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整体发展来看，早期可谓是美国外交的“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开国先辈形成了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对后世美国政府制订和执行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早期外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国内学术界关注美国早期外交的学者却是屈指可数，研究成果自然是寥寥无几。如果我们忽视了对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很难讲我们能够对内战之后不同时期的外交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

　　关 键 词：美国早期外交 重要性 特征 研究展望

　　作者简介：王晓德（1956-），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早期外交史的研究。

　　如果把美国早期历史的下限截止到美国内战之前，这一时期充其量也就是8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时期，美国为一个农业国，在力量上还无法与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但却实现了在北美大陆上的崛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外交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开国先辈们在与外国打交道中初步形成了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既反映出了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又体现出了根深蒂固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观念。无论什么时候，这些理念都不会事过境迁，而是对内战之后的美国外交决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依然存在。这一时期可谓是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因此，加强对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对从宏观上理解整个美国外交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早期外交的重要性

　　与中国历史发展相比较，美国历史发展有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历史较短，加上殖民地时期也就是400余年的历程，而中国却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二是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从美国宣布独立至今，美国的政治制度模式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而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频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很明显，这就导致过去的法规制度只能在史籍或历史博物馆中寻找到它们的遗迹，而在现实生活中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美国很少出现通过极端方式带来社会大变动，而中国多是通过对过去的否定来实现政权以及社会的重组。因此，中国历史的发展除了文化上有一个基本脉线之外，大概在其他方面很难寻找到它们对当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美国历史的延续性赋予了早期历史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用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权威戈登•伍德的话来说，早期共和国时期，“归根结底似乎对所有美国人来说都具有可感觉到的直接重要性。在美国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内，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确立，政党开始形成，一种经济制度也在运行。这是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时期。总而言之，如此多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早期共和国这一时期”[1](p.1)。伍德这里旨在呼吁美国历史学家关注早期史的研究，但他对这一时期重要性的强调却很有道理。如果把美国早期史下限确定在美国内战之前，这段只有80余年的历史在美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一期间，美国尽管尚未走出以生产原材料为主的农业经济的状态，但已作为一个大国在北美大陆上开始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英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等殖民大国并驾齐驱了。美国经过七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在1783年获得了独立。独立后的合众国百废待兴，为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邦联诸州“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锣”，有时还相互拆台，与如今联合国旗下的主权国家似乎没有多少区别。这种松散的状况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毫无地位可言，常常遭到与之进行通商条约谈判的欧洲大国的不屑一顾，可谓是一筹莫展。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先辈们痛定思痛之后，1787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经过与会各州代表数月的辩论，实现了美国历史上的“伟大妥协”，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揭开了美国历史发展新的一页。开国先辈们尽管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争执，但他们无一不是在为这个新国家探讨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宪法的通过和批准使美国有了一个可以在外交上与外国进行交涉的中央政府。自此以后，在联邦政府深思熟虑的运作之下，美国在处理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上走过了一道道激流险滩，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初步形成了指导美国处理复杂外交事务的基本理念。也正是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之下，这个新兴国家充分利用了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与战争，迅速发展壮大，在与欧洲国家的竞争中往往出奇制胜，获利甚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这一时期外交在美国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美国在北美大陆上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独立之后的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但并非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从一开始就与世界市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寻求海外市场，历届政府无不竭尽全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正如研究美国早期外交史的著名学者布拉德福德•帕金斯指出的那样：“在国家早期年月，对外商业当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生存农业实质上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市场经济一直在稳步发展，外国市场迅速成为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没有任何其他时期这样高比例的国家产品被出口，许多重要商品的价格水平实质上由出口价格来决定。至少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任期之前，每位总统都将其大部分精力集中于促进贸易以及从事贸易的生气勃勃的商船队。”[2](p.459)其实，约翰•昆西•亚当斯之后的总统也不敢在这方面稍有懈怠，对为美国产品打开国外市场从未掉以轻心。那些派到国外的谈判代表虽不是职业外交家，在那些狡黠诡辩的老牌欧洲外交家面前还算是新手，但他们凭着对国家事业的忠诚，纵横捭阖，利用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它们争夺的夹缝中为这个新国家开拓国外市场赢得了一个个新的“制高点”，让美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在欧洲国家的市场份额中急剧上升，成为这些国家制造工业品不可或缺的产品。

