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初期，美国绝大部分黑人生活在南部的乡村地区，但经过两次黑人大迁徙，有近一半的黑人迁移到北部和西部城市地区。与此同时，南部城市黑人的数量也迅速增加，黑人成为美国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种族。但与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相比，黑人的郊区化水平却十分低下。同时，不仅在中心城市，而且在郊区内部，黑人的分布又存在着高度隔离化的现象。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是黑人分布的两个主要特征。这种分布模式给黑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比如进一步的贫困化、教育水平低下、就业困难、生活环境恶化等等。

　　关 键 词：美国黑人 美国城市史 人类生态学 低度郊区化 高度隔离化

　　作者简介：孙群郎(1966－)，男，河北安新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人口的郊区化进程异常迅猛，到1970年，郊区人口的数量就超过了中心城市，成为一个郊区化的国家[1]。但在美国人口迅速郊区化之时，黑人却经历了一个迅速城市化的过程，经过两次黑人大迁徙，生活在南部乡村的黑人迅速向北部和西部城市迁移。与此同时，南部黑人的城市化水平也迅速提高。然而，黑人实现城市化以后，并没有像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那样迅速转向郊区化，因此黑人的郊区化水平异常低下，而且郊区黑人也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是黑人人口分布的两个主要特征，对黑人的生活、就业、教育、发展等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黑人的大迁徙与城市化

　　美国内战结束以后，虽然黑人奴隶获得了解放，但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而是仍然作为分成制农民被固定在南部种植园的土地上，遭受种植园主的剥削和压迫。直到1910年，黑人总数的90％仍然分布在南部地区，其中只有22％生活于城市。也就是说，美国黑人的绝大部分仍然分布在南部农村[2](P118)。

　　然而，20世纪美国黑人出现了两次由南部乡村地区向北部和西部城市迁移的高潮，被称为黑人大迁徙，从而使黑人的地理分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第一次大迁徙出现于1916～1929年间。20世纪初，南部农业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几个产棉州还发生了严重的病虫害和水涝灾害，这对于一贫如洗的黑人不啻是雪上加霜。另外，南部令人窒息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也遭到黑人的极大反感，所有这些都成为第一次黑人大迁徙的推力因素。然而，更直接的动力来自于北部的拉力因素。一战期间，美国北部的工厂开足马力进行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然而劳动力却由于征兵而大为减少，同时战争也使欧洲移民急剧减少。受北部就业机会和较高工资的吸引，南部黑人便络绎不绝地迁移到北方充当劳动力[3](P14－15)。1910－1920年间，有45.4万黑人离开南部，1920－1930年间高达74.9万，1930－1940年间，也就是大萧条期间，迁离南部的黑人回落到34.8万。从1910到1940年的30年间，迁离南部的黑人总数达到了155.1万人[4](P260)。相应的，南部以外地区黑人的数量迅速提高，1930年达到了250.9万，1940年达到296.0万；南部以外地区黑人占全国黑人的比例也随之上升，1930年上升到21.1％，1940年上升到23.0％[5](P38)。

　　二战爆发以后，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北部和西部城市的劳动力更加短缺，而南部摘棉机的使用和推广与黑人劳动力形成了尖锐竞争。而且黑人在北部和西部城市可以获得更加丰厚的工资，比如，黑人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采摘棉花每天可以挣到4美元，但在芝加哥洗衣店可以每小时挣到75美分[6](P8)。于是，黑人以更大的规模涌向北部和西部城市，此即第二次黑人大迁徙。二战以后，由于南部黑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棉花种植园主大批解雇黑人，尤其是1967年，联邦政府将最低工资使用范围扩大到农业工人，南部种植园主至少要付给农业工人每小时1.15美元，而此前只需每天付出3美元即可。于是南部农场主大量使用化学脱叶剂来代替黑人劳动力清除杂草，南部黑人的就业机会迅速减少，于是进一步推动黑人向北部和西部城市迁移[6](P287)。第二次黑人大迁徙从1940年一直持续到1970年为止。仅四十年代就有150万以上的黑人迁居北部和西部[7](P544)。1950年，南部以外地区黑人的数量增加到481.7万，占全国黑人的比例上升到32.0％[5](P38)。1950～1960年间，迁移到北部和西部的黑人数量为134.2万，1960～1970年这一数字为129.5万[8](P35)。黑人的迁移路线主要有三条：从东南部各州到东北部城市如华盛顿、纽瓦克、纽约、费城等；从中南部各州如亚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等到中西部各州的城市如圣路易斯、芝加哥、底特律等；从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等州到西部各州的城市如洛杉矶、旧金山等。到1970年，南部以外地区黑人数量增加到1061.1万人，占全部黑人数量的比例上升到47％[9](P32－33)。也就是说，到1970年，已经有将近一半的黑人生活于南部以外的地区。美国学者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指出：“黑人大迁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内人口流动之一。”[6](P6)

