业的资助。荒野协会会长弗兰普顿(George Frampton)指出，明智利用运动“并非基层运动，它们实际上在为工业界辩护”[5]17。主流环保组织还痛斥“明智利用”运动恣意曲解和污蔑环境保护主义。

　　总的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主流环保组织面临的形势可谓是喜忧参半。一方面，环保组织的实力明显增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国家的环境政策，并能有效地扼制嚣张的反环保势力。瓦特和戈萨奇的辞职、西部反抗运动和明智利用运动的受挫，对环保组织都是巨大的鼓舞。另一方面，反环保势力依然强大。里根政府第一任内虽然有两名内阁高官辞职，但里根在1984年的总统竞选中还是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瓦特的助手唐纳德•霍德尔(Donald Hodel)在瓦特之后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他虽然不像瓦特那样锋芒毕露，但和瓦特坚持同样的环境政策。这就表明，保守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还占一定优势。但即便如此，保守的共和党政府也不得不接受环保运动日渐深入人心这一现实。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在里根政府时期一直担任副总统的布什也承诺要做一个“环保总统”。这一事实已经表明，“无论是一个总统还是一个政党，如果想赢得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都不可能再公开地对环境问题怀有敌意，很明显，美国人很关心它”[6]211。为顺应这一新的形势，主流环保组织开始调整策略，越来越重视自身建设，在现有体制内通过合法斗争促进环境保护。

　　二、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表现

　　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主要体现为环保组织自身建设的加强，环保组织间长效合作机制的建立及环保组织斗争方式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环保组织明显加快了职业化和制度化的步伐。随着会员和活动经费的迅速增多，组织管理工作的难度不断加大。另外，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千头万绪的环境立法与诉讼程序，对环保组织的领导与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充实队伍，加强自身建设，成为主流环保组织的当务之急。

　　自80年代开始，主流环保组织的专业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这主要是招贤纳士的结果。环保组织引进专业人才始于1952年塞拉俱乐部聘用了一位专职项目主管[7]279。1969年，奥杜邦协会也聘任了一名项目主管，此人之前并没有资源保护方面的工作经历，但在管理方面却是行家[7]314。但招贤纳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不普遍。而到8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不再依靠志愿者而依靠专业管理人员开展活动。许多主流环保组织都纷纷从社会上招募专业管理人员充实领导层，引进筹款人、律师、经济学家、科学家、新闻记者、政策分析专家。1986年，奥杜邦协会的研究人员超过200人，而国家野生动物联盟仅在华盛顿雇佣的研究人员就超过了500人[8]5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开始在华盛顿设立办公室，或者将总部迁往华盛顿，以便开展政治游说，影响政府决策。1967年，塞拉俱乐部率先在华盛顿设立办公室，成为最早从事政治游说的环保组织。其游说人员，1967年仅为1人，70年代初期有6人，而1986年则达到了17人。在1970年之前，只有塞拉俱乐部和资源保护选民同盟各配备了一名政治游说人员。[9]981970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通过之后，翌年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的环保组织就大约有70个。12个全国最大的环保组织雇用的游说人员，1975年为40人，1986年已经达到了88人。[8]48

　　专业化管理和参政水平的提高，增强了环保组织的活力，改善了环保组织的形象，为其在体制内进行斗争创造了条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源保护组织普遍面临会员老龄化的问题。1963年，奥杜邦协会的调查显示，年龄在40岁以上的会员占75％，许多会员已经两鬓斑白，老气横秋，协会被谑称为美国资源保护组织中的“老妇人”。[7]264不仅如此，多数会员都只有环境保护的满腔热情而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参与环保，尤其是大批专业人士的加盟，环保组织在80年代面目一新，它“作为政策行家的形象被树立起来，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媒体对其的关注”[2]48。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负责人约翰•亚当斯在1989年回忆说，在协会成立的最初几年，“我们每次参加国家环保局的会议，他们总是不理不睬的，还想方设法把我们打发走……好在现在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我们去国家环保局会见任何人，不管他是参议员、众议员、州长还是总统，他们都得听。我们说的话他们不一定都感兴趣，但在社会上我们是受人尊敬的，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全体选民，要表达他们的心声”。[6]117