　　美国真算是个“幸运”国家，联邦政府开始运行后，美国虽显得生气勃勃，斗志昂扬，但毕竟为一新国家，经济上并无多大实力，军事上更是不能与欧洲大国同日而语。联邦政府在经费开支上捉襟见肘，缺乏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然而，正是在这样孱弱的状况下，美国却遇到了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此时的欧洲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欧洲大国虽对美国始终抱有觊觎之心，时刻提防着这个在制度上与它们截然不同的国家崛起，而后对它们的利益构成威胁。它们有此心，不过却无暇他顾，内部常年陷于激烈的纷争或战争之中。欧洲的灾难虽不一定完全是美国的“福音”，但肯定对美国来说是利大于弊。美国巧妙地利用了大洋的屏障，把自己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打着“中立国”的旗号，大力发展与欧洲交战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一时间美国商船遍布大洋，不仅使美国的出口大增，而且也让美国几乎控制了转口贸易。美国这种“坐收渔人之利”的做法就连交战国也难以容忍，它们颁布法令对美国的中立贸易做出限制，多次使美国为了维护中立国的权利几乎与它们“拔刀相见”，到了1812年，美国实在是忍无可忍，再次与英国开战。就美国而言，促动这场战争爆发的因素很多，但维护美国在海洋上自由航行的权利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美国从中立贸易中赚取了巨额的利润，这些源源不断的收入很快使美国走出了资金匮乏的困境，继而大大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也为美国大规模地发展制造业积累了资金。在这一过程中，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

　　辽阔的疆土是一个大国所具备的自然特征。美国立国之初，羽翼未丰，国力远不能有效地对付其疆界之外虎视眈眈的欧洲国家，甚至在解决与英国等国在北美大陆的疆界之争上也显得处处被动。当时欧洲国家“占据了北美的很多地方，它们的影响危及了美国。英国保持着西印度群岛、百慕大以及延伸到大陆内部大湖流域地区的美国北部边界诸地。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北疆的不安全，因为英国占据了美国土地上的皮毛贸易点，控制了从事皮毛贸易的印第安人部落。美国革命期间及其之后，大批的亲英分子逃离美国，来到这些地区避难。西班牙占据了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地区，由此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的出入口。对美国人来说，密西西比河是1783年之后进入俄亥俄流域的一条越来越重要的交通水路。此外，西班牙还控制了北美的太平洋海岸，而英国和俄国靠着勘探和商业活动，到了18世纪末还保持着在太平洋沿岸的存在”[3](p.3)。这是美国独立之初在北美大陆上所面对的基本格局，实际状况比描述要严重得多。这一时期的美国领导人不会把这个新独立国家的发展囿于独立时的十三州疆域之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便是他们心理的真实写照，这些国家岂止是“鼾睡”，而是“虎视”，英国尤其如此。因此，这个新国家要巩固独立的成果，大概不会让这些欧洲大国雄踞于疆域之侧，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此外，美国还需要不断地向西向南推进，试图将墨西哥湾之北的疆土尽收联邦囊中。美国国势弱小，但雄心勃勃，自独立之后在疆土扩张上从来未敢懈怠，以条约规定为依据，步步紧逼原宗主国英国与之谈判，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最终解决了与英国在东北部和西北部疆界问题上的争执。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不动产交易就发生这一时期，拿破仑为了筹钱与英国抗衡，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将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让美国领土在一夜之间扩大了一倍。如果说美国的早期领土扩张还与维护自身存在的安全交织在一起的话，那么它在随后掀起的大陆扩张却是“倚强凌弱”的表现。美国借着西属美洲殖民地爆发独立战争之机，与日渐孱弱的西班牙签署了《横贯大陆条约》，使美国领土向南延伸到整个佛罗里达半岛，向西推移到太平洋沿岸。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通过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迫使墨西哥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墨西哥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划给了美国，同时确认了美国对以格兰德河为界的得克萨斯的所有权。从独立到19世纪中期，时间才60余年，美国就扩展为一个东西疆界濒临两洋的大国，用“地大物博”形容此时的美国一点也不过分，辽阔的疆土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必需的国内市场，也为美国迈向世界大国奠定了自然条件的基础。在实现疆域上的大国过程中，美国充分发挥了外交作用，谈判、威胁以及武力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版图的基本确定完成于美国的早期，这对美国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而外交在实现这一既定目标中扮演了不可取代的角色。

