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失败至今，已过去了75年。涉及西路军的论述和研究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3月至1978年底，共42年；第二阶段1978年底至2011年底，共33年。第一阶段，张国焘路线论占统治地位，但共产国际和陈昌浩当初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资料和观点有重要研究价值。第二阶段，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实事求是的探讨，西路军研究有突破性实质性的进展，具体内容可分为十个方面：1.对西路军形成的研究；2.西路军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研究：3.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研究；4.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研究；5.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研究；6.西路军的功绩、历史地位和意义研究；7.对西路军的营救研究；8.西路军与长征的关系研究；9.对西路军战俘及流落将士的研究；10.西路军与共产国际之关系研究。对其加以述评，有重要积极意义。

　　关 键 词：七十五年 西路军 研究 述评

　　作者简介：董汉河(1945- )，本名董汉和，男，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和西路军史，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编辑工作，业余从事文学创作。

　　一、研究概况

　　从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失败至今，已过去了75年。涉及西路军的论述和研究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3月至1978年底，共42年；第二阶段1978年底至2011年，共33年。

　　第一阶段，张国焘路线论占统治地位，但共产国际和陈昌浩当初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今天加以述评仍有借鉴意义。

　　第二阶段，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实事求是的探讨，西路军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一是以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修订再版①和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②的正式出版为标志，摘去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肯定了西路军的贡献和“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二是以2004年7月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为代表的一批文献资料的面世，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三是发表的一百四十多篇学术论文和文章，涉及西路军许多问题，虽有一些差异甚至相反的见解，但通过分类分析，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有利于更深入、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西路军问题；四是各地党史机构和学者对西路军地方史料的发掘、梳理、出版，以及亲历者回忆录的出版，有利于认识西路军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利于认识西路军将士的献身精神和终生不渝的革命气节，有利于认识人民群众对西路军的支持和救护，以及西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

　　前几年曾有两篇《红西路军研究述评》发表。王建科的述评③虽有些功底，但认为“战术上的失误是西路军遭重创的主因”，显然有失偏颇；且只引用了八种资料中的24条引文，很不全面。杨惠娟、董汉河的述评④主要从西路军的形成原因、失败原因、历史功过及战俘和营救等问题进行归纳综述，并适度作了评价，虽大体正确，引用了43种资料中的49条引文，相对全面些；但仍不完全。另有一篇述评类文章《西路军研究的历史与现状》⑤，对传统观点张国焘路线论的提出和形成作了简要揭示，对1979年至1998年的西路军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细致的梳理，除资料价值外，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仍值得重视：“诸如怎样认真研究西路军史料；怎样看待毛泽东长时间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联在一起的问题；怎样看待西路军指挥者在指挥上的失误以及西路军问题上毛泽东与张国焘有无妥协的问题等等。”还有一篇《二十五年来西路军问题研究综论》⑥，对1979年至2004年西路军研究的重要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过程及结论作了述评，虽未包括期间发表的全部论文，但对重要问题的论述有可取之处，诸如，中央当时有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西路军西渡黄河之初是为了执行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西路军的行动一直受中央的直接指挥；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两方面责任：“其一，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方向上，张国焘虽与中央是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缺乏信心”。“其二，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程中，张国焘‘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对中央统一指挥不够配合”等等。但上述四篇述评类文章都有局限性，不完全，也不完善，未涉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不可能包括近几年的研究进展；且尚欠深透，未指出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以及必须深入突破的难点。为弥补上述不足，在研读包括最新成果在内的一百四十余篇论文、十余部相关著作和大量相关资料，特别是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力求用新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入、更确切地对西路军研究加以述评，提供更多的学术信息，提炼其中的学术精华，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广泛深厚的基础，恭请专家指教，并期望西路军研究突破难点，更科学深入地进行下去。

　　二、第一阶段(1937-1978年底)：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结论性意见、共产国际的意见和陈昌浩的检讨等

　　这一阶段对西路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西路军主要负责人陈昌浩的检讨和中共中央的结论性意见，值得研究，不能回避；个别当事人程世才、李天焕等的相关资料和回忆录也有些许资料和研究价值；共产国际当时对西路军的评价与电示有积极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其加以简要介绍和评析，有助于西路军研究的全面和深入。

　　(一)当年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结论性意见

　　当年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结论性意见有两处：一是大家都熟悉的毛泽东加在1936年12月文章中的那句话：“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⑦二是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中的一句话：“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⑧这一观点虽从未展开论述，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但在第一阶段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在性质和程度上不断扩大和延伸，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个别人坚持。与此相关还衍生出几种次生观点：