　　主流环保组织的职业化和制度化建设改变了环保运动的斗争方式及其目标。选举、游说、诉讼等多种手段被广泛应用。与此同时，环保组织之间的协作也更加密切。

　　从1980年以来，主流环保组织普遍利用选举来影响美国的环境政策。在此之前，多数环保组织或者出于对政治的不信任，或者因为力量还不够强大，或者因为国家税务局对非营利组织参与政治的限制条款，还很少运用选举这一手段来影响国家的环境政策，只有塞拉俱乐部和资源保护选民同盟将不支持环保的候选人公之于众。从1980年以来，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1980年，塞拉俱乐部支持5位候选人竞选加州议员。1982年，塞拉俱乐部、资源保护选民同盟开始支持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它们支持的48位候选人，有34位成功当选。1984年，塞拉俱乐部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支持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竞选总统，同时积极帮助候选人竞选联邦、州和地方的议员。在80年代中期的国会选举中，塞拉俱乐部每次支持的国会议员候选人都为200人左右。资源保护选民同盟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1988年，它支持的76名国会议员候选人，有60人成功当选；1990年它支持的133人中有84人当选，1992年它支持的186人中又有108人当选。在联邦一级的选举中，环保组织直接的政治捐款在不断增多，1986年为35.5万美元，1990年为62.9万美元，1994年达到了1292万美元，这些捐款的90％以上都来自塞拉俱乐部和资源保护选民同盟。[2]49－50

　　政治游说作为环保组织经常采用的手段之一，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它既被用来游说议员和政府官员，也被用来动员基层民众。20世纪50年代中期环保组织成功保护回声谷国家公园的斗争，被“视为美国环境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当代环境游说活动的诞生以及环保组织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势力的出现”。[2]54在六七十年代，环保组织的游说活动推动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濒危物种法》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法的出台。自80年代以来，环保组织游说活动的增加，除了因其自身的发展壮大之外，与70年代美国国会的民主改革也有一定关系。这次改革将权力分散到各委员会，委员会会议向公众开放，也有利于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环保组织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众的支持。通过发动公众向决策者施压，环保组织推动了环保事业的顺利前行。

　　诉讼是环保斗争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美国环保协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塞拉俱乐部法律援助基金会(The Sierra Club Legal Defense Fund)都是以法律为主要武器的环保组织。通过环境诉讼，环保组织可以迫使政府切实履行职责，使环境法得到有效执行。环境诉讼作为有力的武器，可以从环保组织保护美国西北部国有森林和斑点猫头鹰的斗争中体现出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太平洋西北地区国有森林的砍伐成为美国人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栖息在森林里的斑点猫头鹰是否应该被列为濒危物种。在此之前，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些科学家已经得出斑点猫头鹰应该列入濒危物种的结论。然而，受里根任命的反环保官员的影响，该局最终又推翻了这一结论。塞拉俱乐部法律援助基金会对此提起诉讼，联邦地区法院最终在1988年11月裁定，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撤销决定“主观随意”，支持环保组织的诉讼请求。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最终于1990年将斑点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名单。接着，塞拉俱乐部法律援助基金会以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应受保护为法律依据，以美国林业局破坏斑点猫头鹰的栖息地、不履行《濒危物种法》为由，对林业局提起诉讼。

　　1989年3月，联邦法官签署了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限制销售木材的法令。要销售木材，林业局就需要严格遵循法院的解释，或者请求国会修改法律。于是，战场又转向了国会。在木材行业的要求下，国会在拨款法案中附加了一则条款，声称国家土地管理局和林业局的木材销售不在限制之列。环保组织认为，国会此举违反了三权分立原则，附加条款因违宪而无效。[2]73－74在这种背景下，塞拉俱乐部等环保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力的舆论宣传，指出附加条款不合法之所在。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联邦巡回法院后来裁定，该附加条款无效。至此，环保组织保护西北国有原始森林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除了广泛采用多种政治斗争手段外，美国主流环保组织还开始建立长效合作机制。1981年1月21日，9个主流环保组织的主席受亨利•肯德尔(Henry P. Kendall)基金会之邀，共同探讨在里根就任美国总统这一不利形势下，环保组织如何卓有成效地开展合作。这9位环保组织的领袖，有5位来自塞拉俱乐部、奥杜邦协会、荒野协会等传统的资源保护组织，还有4位则来自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美国环保协会、环境政策中心和地球之友这些成立不久的组织。此后，国家公园保护协会也受邀参加这类聚会。在整个80年代，这10个环保组织的主席定期集会，共同商讨对策和协作配合，他们被评论家称为“十人帮”(Group of Ten)，“十人帮”也因此成为主流环保主义的象征[10]124。

　　1985年，美国十大环保组织合作出版了《未来环境议程》。该书介绍了主流环保组织对核安全、人口增长、能源策略、水资源、有毒物和污染控制等11个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相关建议，探讨美国环保运动的发展方向及奋斗目标。当时，环保组织已经意识到，解决环境问题，就需要发动公众参与，就需要制定“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要明确公众的环境需要，将民众的热情引向正确的方向，为公众在各个层面的参与提供便利”[11]1－2。