　　在世界近代史上，美国既是一个新兴国家，也是一个比较特殊国家，它开创了民主共和制在一个大国持续下去的先河，这在君主专制制度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早期历史上，美国人思想活跃，对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展开辩论，最终寻找到了一条能够适应美国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能把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基本价值观。因此，美国公民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独立宣言》《邦联条例》《联邦宪法》乃至《权利法案》等立国文献中体现之观念的执著坚持程度，很少有国家的民众能够与之相比。也正是在这种对所谓“自由”追求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家在不断的辩论或争执中形成了自己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体现在了大陆会议、邦联国会以及联邦政府颁布的外交文件之中，在那些设计美国未来的政治家的讲话与通信中更是显而易见。正是他们把这些外交理念的付诸实践，才使得美国让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为其所用，取得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成果。这些理念表现为“使命感”“不结盟”“两个半球理论”“海洋自由”“种族优越”“山巅之城”以及“例外论”等等，就是19世纪末叶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这一时期已显雏形。它们根深蒂固于这块土地上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之中，反映出了美国人的世界观，对后世美国政府制订和执行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早期就奠定了外交的基础，其后，美国政府颁布的重大外交政策几乎都可以从早期找到根源或理论依据。2001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耶鲁大学教授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专著，他在这本著作中强调了外交在整个美国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用四个主义来阐释从独立以来到后冷战时期的整个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这四个主义分别是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美国外交能够取得成就正是这四种主义共同作用、互为补充的结果①。在这四种主义中，早期就占了三个，其实所谓传教士外交的“威尔逊主义”也能在早期外交中找到其踪迹。米德的观点属于一家之言，不见得能够得到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们的认同，但足以彰显出了早期形成的外交理念对其后美国外交的巨大影响。

　　二、美国早期外交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美国早期的经历对美国以后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学者们很少否定这一点，在美国早期史的研究上，美国史学界出现过高潮，也涌现出一批引领史学潮流的著名学者。然而，对早期史的研究在二战之后逐渐受到冷落，似乎这一时期已无可研究的课题，只能是“老题新作”，很难做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种“厚今薄古”的状况在对美国历史研究中愈益明显。伍德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从美国革命到安德鲁•杰克逊当选这一时期即使不是最受学科瞧不起的美国历史时期，也是最被他们忽略不计的时期，尽管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但在过去一代期间的确是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重新阐释的黄金时期，早期共和国受到冷落和轻视。当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的历史学家对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其他时期进行较大范围的重新评价时，他们实际上忽视了早期共和国。”[4](p.1)外交是美国早期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与早期史上的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外交史遭受的“冷落”程度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学术界有两个专门刊登包括殖民地时期在内的早期史的专业刊物，一是《威廉和玛丽季刊》，另一是《早期共和国杂志》，前者主要刊登殖民地时期到1812年战争之前的学术论文，后者主要刊登从美国革命到内战之前的学术论文。这两个刊物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其刊登的论文代表了研究美国早期史的较高水平。在这两个刊物上刊登的论文，与外交有关的论文占的比重不大。《早期共和国杂志》2005年到2011年共发表论文113篇，其中与外交有关的论文只有10篇，约占论文总数的9%。《威廉和玛丽季刊》2000年至2010年共发表论文219篇，与外交有关的论文仅有12篇，约占论文总数的5.5%。《外交史》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1977年创刊的一份专业性杂志，主要刊登与美国外交史有关的学术论文。《外交史》杂志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作者主要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国内学者，也刊登国外学者撰写的高质量的相关论文。《外交史》杂志刊登的论文基本上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很大程度上引领着全球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基本趋向，从1977年创刊到2002年，每年出版4期，从2003年开始，每年出版5期，至2011年5月共出版147期。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对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外交史》杂志刊登的论文就反映出了这一令人担忧的问题。