　　由于迁移到北部和西部的黑人主要是流向城市地区，所以黑人大迁徙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南部黑人的城市化也在提高。前文提到，在20世纪初期，黑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南部的乡村地区，但到196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黑人占黑人总数的比例上升到68％，1974年达到76％。可以说，黑人成为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种族[9](P33)。而且在大城市黑人的集中程度更高。1980年，在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巴尔的摩的黑人比例为54.8％、新奥尔良为55.3％、伯明翰为55.6％、底特律为63.1％、亚特兰大为66.6％，而华盛顿特区和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竟分别高达70.3％和70.8％[10](P31－33)。

　　二、城市黑人的高度种族隔离

　　刚刚从南部严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桎梏之下解脱出来的黑人，在北部和西部城市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正如厦门大学胡锦山教授所指出的：“南部种植园租佃制下的种族歧视与隔离的阴影却随同他们一道迁入北部，黑人再次陷入处处充斥种族歧视与隔离的困境。”[3](P16)在1890年代以前，美国城市很少根据种族界限确立居住隔离。然而，黑人大迁徙和黑人的城市化遭到了白人的强烈抵制。早在20世纪初，美国就曾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种族暴乱，在随后的年代里，种族暴乱也时有发生。除了暴力抵制以外，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还通过了各种隔离法令，以便在社会、经济和居住空间上对黑人加以限制。最早制定这种法令的是南部和边界各州的城市，比如巴尔的摩、里士满、路易斯维尔、亚特兰大等地方政府在1910年代制定了种族隔离法律，将黑人和白人隔离在不同的街区。此外，白人还通过私人手段实行居住隔离，比如全国地产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Boards)于1909年制定了限制性地产规约(covenants)，禁止将地产出租或出售给“高加索人种以外的任何人”；1914年，该协会再次规定，禁止其成员将“明显损害财产价值的种族或民族成员引入一个社区”。到1920年代，种族隔离已经成为地产开发行业的标准行为[11](P41)。

　　二战以后，随着第二次黑人大迁徙的高潮和大批黑人的到来，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敌视情绪更加严重。比如，1951年“底特律商会”(Detroit Board of Commerce)进行的调查表明，47％的白人和41％的黑人认为，“黑人-白人关系”问题是“底特律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三项问题之一，而20％的白人和26％的黑人则认为，这一问题是最为迫切的问题。白人之所以反对黑人的迁入，除了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黑人的到来导致了犯罪率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负担，降低了他们的财产价值，扰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吉姆·斯利珀(Jim Sleeper)写道，白人“对于少数民族日益严重的依赖性、病态、犯罪以及对其社区的亵渎感到痛心与愤怒”[13](P165)。

　　白人对黑人的到来进行了更加坚决的抵制。这种抵制以芝加哥最为激烈。1946年12月，芝加哥住宅管理局(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决定将几户黑人家庭迁入一个新住宅开发项目“机场住宅开发区”(Airport Homes)，该项目位于芝加哥西南区(Southwest Side)的一个白人社区之中。该行动引发了激烈的种族暴乱。大约有1000多名白人将该开发区团团包围起来，狂呼乱叫并投掷石块。芝加哥市长凯利(Kelly)派遣了400名警察经过两周才把暴乱平息下去。黑人家庭被迫撤离该开发区。1947年8月，该局又在西南区的“弗恩伍德帕克住宅开发区”(Fernwood Park Homes)实行种族融合措施，该项目曾设想仅仅将8％的黑人与白人居民融合起来。然而，在黑人迁入的这一天，竟有5000名愤怒的白人对这些黑人家庭展开了围攻，市长马丁·肯内利(Martin Kennelly)调集了1000多名警察，同样经过两周才平定了暴乱[6](P71－72)。同样的事件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在芝加哥多次上演，实现种族融合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最后芝加哥住宅管理局不得不知难而退，只得把黑人的公共住宅建筑在黑人社区及其附近。