　　1988年11月30日，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野生动物联盟、世界观察研究所、塞拉俱乐部等20个环保组织举行早餐会，向受邀前来的布什总统提交了《环境蓝图：联邦行动计划》。该议程按联邦政府各部门编排，就各部门所管辖的环境问题一共提出了730条建议。每条建议都写在一页纸上，正面是建议的具体内容，背面则是预期的经济收益，同时还提供与之相关的国会委员会及专家的信息。《环境蓝图：联邦行动计划》是环保组织团结协作的产物，是32个工作小组共数百人工作的结晶，其目的在于“把环保团体和所有的美国人团结起来，敦促政府在国内外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次早餐会是“1970年以来环保组织与总统举行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保罗•埃利希称这份蓝图“是环保组织首次用一个声音发言，而且观点表述得如此清晰流畅和富有智慧”[12]xi。

　　环保组织的精诚合作，可以从围绕《清洁空气法》展开的斗争体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担任总统、共和党把持参议院之际，工业部门希望乘机削弱《清洁空气法》。此举遭到了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它们要求强化《清洁空气法》，并为此成立了全国清洁空气联盟。该联盟由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塞拉俱乐部、美国肺病研究会、奥杜邦协会和全国野生动物同盟等联合组成，它们各有分工，分别负责法律、公关、病例统计、宣传等工作。[2]57经过多方努力，全国清洁空气联盟获得了国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民主党于1987年在国会两院又成为多数党，因此，里根总统虽然“否决了强化《清洁空气法》的议案，但里根的意见在国会两院又被推翻”③。美国环保协会适时提出了依靠市场解决空气污染的方案，使这一僵局得以化解。199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被国会通过，并由布什总统签署生效。

　　在加强协作的过程中，各环保组织各有侧重，充分发挥各自的传统优势。塞拉俱乐部的分部遍及全国，善于动员民众；而荒野协会的科研报告为它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它还擅长公关活动；奥杜邦协会在自然保护区管理方面则很有经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对联邦环境管制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并发表评论；全国野生动物联盟在向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发布环境资讯方面贡献良多；大自然保护协会长于对野生动物栖息地进行研究④；美国环保协会和塞拉俱乐部法律援助基金会对诉讼则很有经验；资源保护选民同盟则对官员在环境方面的言行进行追踪，并公布反环保分子的黑名单。

　　三、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与“第三条道路”

　　受体制化的影响，主流环保组织越来越推崇改良与合作。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守的社会形势，主流环保组织加强了同政府及公司的合作，通过谈判而不是对抗来寻求发展，在左翼和右翼思潮之间寻求所谓“中间立场”，主张以合作为基础的“第三条道路”。全国野生动物联盟负责人海尔(Jay Hair)认为，“我们的主张必须转化成为利润、收入、生产力和企业的经济动力”[13]107。美国环保协会会长库柏(Fred Krupp)提出：“环境保护主义者应该成为设计师，而不只是抱怨者。”他还认为，“未来属于‘第三条道路’”。世界自然基金会会长威廉•赖利(William K. Reilly)主张，要与“公司领导开展明智和负责任的对话”。[13]105－107此外，自然保护委员会、世界资源研究所等环保组织也很推崇“第三条道路”。

　　环境保护的“第三条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是美国环保组织、政府及企业相互靠近的结果。环保运动体现了战后富足的美国社会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其兴起虽然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但从一开始，环保组织就没有采取过激烈对抗的斗争形式，立场一直都比较温和。环保运动的温和性质，受到了企业、政府和广大民众的欢迎。社会各界都参与环保运动，并力图将环保运动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到80年代，环保组织的实力明显增强，但相对政府和企业而言，还是相隔悬殊。而且，随着职业化和制度化建设的推进，主流环保组织的改良倾向越来越明显，它日渐成为信奉实用主义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社会趋于保守的形势下，环保组织“如果一味同现任的政府及其同盟对抗，他们就可能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现实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需要适应这种变化的政治形势，而是如何适应”[14]154的问题。而对企业和政府而言，高额利润和经济增长依然是首要目标，但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使未必真正支持环保的企业和政府都不能不高举环保的大旗。可以这样说，“第三条道路”对各方来说都是皆大欢喜的。