　　根据我的统计，《外交史》自创刊以来，共刊登论文878篇，其中美国早期外交方面的论文为43篇，占论文总数的4.9%；关于内战后到二战前的论文为112篇，占论文总数的12.8%；关于二战期间的论文为77篇，占论文总数的8.8%；关于冷战的论文为432篇，占论文总数的49.2%；综合性的论文为127篇，占论文总数的14.5%；评论性的文章为87篇，占论文总数的9.9%。相比之下，对早期外交研究的论文最少，比研究二战的论文还要少34篇，更不用说与研究冷战的论文相比了。研究冷战的论文占了近一半，实际数字更大，因为在综合性论文和评论性文章中，很多与冷战相关，但几乎少有涉及早期外交。怪不得研究美国早期外交的著名学者劳伦斯•卡普兰抱怨，如果“浏览《外交史》杂志的任何一期，人们很少发现探讨早期建国和内战时期的文章。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任何时期的文章都常常感到很难。不是这个杂志的编辑故意忽视19世纪初期，而是他们很难找到致力于这个时期研究的学者”[5](p.454)。卡普兰之言并非夸张，而是道出了美国外交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薄古厚今”。1998年9月，当时任美国《外交史》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的迈克尔•霍根教授在接受《历史学家》杂志的记者采访时，间接地谈到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他认为，随着美国文件档案的解密和出版，大多数美国外交史学家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对外关系上。他没有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但却指出如果把精力过多地集中于对这些文件的释读，自然就会对美国早期历史上发生的宏大场面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很难深入地认识由于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等重大领域所发生的变革带来美国对外关系的相应变化[6](p.504)。实际上，霍根教授显然希望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的学术视野应该更为广阔，研究领域要大大拓展，加强对早期外交史的研究。一些美国学者说得更为严重，如乔纳森•达尔把对宪法之前的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称为“历史编纂学的处女地”[7]。金利•布劳尔把对1815年至1861年美国外交的研究说成是“美国大荒漠”[8](p.395)。迈克尔•亨特在一篇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存在着长期危机的论文中指出，早期美国外交史的研究继续被边缘化②。威廉•厄尔•威克斯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谈到，美国早期对外关系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萧条”状态。美国外交史学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早期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他们把研究重点集中到“20世纪的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冷战”。因此，“显而易见，如果按照近期发表和出版论著的数量来判断，内战前美国对外关系研究领域是一片荒漠，而冷战研究则是蔽日遮天的热带雨林”。在威克斯看来，三个原因导致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失衡”。一是“美国在本世纪地位凸显”；二是美国“卷入冷战的生死攸关之利益”；三是“新档案材料”的解密[9](p.25)。上述这些学者显然是看到了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存在的古今失衡状态，他们的呼吁或许能引起学界的注意，但要改变这种多年形成的研究态势绝非一日之寒，对刊登在《外交史》杂志上的论文统计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对二战后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依然是学者们的重点，早期外交史的论文充其量只能算是“点缀”而已。

　　在美国学术界，对美国早期外交研究的不足只是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总还是有一批学者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很有学术分量的论著，迄今依然如此。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了。在我的印象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杂志上还不时地见到一些关于美国早期外交史的论文，进入新世纪之后，几乎就很难看到这方面的论文了，更不用说是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了。我曾做过一个调查，数字表明，美国的“冷战”外交始终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但在2000年之前，还是有一些学者关注二战之前的美国外交问题，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很有学术力度的论著，2000年之后，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冷战外交的研究在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发表的论文数远远超过了美国外交史上的其他时期。据统计，从2001年到2008年，《历史研究》发表了美国外交史的论文共10篇，其中与美国冷战外交相关的论文为7篇，两篇为二战前中美关系史，1篇为理论分析。同一时期《世界历史》发表美国外交史论文为23篇，其中与美国冷战外交相关的论文为16篇，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为4篇，冷战之前的论文仅为3篇。《美国研究》2000年至2007年刊载美国外交史的论文为17篇，其中与美国冷战外交相关的论文为11篇，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两篇，其他时期的论文为4篇。在这些论文中，几乎没有美国早期外交的论文。此外，这一时期绝大多数以美国外交史方向获得博士学位者是以美国冷战史作为他们的毕业论文选题的。根据对2001年至2008年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四所毕业于历史学院或历史系博士生的不完全统计，选择以美国外交史方向作为毕业论文的学生共46人，其中41人以美国的冷战外交作为论文选题，占论文总数的89%。迄今为止，这种“头轻脚重”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不过在有些学者的呼吁之下美国早期外交开始受到关注，但要走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失衡”，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美国外交从大陆会议成立“秘密通讯委员会”算起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从整体发展来看，早期可谓是美国外交的“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个新国家在外交上面对着很多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也正是在对这些问题解决过程中，美国形成了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理念，把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美国在这个动荡不安之世界承担的使命或责任融合于其内，构成了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内战之后外交的巨大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讲，以后历届美国政府执行的重大外交政策，在理念上都可以在早期外交中找到其根源。因此，美国早期外交对其后外交发展的重要意义时不言而喻的。如果对指导早期外交制订与执行的理念缺乏了解，很难说能够从整体上对美国外交的演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