　　1.“假借”“假传”和私调部队过黄河说。李天焕在《气壮山河》序言中说：张国焘“又一次采取了分裂红军的阴险步骤，以卑鄙无耻的手段，假借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等口号，假传中央的命令，让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西路军，于1936年10月26日，自靖远上游强渡黄河。妄图逃避对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到大西北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向中央闹独立”⑨；程世才则回忆道：1937年12月底，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左支队部分领导人程世才、李天焕等人时说，张国焘不经过中央，私自将队伍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⑩。李天焕时任西路军之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程世才时任西路军之三十军代军长，他们都看不到中共中央给西路军的命令和电示，看不到中共中央有关组织西路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作战新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当年西路军失败时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谈话，演绎出“假借”“假传”和私调部队过黄河说，虽然可以理解，但已和传统观点一起，都被近三十年来挖掘发表的权威文献所否定。文献证明，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10月8日拟定的《作战新计划》的明确规定。相关电报证明，为落实中央谋划已久的宁夏战役计划，中央及军委先是在《十月作战纲领》中规定：“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之。”后又命令30军过河，同意9军过河并电示其“准备袭取定远营”；只有五军因强敌压迫，由朱德、张国焘命令护船过河，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1)。

　　2.张国焘路线影响西路军的工作说。1937年《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中说：“由于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造成了红军与回民间极恶劣的关系，引起回民到处的反对，使西路军遭受失败。”(12)西路军“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是事实，我们也不否认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某些工作中会有影响，这在李聚奎当年写的《西路军血的教训》(13)中有所涉及，但说“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指示”则缺乏根据。甘肃省及河西各地区党史办的调查报告证明，说“红军与回民间极恶劣的关系，引起回民到处的反对，使西路军遭受失败”，也不符合事实。对此，中共甘肃省及河西各地、县党史机构的相关调研专题资料可以证明(14)，拙著也有论及(15)。

　　同时，毛泽东对西路军的另外两点看法，长期被忽视：

　　(1)毛泽东充分肯定西路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他在1937年底接见西路军左支队部分领导人时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并不是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2)在同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承认河西走廊回旋余地小，不利于生存。他说：“那一带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的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块狭窄地区，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16)这就等于变相承认“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中央当初对此认识有误。这一点，已被第二阶段的研究证实(17)。但这些都无济于事，1979年以前，与党史、军史有关的著作几乎全都对西路军讳莫如深，仅见的两册回忆录《悲壮的历程》《气壮山河》，即便加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也只出版了一次。西路军成了“张国焘路线”的同义语，“文革”中，甚至成了一种罪名。

　　(二)共产国际的意见

　　西路军失败之际，共产国际曾就西路军问题给中共中央发过两份电报，一份在1937年3月2日(18)。这份电报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1.中共中央为营救西路军，曾求助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表示无能为力，但提了一些建议和思路。2.共产国际在经费和人员方面给中共提供了帮助。后来发现的电报等文献说明，中共中央的确“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尽管未能避免西路军的失败，但对其后的营救收效不小。

　　另一份在1937年3月22日，共产国际不同意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强调指出：“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请将这一点告知全体政治局委员。”(19)共产国际知道西路军形成的背景和西进河西走廊的原因，态度客观公正，意见正确且宝贵。但同月3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仍然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20)。政治局委员们是否知道这份电报，又是如何讨论的，因无法看到相关资料，无从评说。

　　(三)陈昌浩的检讨

　　现在能看到的陈昌浩关于西路军的书面检讨有两份：一份是1937年9月30日写完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节录)》(后文简称第一份检讨)，另一份是同年10月15日《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后文简称第二份检讨)。第一份检讨，现在只能见到中共中央秘书处1937年10月5日印发的第九章“渡河时期”[略去(五)(六)节]和第九章“总的结论”，约1.7万字。中共中央秘书处对此有一个简短的说明：“昌浩同志的长报告共九章，约有六七万字，因太长，现将重要的第一章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21)这份检讨尽管因不完整而令人遗憾，但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一，它是研究西路军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许多原始的信息，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这份检讨中《敌军实力情况表》《我军过河实力情况表》《敌(马步芳、马步青)军编制表》，对敌我双方的番号、兵种、团数、人数、枪数、马数、每枪平均子弹数、炸弹概数等，都有明晰的统计；对渡河时期的战斗、敌我军事部署及变化等，也有较具体的记述(22)。这些对于研究西路军史都很宝贵，可惜很不完全，如果中央档案馆将其全文查找并提供给研究者，将更加有助于西路军研究的全面和深入。

　　第二，肯定“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其行动是有意义的。陈昌浩在第一份检讨中着重作了自我检讨，承担了“最主要的实际执行的责任”。但是，陈昌浩强调，“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路线，绝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肯定了西路军行动的意义，认为西路军西进是“当时中央军委的正确指令，与当时客观上之需要”，“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指战员为命令而努力，这当不可否认的”。可惜对此知之者甚少，只有《陈昌浩的革命生涯》一书有所涉及(23)，别无研究。