　　环保组织的体制化有利于同公司加强合作，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美国环保协会提议的“排污权交易”(Tradable Air Pollution Permits)，被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吸纳，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氧化硫的减排上体现出来。1996年，国家环保局依据各发电厂的产能，为全国所有发电厂规定了二氧化硫排放量，并允许发电厂之间交易排放许可。一些效率较高的公司可以轻易将排放量减少到排放指标之下，从而可以出售剩余的排放许可，而一些公司则发现，购买排放许可比更换陈旧设备更为划算。到2000年春，排放许可的交易金额已达到30亿美元，而且从效果上看也达到了国家环保局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要求。更令人高兴的是，许多企业只用了预算的1/10，就完成了减排的目标。[15]29－30

　　环保组织的体制化还使其能更加有效地通过市场引导绿色消费。1989年，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现，丁酰肼(Alar)被广泛用于苹果保鲜，但它是一种致癌物质。在这一发现公布之前，国家环保局内部对丁酰肼的安全性争论已达15年，尽管如此，它迟迟没有做出禁止在苹果储存中使用丁酰肼的决定。这一问题通过电视被曝光后，消费者非常愤怒。没有人再购买用丁酰肼处理过的苹果，超市也不再售卖这种苹果。苹果的滞销最终迫使果农不再使用丁酰肼，生产丁酰肼的公司也宣布停产。尽管还有人想就丁酰肼的安全性继续辩论，但公众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讨论了，他们不接受这种产品。这一问题通过市场已经得到解决。⑤

　　环保组织的体制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公司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主义日益成为一种社会信条之后，许多公司开始推行绿色营销。它们调整生产和经销策略，积极参加环境公益活动，或利用公关手段，千方百计和环境保护扯上联系，力图塑造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在奥杜邦协会的说服下，一些大的日用品公司同意减少包装材料中的重金属。在地球岛研究所的努力下，西海岸金枪鱼捕鱼船队开始采用不伤害海豚的一些猎捕手段，将捕猎过程中不伤害海豚作为一个卖点。美国环保协会在1991年成功说服麦当劳停止使用聚苯乙烯包装容器，全部采用纸包装。家得宝(Home Depot)公司在1999年决定，到2002年底，该公司全面停售来自生态脆弱地区的木制品。

　　但也应该看到，环保组织的体制化及其所推崇的“第三条道路”也有消极影响。相对于实力强大的公司而言，环保组织的力量还过于弱小。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得两者之间的合作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环保组织取得的不过是企业的一些局部、表面的让步。美国环保协会在1991年成功说服麦当劳完全用纸包装替换聚苯乙烯容器，而此前其他团体已抗议5年之久，未见成效。但批评人士指出，此举“不过是到乡下去靠砍树得到同样多的包装材料，而且包装纸中也有不能降解的物质。我们应该关心包装材料的真正减少，而不是品种的替换”[8]84。而正是因为主流环保组织缺乏一种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精神，导致了这种隔靴搔痒的努力被当作辉煌的战绩来宣扬，却忽略了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思考。环保组织的体制化及“第三条道路”的种种影响可以从1990年的地球日庆祝活动中体现出来。

　　1990年4月22日，美国迎来了第20个地球日。那天，在全球140个国家，有2亿人[10]201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庆祝地球日的活动，美国的参与者则达到了2500万人[8]82。在美国各地，人们对环保的热情溢于言表，各个不同派别的政治家都表示支持环保运动，大公司慷慨解囊，许多大牌明星都参与了环境公益演出，媒体对庆祝活动的报道铺天盖地。在大街小巷、学校和剧场、议会和法院、报刊影视，到处都能感受到环境保护主义的存在。《纽约时报》在地球日之后提到：“环境保护主义业已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世俗宗教”。[8]83

　　1990年地球日的庆祝活动，具有非常浓厚的商业气息。从1988年开始，丹尼思•海斯(Denis Hayes)，1970年首次地球日庆祝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就开始筹备这一活动，此次他的倡议得到了一些主流环保公司的支持。他获得了300万美元的公司捐款，在全国设立了20个办公室，聘请了数以百计的顾问委员会及相关工作人员，在全国范围内要筹备约3000场庆祝活动。在筹划这些活动时，最先考虑的是媒体效应，如何能够更多地吸引人们的目光，以至于这些活动在某些关键因素上有所退让。波士顿地球日庆祝活动最重要的赞助商，是向波士顿港排放污物最多的宝丽莱(Polaroid)公司。[10]265农药生产巨头孟山都公司对多个城市的地球日庆祝活动给予赞助，仅对圣路易斯地球日委员会就捐赠了15000美元。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为克利夫兰的庆祝活动捐赠了7500美元，皮博迪能源(Peabody Coal)公司在亚利桑那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赞助植树10英亩。阿布科公司(ABCO)承担了安克雷奇(Anchorage)庆祝活动的所有费用。公司对地球日的影响无所不在，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以致《时代》杂志称1990年的地球日受到了“商业劫持”[13]27。

