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实质是普遍史观和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视角，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和建构，经历了一个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过程；而从俄国革命所提供的“俄国道路”与“俄国方式”到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说”，恰恰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史观到普遍史观的回归。在建构中国史观的过程中，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和现实发展经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晚年东方社会思想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俄国道路”和“体制嬗变”是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关 键 词：亚细亚生产方式 世界历史 普遍史观 特殊史观 东方社会理论

　　作者简介：涂成林，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引言

　　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迄今已有80多年。在不同时期，讨论的参与者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有不同的现实感和历史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对立的方面。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它试图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相关论述置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之中，认为这是一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进而建立起一种普遍史观。与这种史观相对立的是，从魏特夫论述东方专制主义起，试图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到和主流叙事相冲突的特殊史观，并以此建构起观察苏联式社会体制起源及其性质的批判性视野。这两种讨论话语具有各自的意识形态诉求，均对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作了过度的或化约的解释。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从来都不是马克思始终存疑的一个问题，在他不同时期的著述中所形成的关于亚洲、东方乃至中国或印度的相关论述，并不构成一个需要后人不断重新发现或发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相”。然而，亚细亚生产方式之所以成为了问题，的确是因为，在面临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以俄国、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呈现出了和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至今仍然看不出它们各自在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和文化层面上有什么本质性的共同之处。这些由来已久的历史差异和在现实中依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差异，显然无法断言完全依据一种绝对普遍性的历史观能够加以解释。历史常常是在跳跃和曲折中前进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实践发展与革命道路选择的互动关系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讨论，体现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是“一线论”还是“一元多线论”的内在关联，其学术意义与政治影响极其深远。正是在理论、历史和现实的三重关系中，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被无数次地重新发掘，以期在马克思的名义下，获得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语合法性。由此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仍有必要在当代语境中展开新的思考。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实质，可以被概括为世界历史视野中普遍史观和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关注这一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在于，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及东方社会理论的讨论和争论，不仅关系到对这一理论本身的评价，而且关系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可以肯定的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正确答案并没有被预先藏在马克思著作的某个角落中，等待我们去细心地考证和发现。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依据对俄国、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重新观察，批判性地审视前人的理论成果，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置于迄今已经明了的历史世界中，从而对历史和现实做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

　　一、马克思从普遍到特殊的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在研究世界历史问题尤其是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初期，一直在试图发现和建构一种具有普世意义、体现进步价值的普遍史观。他对东方社会问题的最初探索，也是在力求构建这种普遍史观视野中的东方社会理论：其实质是依据欧洲的历史经验来观察东方社会，中介环节则是黑格尔关于东方社会的基本观点。

　　黑格尔力图超越“原始的历史”和“反省的历史”的局限性，建立所谓“哲学的历史”。按照这种观点，世界历史是由理性主宰的“合理过程”，是“世界精神”(自由意识)演进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①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就是世界中多样化现象中的单一性和统一性，且这种本性必须将自身表现为历史的最终结果。黑格尔通过运用历史哲学的剪刀，将历史剪裁为“自由意识”的演进过程，这样一来，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不再是一幅杂乱无序的图画，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体：世界历史不仅具有了它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本质，而且还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渐进发展、由简单向丰富不断展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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