　　三、美国早期外交的特征

　　关于美国早期外交的特征，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著名学者欧内斯特•梅将之说成是“和平主义的和孤立主义的”。杰拉尔德•库姆斯对这一观点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说法实属误导。在库姆斯看来，在早期历史上，美国人并不想完全孤立于欧洲。他们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政治卷入，但美国人不希望商业孤立。与欧洲的贸易对美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如果美国人试图通过中立避免卷入欧洲战争的话，那么他们也试图通过中立来增加他们的对外贸易。这样，“早期美国对欧洲政策的特性与其说是孤立主义的，不如说是中立主义的”。库姆斯也从这个“中立主义”命题的角度反驳了“和平主义”的说法。以他之见，在20世纪之前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主题是中立和扩张，这是美国外交的“基石”[10](pp.1～2)。其实，很多学者赞成“孤立主义”是美国早期外交的特征。马克斯韦尔•萨维尔是研究殖民地时期美国外交起源的专家，他认为孤立主义“已经是北美殖民地的一种传统，逃避欧洲的根深蒂固情绪和受欧洲外交促动而避免卷入欧洲冲突的强烈愿望是其基础”[11](p.331)。这样一种传统自然在国家对外交往上反映出来，成为早期美国外交所追求的一个目标。罗伯特•贝斯纳把“孤立主义”看做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一种国家的目标”。美国外交家“远离欧洲列强间的斗争，不受欧洲总理们的影响，以一种追求自私国家利益的谨慎方式处理美国事务。美国公众则把孤立视为一种防止堕落的欧洲习俗和制度毒害美国试验的预防器”[12](pp.10～11)。贝斯纳的观点在美国学界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孤立主义”已包含着民主的美国与专制的欧洲不可为伍的“理想”含义。“孤立主义”不会像美国很多学者解释的那样充满着“理想”的色彩，这种影响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思潮”或文化观念只是实现美国现实利益的一种手段。尽管学者们在理解“孤立主义”上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以“孤立主义”来解释美国早期外交的特征已是学术界形成的一个共识。

　　不与外国结盟的“孤立主义”是美国早期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是画地为牢，闭关自守，为美国剩余农产品打开国外市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所确定的一个主要目标。这样，很多学者自然从经济角度来探讨早期外交的特征。威克斯在撰写早期外交学术史回顾时得出结论，即“把商业扩张主义置于早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正在得到学界的认可”。因此，“经济动机成为理解美国早期对外政策的关键”[13](pp.22,24)。詹姆斯•菲尔德详细阐述了从1789年至1820年间“经济的核心重要性”对美国政治家是不言自明的，表明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核心目的是“扩大贸易关系，同时避免政治卷入”。他提出民主共和党人期望的“商业意识形态”(ideology of commerce)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实现海洋自由和改善人类状况。这场打破欧洲大国通过对海洋封锁以对贸易束缚的斗争与公民、政治和宗教自由等更大范围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后者规定了美国革命的试验，使之与欧洲腐败的制度与惯例区别开来。菲尔德赞成莱曼1826年的判断，此时的美国外交“完全是商业性质的”[14](pp.31,53)。德鲁•麦科伊把杰斐逊派实行领土与商业扩张的计划归因于农产品的剩余、对维护公众德行的考虑以及对这种德性必然衰落的担忧。在他看来，美国既需要打开市场，也需要拓展使共和制发生作用的空间。杰斐逊派相信，美国贸易的扩张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传教士的影响，这种信仰揭示了体现在门户开放观中的物质繁荣凸显了美国价值观的程度。因此，美国持续不断地出口预示着把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原则之上的革命意识形态[15](pp.132,86)。美国学者强调扩大国外市场是早期外交的一个主要目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却把这种最实用的外交行为与美国人信奉的“自由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使之打上了为全球谋求“自由民主”的烙印。他们的这种观点固然是受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但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了。