　　限制和围堵仅仅是黑人隔都区形成的途径之一，另一种途径就是“白人大逃逸”(white flight)，即由于黑人向白人街区的迁移而导致的种族转换(transition)。有时白人并不总能对黑人的迁入进行有效的抵制，他们不得不带着恐惧和愤怒从自己的街区中逃逸出去，迁移到黑人难以进入的郊区社区。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称这一过程为“侵入与接替”(invasion and succession)。比如在芝加哥的海德帕克区，1950－1956年间，大约有2.3万黑人涌入，大约有2万白人迁出。在六年内，海德帕克区的非白人口的比例从6％上升到37％[2](P143)。就整个芝加哥而言，50和60年代，每星期大约有5个以白人为主的街区转变为以黑人为主的街区[14](P76)。战后，美国绝大多数中心城市都出现了“白人大逃逸”的现象。1972年，美国城市史学家卡萨达(Kasarda)指出：“在过去的25年里，(白人)‘向郊区的逃逸’在那些经历了最大规模的非白人移民涌入的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5](P138)

　　城市白人社区向黑人社区的转换往往并非一个自然的转变过程，而是受到了某些地产商的操控，这种行为被称为“街区破坏”(blockbusting)。比如，芝加哥的西区(West Side)就是通过这种操控由一个白人社区转化为一个黑人隔都区的。在1950年以前，芝加哥西区主要是一个白人社区，但地产商将一个黑人家庭迁入该社区，随后该地产商走访了该区许多白人家庭，并警告他们说赶紧迁走，否则等黑人大批迁入以后，其地产就会所值无几。在地产商的恐吓之下，白人居民以低廉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给该地产商。随后，地产商又以高价将这些房产出售或出租给黑人迁入者。该区的一个邻里朗代尔(Lawndale)的黑人比例由1950年的13％上升到1960年的90％，同时其人口密度也提高了25％[6](P81－82)。这样，芝加哥西区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拥挤破败的黑人隔都区。

　　三、黑人的低度郊区化

　　根据大迁徙以来黑人向城市和郊区的迁移速度，可以将黑人的郊区划分为两个时期，1970年以前主要是黑人向城市集中的时期，城市化的速度高于郊区化的速度，即以城市化为主，以郊区化为辅；1970年以后，中心城市黑人的增长速度下降，而郊区黑人的增长速度加快，此时为黑人的郊区化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但是，无论在哪个时期，黑人的郊区化水平都低于白人，甚至低于其他少数族裔，低度郊区化是黑人郊区化的主要特征。

　　在二战以前，北部和西部城市黑人数量有限，所以郊区黑人更是屈指可数。黑人的郊区化首先出现于南部地区。社会学家查尔斯·S. 约翰逊(Charles S. Johnson)于1940年代报道说，在南部的小城镇，“事实上所有的黑人社区……都位于城镇的边缘”，“在它们的外围地区一般没有白人居住区”[11](P18)。随着黑人大迁徙的出现，北部和西部的黑人郊区化也逐渐展开。这一时期黑人郊区居民的主体是工人阶级。根据地理学家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的研究，1940年，在美国最大的六个大都市区中，有三个大都市区的黑人技术工人比白领职业阶层更倾向于到郊区定居[16](P1499－1500)。虽然郊区黑人的分布存在地区差别，但大多数居住在四种郊区：郊区工业城镇、富人郊区的家政服务飞地、农村社区、没有规划的小区，其中尤以郊区工业城镇为主。

