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冷战初期美国政府与社会精英联手发动的诸多社会政治动员和思想灌输活动中，“战斗的自由”项目非常具有代表性。它以美国公民为主要目标群体，以宣传鼓动和学说灌输为主要手段，得到决策高层的重视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战斗的自由”并非个案，这一时期美国以社会动员和思想灌输为目的的项目和活动层出不穷，充分展现出危机形态下美国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政府的政策选择。“战斗的自由”已经触碰到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原则”底线，暴露出美国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局限性。

　　【关 键 词】冷战/美国/社会动员/意识形态/“战斗的自由”

　　【作者简介】张杨，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项目(NCET—12—0823)、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项目(13109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宝贵的修改建议，谨致诚挚谢意。

　　20世纪50年代，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日趋巩固的苏联政权和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危机感受日益加深。这一时期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文件，虽然形式和内容多有变化，却无不渗透一种思想，即要尽量降低战争的风险，同时千方百计削弱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优越于共产主义的积极的号召力”。①从杜鲁门到肯尼迪，美国历届总统在公开讲话或内阁会议中均强调冷战是“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②换言之，是意识形态之争。通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较量与思索，美国决策层内部对东西方冷战的性质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进而认定，“在总体战得以避免且共产主义颠覆被有效反击的情况下，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最终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影响人们的态度和立场”。③可见，意识形态因素并非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冷战进程或大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事实上，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美国进行冷战斗争的工具和目标。

　　战后国际紧张形势的存在，使美国社会出现了异常一致的反共思潮和对行政机构构建“国家安全机制”的认同，即“冷战共识”(Cold War Consensus)。有学者研究认为，1950—1965年间，70％—80％的美国人有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并在总体上支持行政机构反击共产主义的各种“国家安全努力”。④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种美国国内舆论空前一致的现象多有关注和探讨，但对“冷战共识”产生过程中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联手进行的冷战动员和思想灌输活动则缺乏深入的研究。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战斗的自由”(Militant Liberty)项目为研究个案，通过梳理冷战初期美国在全社会开展冷战动员和思想灌输这一特殊的历史片断，试图说明：(1)“冷战共识”是由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共同“打造”出来的，其目的一是为了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渗透”的内部风险，二是为了动员美国民众参与到这场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中；(2)“冷战共识”构建过程中的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灌输已经触碰到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原则”底线；(3)不可否认，恐惧和焦虑是美国精英用来整合公共舆论的有效手段，但要理解诸如“战斗的自由”这样的项目产生的根源和运行的机理，恐怕还要触及美国人特殊的安全与危机意识，以及美国文化中的优越感与使命感。没有上述思想基础，就难以解释战后初期美国社会激进保守主义倾向占据上风，以及迫切需要某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根源。

　　一、“战斗的自由”理念的缘起

　　正如历史学家熟知的那样，战后初期美国社会又惯性地滑向“孤立主义”，美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下降。随着欧洲局势的发展(东欧各国和法意两国共产党及左翼力量的壮大)和1949年“两大冲击”事件(苏联成功试爆核武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发生，美国政府开始担心自己无法集结起有效的力量来应对这场“国家安全危机”。社会精英亦不失时机地提醒行政机构：美国有从内部被颠覆的风险，美苏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意识形态战”；糟糕的是，“美国人并不了解世界形势的严峻性”，因此，必须加大对民众的宣传力度，“以便使行政机构应用必要的激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局势”。⑥至少从1948年起，美国政府就与私人基金会、大众媒体、商业团体、社区组织、教育机构、教会与宗教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共同营造一种“红色恐怖”的社会氛围。⑦“麦卡锡主义”实际上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结果而非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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