　　美国立国之后，开始作为一个拥有国家主权的实体出现在世人面前，面对着远比殖民时期更为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外交等问题。开国先辈们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探索着一条适合这个新国家的发展道路。孤立与扩张构成了美国这一时期对外关系的主要特征。孤立主要是针对欧洲而言的，也就是在政治上不卷入欧洲的纷争，只与欧洲国家发生互利的商业关系。扩张是指美国借着在地理上与欧洲隔开的优势，在维护独立成果与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不断使美国的疆域向外扩大，最终在自然特征上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孤立与扩张不是相互制约，彼此不容，而是互为作用，密不可分，使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外部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对美国早期历史上是否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不与欧洲国家结为政治或军事联盟”却是开国先辈们在制订对外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这一点为学者们的共识。“孤立主义”从来没有出现在开国先辈的讲话或论著中，也未见于美国政府发布的外交文件，只是研究者给这一时期美国外交之特征贴上的一个标签。如果说把“不与欧洲国家结盟”等同于“孤立”的话，那么这种“孤立主义”的确是美国早期外交的一个主要特征。不过，美国的孤立总是相对的，多表现为一种情绪或心态。美国早期的孤立状态绝不是画地为牢，自缚其身，更不是权宜之策，目的要把来自外部的东西抵御在疆域之外，而是借助着美国民众意识中早就形成的孤立情绪，利用浩渺大洋带给欧美两大陆这道地域上的天然屏障，把美国从政治上与欧洲大陆常常发生的动荡“隔绝”开来，以便把美国在安全上面对的外部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美国立国之初在政治上“孤立”于欧洲的状态符合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有效地维护了共和国的独立，使国家有可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其他问题的解决。这样，当孤立主义成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原则时，其核心思想是美国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欧洲不要干涉美洲的事务，其基础是新旧世界各有一套迥然相异的政治制度。当然，美国奉行的“不结盟”的孤立主义外交绝不是闭关锁国，完全把自己置于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之外。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把视野瞄向全球的国家，从来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绝，在经济上依然积极发展与外部的关系，寻求资本主义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国外市场，为美国最终能与欧洲国家正面抗衡奠定物质基础。所以，美国政府积极促进扩大国外市场的商业外交成为美国早期外交史上的一条非常明确的主线。

　　孤立主义是影响早期美国外交决策的主要思潮之一。从表面上看，孤立似乎与扩张风马牛不相及，把一个与外界隔绝起来的国家说成是扩张性的显然是自相矛盾，在逻辑上难以成立。然而，美国的孤立由于在历史上具有特定的含义，所以并不与美国的扩张发生冲突，相反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美国的向外扩张。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孤立包含着浓厚的“理想”成分，美国在政治上不与欧洲形成结盟关系，所持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要保持美国这块人间“乐土”的纯洁性，以免受到腐败堕落的欧洲的“玷污”，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效仿的榜样，而向落后地区的扩张则又成为实现这种“理想”的最积极手段。历史表明，美国只是想利用孤立主义原则束缚欧洲国家的行为，而使自己在外交上进退自若，使欧洲国家难以对美国在美洲大陆的扩张行为提出异议，设置障碍。“孤立”与“扩张”是在相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种不同概念，当两者体现在美国对外关系上时，自然就成为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有机地结合在一个整体之中，为美国早期外交所确定之目标的实现交互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如何使美国早期外交研究有所突破

　　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中，美国史算是一门“显学”，与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相比，由于研究者具有语言优势和国家对研究美国比较重视，美国史的科研机构相对较多，研究人员可能是居国别史研究之最。在美国史中，外交史大概是最重要的研究分支，与其他研究方向相比，从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人员最多，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自然也最突出。不过中国研究美国外交史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几乎没有专门的学者从事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只是研究兴趣所至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者是在通论性的著述中涉及了早期外交。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大概是受获取相关资料所限，对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一些重大外交问题上，如“门罗主义”和“孤立主义”等等，选题虽多有重复，但其中也不乏力作。90年代之后，专业杂志上发表研究美国早期外交的论文很少，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一些通论性的著作之中。进入21世纪之后，对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出现了专论性的著作，也有学者对美国早期外交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总的来说，与美国学术界相比，中国学术界在美国早期外交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对美国早期外交史上所发生的很多重大问题尚未探究，偶有涉猎，但很难谈得上深入。至于对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全面系统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更是付之阙如。因此，对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有很大突破的空间，但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注意。