　　二战以后，郊区化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产阶级黑人逐渐成为郊区化的主体。到1970年，郊区黑人的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收入水平已经高于中心城市者。郊区黑人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为36.1％，中心城市为35.3％；郊区黑人有27.8％为白领职业，而中心城市者同比只有26.5％；年收入在8000美元以上黑人家庭的百分比，郊区者为39.6％，而中心城市者只有35.9％。在这三个关键性的指标中，郊区都高于中心城市[17](P17)。与此同时，战后黑人郊区化的速度也有所加快。1940年美国郊区黑人总共只有100万，1950年增加到220万，仅仅10年的时间就增加了120万，增长率为120％[18](P193)。郊区黑人大多数集中于大型大都市区中。在北部各州郊区新增加的黑人中，有将近60％集中于四个最大的大都市区的郊区：纽约、费城、芝加哥、底特律，而最大的十个大都市区的郊区几乎占85％。西部郊区黑人更加集中，3/4的黑人郊区居民迁移到洛杉矶和旧金山-奥克兰两大都市区的郊区[11](P114)。在北部和西部郊区黑人比例提高的同时，南部郊区黑人的比例却呈下降之势。1900年，在南部郊区人口中黑人占30％，而到1970年大约下降了10％[19](P132)。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不仅是由于南部黑人的大迁徙导致南部黑人数量减少，而且还由于战后南部白人在迅速郊区化。

　　总之，在1970年以前，黑人的分布仍然以城市化为主，而以郊区化为辅。从黑人郊区化的速度来看，50年代郊区黑人的增长率为23.1％，中心城市者为50.6％，黑人的人口流动仍然以城市化为主。60年代情况稍有变化，郊区黑人的增长率上升到33.7％，超过了中心城市的31.6％，也超过了白人的增长率28.5％，黑人的流动方向转变为以郊区化为主，但尚不十分明显。但到70年代，郊区黑人的增长率骤然上升到72.2％，中心城市的增长率则进一步下降到16.8％[8](P16)[20](P16)。这时，黑人的郊区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城市化速度。所以，以1970年作为黑人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分水岭是比较恰当的。80年代以后，黑人的郊区化更加迅速，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新增郊区黑人的数量与此前70年的数量相当，郊区黑人的数量从610万增加到近1200万，郊区黑人占黑人总人口的比例从近1/4上升到1/3。到2000年，美国有57个大都市区的郊区黑人人口在5万以上，而1980年这样的大都市区只有33个[11](P255)。

　　尽管黑人的郊区化速度在提高，但无论是1970年以前还是以后，黑人的低度郊区化状况并没有改变。所谓低度郊区化，就是黑人占郊区人口的比例远低于其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即黑人占郊区人口的份额偏低。这一份额不仅低于白人，甚至低于其他少数族裔。1950年，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9.95％，但郊区黑人的比例远远低于这一数字，只有5.1％；而中心城市黑人所占比例却很高，高达12.34％。可见，黑人的分布是比较集中的，与白人人口的分布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该年，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89.31％，但郊区白人却占郊区人口的94.41％，远高于其总人口比例；而中心城市白人所占比例为86.84％，低于其全国人口比例。由此可见，白人的分布则比较分散[21](P16)。到1980年，虽然白人占郊区人口的比例下降到89.7％，但仍然比白人占其全国人口的比例83.2％高6.5个百分点。同样，虽然黑人占郊区人口的比例上升到6.1％，但仍然比黑人占其全国人口的比例11.7％低5.6个百分点[22](P15)。到1998年，郊区黑人人口比例虽然再次上升到7.6％[23](Pvii)，但仍然远远低于全国人口比例。