　　同20年前相比，1990年庆祝地球日的活动明显缺少批判的锋芒。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强调个人责任，对公司和政府没有苛责，甚至没有提出环保立法的动议，所以它受到了政府和公司的普遍欢迎。尽管许多活动现场明星云集，热闹非凡，但却没有实质内容，成为一场明星们展现风采的表演秀。一些宣传与示范活动也缺乏重点，而游行抗议活动甚至连抗议对象都含糊不清。它虽然是“历史上就单一问题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民众动员，但就目标和成效而言，它也是最松懈的”[10]202。这次活动虽然得到了一些主流环保组织的响应，但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等知名环保人士并没有积极参加地球日的活动。此外，这次活动对地方社区的污染问题也缺少关注，受到了一些基层民众的抵制。为化解冲突，美国民权活动家、1988年曾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安排丹尼思•海斯与全国有毒废弃物反击阵线(National Toxics Campaign)的约翰•奥康纳(John O'Connor)在地球日之前到5个城市进行访问，以表明对环境种族主义的重视。但此举收效甚微，并未缓解主流环保组织和基层环境正义组织的紧张关系。

　　在1990年的地球日庆祝活动结束之后，丹尼思•海斯对美国的环保运动进行了反思。尽管他当时已届不惑之年，不再是激进的年轻小伙，他仍感到：“不管采用地球可持续性的任何标准，我们所处的环境都远比20年前差，尽管我们已经努力了20年”[13]26。在他看来，在过去20年中，“环保运动已经丧失了1970年的迅猛势头。它太依赖政府为主导的变化，没有与穷人和少数民族结盟。它没有要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急剧变化”[16]115。海斯敦促人们关注两个重要的问题，即人口过剩及不断攀升的军事开支，他说：“不解决这些充满争议的敏感问题，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16]115。

　　四、美国主流环保组织体制化的利弊得失

　　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已经成为明显趋势。这一趋势有利于扩大环保运动的社会影响，民众的环保意识、社会生产和消费甚至国家的环境政策都因此而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总的来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公众的认可；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成为时尚；环保人士开始担任政府要职，对美国环境政策的影响在不断加深；美国的环境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与此同时，主流环保运动的体制化又限制了其向纵深发展。

　　环保运动的体制化有利于增强公众对环保运动的认同感。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公众对环保的支持率虽时有起伏，但支持程度依然较高。2000年4月盖洛普公司的民意测验表明，55％的人认为，美国环境问题总体上非常严重或者极其严重，只有5％的人认为美国不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17]22民意测验表明，在美国政府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中，环境问题位居前列，其排序紧随在毒品、犯罪与暴力、卫生医疗和贫困问题之后。有61％的公众认为，政府对环保还不够重视，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太少。公众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实。1980—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以2004年的美元价格计算，1980年为262.25亿美元，1988年为219.83亿美元，1996年为248.07亿美元，2000年为270.9亿美元[3]404。

　　在日常生活中，美国民众通过许多实际行动来支持环保，但与此同时，他们并不愿意对环保做出较大的个人牺牲。200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一些年中，90％的人曾自觉对报纸、玻璃、铝等进行回收利用；83％的人曾经避免使用有损环境的产品；73％的人曾购买过在他们看来有利于环保的产品；有40％的人曾向环保组织捐款；有31％的人曾在支持环保团体及其努力的请愿书上签字；有28％的人曾经根据候选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而投票支持或为其竞选效力；有20％的人曾参加有关环境问题的会议；有18％的人曾经就环境问题与官员联系，有15％的人曾为环保组织积极工作。[17]50尽管如此，多数美国人并不愿意为环保作出太多的牺牲。在问到如果因为保护环境而使物价有所提高时，47％的人表示愿意，24％的人认为无所谓，28％的人则说不愿意。[17]24在问到为保护环境而提高税收时，34％的人表示愿意，21％的人认为无所谓，44％的人则说不愿意。在问到为保护环境而接受生活标准的下降时，32％的人表示愿意，23％的人认为无所谓，45％的人则说不愿意。总的来看，公众对环保的支持程度与所做的牺牲呈负相关：牺牲越小，支持意愿越高；牺牲越大，支持意愿越低。这可以从消费者在购物时为环保而付费的意愿得以反映。[1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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