　　首先要利用可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这是研究能够出新的基础之基础。对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史料是最基本的东西。一篇历史论文或一本历史专著写的再有文采，论述的再多么严谨，如果缺乏最基本的史料，那很难说是优秀的或高质量的。因此，掌握第一手史料并能对其真伪做出鉴别是史学研究者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功，也是研究能够实现创新的首要之基础。这一点对研究美国外交史尤其显得重要。外交与内政不同，美国政府决策者常常不会把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昭示于天下，他们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一般都是“冠冕堂皇”，当然我们也会从他们的讲话中捕捉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实质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如果仅限于使用这些材料就想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决策过程中原始档案的掌握自然就成为高质量学术论著的基础。研究美国早期外交，原始档案资料非常丰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早期外交很少使用档案资料，主要原因是很难获得这些资料。近些年，获取原始档案资料的途径日益增多，一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中国学者现在到美国研修的机会很多，他们通常会搜集很多原始档案资料回国；二是国家拨给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经费大大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可以用于购买档案资料；三是美国大量的早期外交文献能够在互联网上获得，再加上相关的数据库，可以说是带来研究资料的一场“革命”。学者只有把研究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掌握上，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来阐释所涉及的问题，才能做到论从史出，言必有据，既比较真实地展现出美国早期外交的宏大场面，又使得所论和得出的结论更为客观可信。

　　其次要利用多国文献进行研究，这是对研究美国早期外交的学者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像塞缪尔•比米斯和德克斯特•珀金斯等美国第一代外交史学家在研究早期外交时就已经开始利用其他国家的档案材料了，这种研究传统几乎成为美国外交史学家开展研究或培养学生所遵循的一种基本方法。美国一些学者提倡以“国际史”取代“外交史”，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对多国档案文献的掌握。关于美国早期外交的英文档案资料非常多，我目前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根本无法穷尽摆在面前的所有资料，但总是觉得还应该查找与美国发生关系的相关国家公布的档案资料，这些国家决策者如何处理与美国关系，他们如何对美国外交政策做出符合本国利益的反应，这些无疑是理解美国早期外交的一种新的视角。受到语言的限制，我只能阅读英文的档案资料。有一次我查到有一本很早出版的法国驻美公使写给国内政府的报告集，1000余页，题目是英文的。我当即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了这本书，但书到后打开一看内容全为法文，颇感失望。这种受语言的限制也让我感触良深，现在很多国家的档案都非常容易获得，如果真的掌握了与美国“互动”国家的语言，可能研究美国与该国的外交关系就“更高一筹”了。因此我有时面对着像“天书”一样的其他国家公布的档案文献，真是感到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多掌握一门语言，不仅是多了一个研究的“拐杖”，而且更易于在重大问题研究上获得突破。

　　最后要有自己的研究框架或理论观点。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但并不是说有了史料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研究美国早期外交史上的任何专题，我们都会面对大量的原始史料，有时真是有点无所适从，不知从何处找到突破的切入点，要是再不鉴别分析，就难免把研究变成了纯粹对原始资料的释读，资料堆积起来的东西很难看到作者提出的与别人研究不同的学术观点，更谈不上能在自己构思的一种理论构架下进行研究了。美国学者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具有说服力的论著，我们可以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研究方法的确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很重视理论问题的突破，把美国早期外交置于一种更为宏观的背景之下来进行研究，无论是专题性的研究，还是通论性的研究，都可以让读者领会贯穿于全书之中的基本观点或理论构架，这样的研究成果可以举出很多。从中国人的角度对美国早期外交史研究有所突破现在已不是资料的问题，而是在消化资料的基础上如何寻找新的角度或理论分析路径。我经常告诫在读博士选题时既要考虑到原始档案资料的获得，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对所获资料的整理和解释上，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或消化资料后的独到见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博士论文，才能对推进国内学界对相关重大问题的深化有所补益。对美国早期外交史的研究何尝不是这样呢？当然，这些话说起来很容易，但要做起来就相当难了，即使是按照这一要求去进行研究，也不见得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学者们要想在美国早期外交史的研究有所突破，必须既要有理论上的思考，又不能缺乏印证自己观点的原始档案，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写出能够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精品力作。

　　目前在中国的美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很多，但关注美国早期外交的学者却是屈指可数，研究成果自然是寥寥无几。早期外交在整个美国外交史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奠定了以后美国外交发展的基本方向，确定了美国外交决策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如果忽视了对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很难讲能够对内战之后不同时期的外交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对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亟待加强，很多重要问题学者尚未涉猎。这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一大遗憾，但愿这种遗憾在不长的时间内能够得以解决。

　　注释：

　　①参见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 2001.中文译本见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②参见Michael H.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6, Winter 1992, pp.11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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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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