　　更值得注意的是，黑人的郊区化速度和水平也远低于其他少数族裔。1970－1980年间，黑人的郊区人口增长率为72.2％，与其他少数族裔437.5％的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而且1980年郊区黑人占全部黑人的比例为23.3％，而其他少数族裔的同比为36.6％。从各族裔占郊区人口的比重来看，1960、1970和1980年，黑人分别为4.9％、4.8％和6.1％。在这三个年份，黑人总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0.5％、11.1％和11.7％。可见，郊区黑人人口比例远远低于其占全国的人口比例。而其他少数族裔在这三个年份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为0.9％、1.4％和5.2％，而他们占郊区的人口比例为0.5％、1.1％和4.2％，虽然也分别低于其全国人口比例，但如果从黑人郊区人口比例与其全国人口比例之间的比率来看，这三个年份的比率分别为0.47、0.43和0.52；而其他少数族裔的比率分别为0.56、0.79和0.81，黑人同样远远低于其他少数族裔。可见，黑人的郊区化在各族裔中是最低的[8](P16)[20](P16)。另外，1980－1998年间，虽然郊区黑人人口比例从6.1％上升到7.6％，但同期少数族裔的同比则从13.4％上升到21.7％[23](Pvii)。也就是说，到20世纪末，黑人低度郊区化的状况不但没有转变，而且在各个族裔中是最低的。

　　四、郊区黑人的高度种族隔离

　　前文提到，黑人郊区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低度郊区化。从本质上讲，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就是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的高度种族隔离，即郊区地方政府、地产商乃至郊区居民利用各种手段限制黑人向郊区的迁移，而将其严格地限制在中心城市。而对于那些已经郊区化的黑人，郊区白人主体民族的做法同中心城市一样，将其尽可能地限制在现有的社区内，坚决抵制他们向白人社区的迁移，从而形成了郊区中的高度种族隔离。美国黑人郊区社区的类型就反映了郊区的种族隔离程度。

　　哈罗德·康诺利(Harold Connolly)将黑人的郊区社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内城隔都区的空间扩展，连续地延伸到(郊区)的地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外溢”(spillover)型郊区，即由中心城市边缘地带的黑人隔都区延伸到城市边界以外的郊区社区；另一种是在“具有明显的郊区特征的已经存在的黑人集中的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更加明显的黑人聚居区”。雷诺兹·法利(Reynolds Farley)更加明确地描述了1960年代三种黑人郊区增长模式，其一是“陈旧的、居住密集的郊区，往往含有或接近就业中心”；其二为“新的郊区开发区……专门为黑人建立的”郊区；其三是半乡村“地区，缺乏排水与给水设施，拥有价值低廉的破旧住宅，全部是黑人人口”的郊区[24](P171)。笔者认为，黑人的郊区化主要有三种模式，最主要的一种是由中心城市边缘地带的黑人隔都区外溢(spillover)到郊区的黑人郊区；第二种是黑人郊区的黑人飞地，由早期黑人的小型居住区提供了一个发展核，随后慢慢扩大而成；第三种是通过种族转换(transition)而由白人郊区转化而来的黑人郊区，即由黑人的侵入和白人的逃逸而形成的黑人郊区。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形成的黑人郊区，黑人郊区与白人郊区都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比如在芝加哥，1960年，该市黑人比例为23.6％，郊区只有3.1％。在147个人口超过2500人的郊区中，19个郊区(13％)没有一个黑人，另外97个郊区的黑人比例不足1％、21个郊区的黑人比例在1－11％之间，只有10个郊区的黑人比例超过了全国黑人人口11％的比例，其中又有4个郊区黑人的比例超过60％。而罗宾斯(Robbins)的黑人比例在99％以上[25](P39－40)。郊区黑人分布的极端不均表明了郊区高度的种族隔离。

　　经过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70年代以后的肯定性行动，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状况有所改善。在马克·施奈德(Mark Schneider)和托马斯·费伦(Thomas Phelan)考察的郊区中，1980年，10.76％的社区没有黑人或少得可以忽略，而到1990年，这样的郊区就不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些郊区中几乎都有一些黑人居民。这虽然表明了郊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种族融合迹象，但到1990年，仍然有1/3以上的郊区的黑人人口低于1％，70％的郊区社区黑人居民低于5％。在另一极端，越来越多的郊区变成了黑人占多数的郊区。1980年，在上述两位学者调查的郊区中，有3.13％的郊区其黑人居民占50％以上，199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5％。1980年，有0.81％的郊区其黑人居民占90％以上，而1990年同比上升到1.21％[26](P271)。纽约州立大学的刘易斯·芒福德研究中心(Lewis Mumford Center)对2000年美国人口统计的分析得出结论：“尽管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从城市迁移到郊区，但这些群体并没有能够进入白人为主的邻里。居住隔离，尤其是黑人和白人之间，在全国的城市和郊区之中仍然十分严重。”[27](P137－138)

　　不仅郊区黑人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而且在美国的各个少数族裔中，黑人的隔离程度是最高的。道格拉斯·S. 马西(Douglas S. Massey)和南希·A. 登顿(Nancy A. Denton)于1980年对美国的59个大都市区的种族居住隔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通过运算得出了黑人的隔离指数为0.573，远远高于西班牙裔和亚裔的0.379和0.376。而在某些大都市区的郊区中，黑人的隔离指数更高，比如在芝加哥郊区为0.754、洛杉矶郊区为0.789、纽约郊区为0.704、迈阿密郊区为0.754等[28](P602－604)。

　　不仅黑人的郊区化水平低和种族隔离指数高，而且郊区黑人社区与中心城市的黑人社区一样，出现了破败的趋势。到1990年，多数郊区黑人仍然生活在内层的旧郊区，他们财政拮据，税率居高不下，服务水准下降，学校质量恶劣，商业投资减少，财产估价偏低。甚至一些黑人中产阶级郊区也出现了衰败的局面。比如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县(Prince George's County)就是一个中产阶级黑人社区。尽管其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上升，但白人地产商却不愿在该县投资。而且在该县的环路(Beltway)以内，出现了商业撤离和去投资化现象。由于该县缺少商业和工业机构，使该县的工商税收不足，而税收负担主要落在户主头上。由于该县缺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人们开设银行账户或申请购房抵押贷款都很困难。而且黑人工人阶级和贫穷不断增多，其福利需求增加。该县的公共学校也表现不佳。1995年，该县学校40％的学生来自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并接受就餐补贴，到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5％，在该州的24个学区中，其学校质量名列倒数第二，仅比巴尔的摩市的一个低收入的校区稍强。而且贫困和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在1980和1990年代，环路附近的内层郊区比如卡皮特尔海茨(Capitol Heights)、拉纳姆(Lanham)、兰多弗(Landover)、肯特兰兹(Kentlands)等社区，构成了一个毒品交易和暴力的长廊[11](P279－281)。

　　五、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的危害性

　　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使黑人被迫困于中心城市的隔都区和郊区的飞地之中，从而为黑人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第一，由于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郊区与郊区之间存在着收入和财政的不平衡，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造成了资源与需求配置方面的失衡，阻碍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在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由于白人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郊区化，使中心城市黑人等少数族裔和穷人的比例远远高于郊区，造成中心城市税收基础减少、税源日渐枯竭、财政捉襟见肘，没有能力拿出更多的资金去救济穷人和黑人等少数族裔、改造贫民窟、改进教育设施等。1970年，在美国的37个大都市区中，33个中心城市税收负担高于郊区，8个中心城市的所得税比郊区高[29](P11)。在郊区黑人飞地与白人郊区之间，白人为了避免黑人的侵入，往往建立独立的市政机构，而将黑人社区排除在外，使黑人不能分享白人社区较为雄厚的财政收入；而黑人社区却十分贫困，没有能力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建立良好的学校，使黑人处于永久的贫困之中，导致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的中断。因此，中心城市和郊区飞地中的黑人就如同处于一个个贫困的孤岛之中，而白人对此却漠不关心、冷眼旁观。

　　第二，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导致了黑人居民教育水平的低下，对黑人后代的发展进步造成了严重的障碍。由于中心城市财政拮据、教育投资匮乏、学校质量恶劣，黑人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郊区黑人社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白人郊区由于财政力量雄厚，可以建立良好的学校、聘请优秀的教师，其子女可以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为其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根据美国民权委员会的调查，到1965年，在美国最大的15个大城市中，有7个大城市的公共学校的非白人学生占多数，2个城市非白人学生占40％～50％。在中心城市提供合格的教育是最迫切的一个问题，但市政府又被迫比郊区花费更小比例的财政收入用于教育。1970年，在美国的37个大都市区中，中心城市的教育投资仅占总财政收入的36％，郊区同比为56％。而中心城市不得不比郊区投入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用于福利、警察和交通管制[29](P10)。又根据克纳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在1964年7月～1965年12月东北部大都市区的一项考试中，黑人学生的不及格率为67％，而白人学生只有19％。在北部和西部的大都市区中，16－17岁学生的失学率，黑人是白人的3倍[30](P425)。

　　第三，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造成了他们的就业困难。美国的就业在不断向郊区迁移，尤其是那些黑人适合的蓝领工作和非技术性服务业。比如，在巴尔的摩大都市区，在1955和1965年间，82个工业企业从中心城市迁移到郊区，如果考虑到地区间的企业迁移，这10年巴尔的摩市丧失了338个制造业企业[29](P11)。在民权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一位权威人士说：“工作职位正在向郊区迁移……而它们正是低收入、中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工人所必须赖以维持生计的那些工作。”[29](P25)由于黑人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而就业职位却不断迁移到郊区，同时黑人又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如汽车，从而使黑人不能到郊区就业，使黑人的失业率偏高。1966年，根据劳工部对9个大城市低收入的黑人社区的研究，其失业率竟高达9.3％，而黑人的总失业率为7.3％，白人的失业率仅为3.3％[30](P257)。1970年，一个民权组织“全国反对住宅歧视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Housing)出版的《就业与住宅》(Job and Housing)的报告，认为由于郊区拒绝建造廉价住宅，以及在出售和出租现有住宅的过程中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所以阻碍了黑人获得和保持就业[2](P177～178)。对于这一点，甚至连保守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他于1971年6月的一次有关平等住宅机会的政策声明中说道：“美国少数族裔不能在郊区就业地点的附近找到住宅，而这些工作正是他们所胜任的。工业和就业正在离开中心城市而向周围地区迁移，迁往郊区的工作将不能提供给少数族裔——从而使更多想工作的人将加入到城市失业和福利救济的队伍中去。”[29](P25)

　　第四，由于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产生了“危机的聚集效应”(critical mass effect)。任何社会行为都会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会影响周围群体的行为。如果某种行为被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就会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从而进一步扩大其影响，这样就形成了聚集效益。如果社会下层群体和不良行为聚集到一起，产生的溢出效应就是副溢出效应，它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这些下层群体和不良行为在分散的情况下产生的影响，从而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这里的黑人居民出现犯罪率提高、家庭破裂、精神病、吸毒、学校质量低劣、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问题，使他们的社区成为“危机的隔都区”(crisis ghettos)。当然，危机的隔都区内社会问题不仅局限于黑人，也包括其他少数族裔，但黑人的情况更加严重。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罗伯特·韦弗(Robert Weaver)对这种副溢出效应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某些因素现在汇集于贫民窟之中……造成了许多明显而确定的问题。他们包括积习难返的中年酒鬼、不可救药的妓女、明目张胆的同性恋者、麻木不仁的惯犯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他们或者拒绝悔过自新，或者要求长期的最高形式的救济。他们属于各个族裔，并且构成了真正的‘顽固核心’。此外，那些带有传统问题的、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反社会行为家庭，在贫民窟居民之中是非常普遍的。”“这样是很不现实的……即期待那些被弃绝于中产阶级报偿之外的大多数人们，去努力获取已经为经验所证明他们不可企及的事物……只要我们之中一部分人被贬低到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制度性的低下地位时，贫民窟和衰败地区的社会反常现象就将会持续下去。”[18](P90－92)虽然“危机的隔都区”中的许多问题应该归咎于这些黑人少数族裔自身，但事实上，“危机的隔都区”中许多无辜的低收入居民和少数族裔是这些破坏行为的主要受害者，因为他们不能像富裕家庭那样逃离这种环境，只能在这种痛苦中煎熬。

　　总之，美国黑人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就完成了高度的城市化，然而黑人在进入城市以后，遭受了白人严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而郊区更是黑人难以涉足的白人天下。甚至到20世纪末，黑人在郊区的人口比例仍然低于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黑人的郊区化水平不仅低于主体民族白人，甚至低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与此同时，黑人与白人的种族隔离程度却远远地高于其他少数族裔。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是美国大都市区黑人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这两个特征对黑人的社会生活、教育、就业和发展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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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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