　　第三，真诚地总结了西路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七条失误和教训：1.“未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后乘机退敌”；2.“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3.“未能开始就实行‘齐打齐进’与回旋的战略路线，集合最大兵力来实行包围与决战灭敌人之一部”，“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误”；4.“单纯防御”“与敌人拼消耗”，“高台之后之持久防御是实迫于此，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是自取之祸”；5.“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之机(如高台……)”；6.高台失败之后“信心确是缺乏”；7.西安事变后，“继续西进实为失策”。这些总结绝大多数都很中肯，即使有不确切之处，亦可作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或依据。

　　第二份检讨写成于10月15日，很简短，只有三千余字，主要是上纲上线，承认“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并承担了政治路线错误的责任；虽然罗列了五方面的表现，但较空洞。

　　有著作披露，陈昌浩还作过两次会议检讨：第一次是10月30日，在以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为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检讨，西路军的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徐向前因在山西前线未参加会议。第二次，同年11月18日至2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检讨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继续深入开展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陈昌浩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10月15日陈昌浩写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他的检讨受到大会的肯定和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赞扬”(24)。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无法看到这两次会议的绝大部分材料，因此无法述，更不能评。

　　比较上述两份检讨，第一份更中肯、更全面、更有价值；第二份主要是上纲到“张国焘路线”的高度，留下了一点可资研究借鉴的历史资料，价值不很大。那么，陈昌浩为什么承认“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呢？原因有三：第一，他确实紧跟过张国焘，而且就在不久前跟张国焘南下，犯过严重的路线错误，尚未检讨，很容易使人将西路军失败和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第二，作为西路军的一把手，他必须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第三，也是最主要的，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早已为西路军失败找好了“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作为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必须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就是想不通，也要竭力向党中央的决定靠拢。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徐向前1977年9月也发表过相同调子的文章《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尽管他后来根据新发现的文献纠正了，并作了严肃的说明(25)。

　　(四)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

　　《关于西路军的材料》(26)(后文简称《材料》)，由原西路军之30军代军长程世才写于1945年2月，全文近3万字，真实简要地回忆了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余部左支队进入新疆的全过程，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对西路军某些经验教训的总结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有助于西路军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因此，本文单列一节述评。

　　其一，资料价值。《材料》对西路军各军的人数和编制有较详细的交代；对三十军的人数和编制详细准确，有很强的权威性，有利于校正和补充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的相关资料。如，陈昌浩说三十军7000人；程世才则说8000人。显然，后者更有权威性。又如，陈昌浩说五军2500人；程世才则说4000人。近些年的研究说明，后者的说法更准确。对三十军的编制及配备，《材料》将三十军所属的两个师6个团的番号和主官尽可能作了明确交代；并特别细致地交代：“每团编一、二、三营和重机枪连，每营编3个连，每连编3个排，每排编3个班。军直属队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侦察连、通信连、工兵连。”总部直属队“分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特务团、妇女独立团、教导团(500人)、少年先锋团(600人)、骑兵师(辖第一、二团)”。这些大都是其他材料少见的，弥足珍贵。还有些材料，有重要参考价值：如，作者亲身经历的战斗情况和决策过程，左支队几位领导与李特离队思想的严肃斗争等。当然，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局限，《材料》中有的时间和地名记述不够准确，须以后来的调查研究结论为参考，加以考证。

　　其二，对西路军某些经验教训的总结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第一，对高台失败教训，《材料》写了三条：“(1)在战术指导上不应为一城的得失而死战；(2)高台守军无电台联络，打了两天我们还不知道，未能早想办法援助之；(3)被争取过来的几百民团，未经过改造，即放心用人家，结果与敌人内应外合而失事了。”这些都很在理。第二，对敌人在高台、临泽地区的作战方针和我军“自造弱点”的总结分析很中肯。《材料》写道：“敌人的作战方针是找我主力军决战，战术上是采取各个击破我们的战法。当时主客观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决心不走，要建立根据地；兵力过于分散的配置，通信联络不便，战术上往往死守一地。物质上特别困难，我占小块，敌人占大块。我军又疲劳，子弹也特别困难。而敌人的企图，是一部主力迅速围攻我五军，拿下高台城，而以另一部分主力对付九、三十军，使我们一方面不能向高台增援，另一方面先作局部性的消耗战。待他拿下高台后，再集中所有的全部力量，来与我之两个军决战。由于我们自造弱点，算是中了敌人的计。”第三，认为第二次西进倪家营子“断送了西路军”，颇有道理。《材料》认为，高台、临泽失守后，“当时确定向东进，再过黄河，与中央红军会合去”，是对的。但到西洞堡打了个小胜仗，“可是当时领导者的狂热性又起来了，把这次小胜仗看成是大胜利，以为这次胜利是决定胜负了，又否认东进计划，依然转向西去，回到倪家营子一带。这个方针确定后，算是断送了西路军的命运了”。的确，从当时国共合作的大趋势看，如果西路军坚持原定方针迅速东进，脱离马家军防地，得到红军和友军的策应，损失当不会很大，至少不会惨败。第四，对左支队成功到新疆的经验总结实在到位，也没有回避其中的缺点。《材料》明确总结了三条经验：“(1)党中央首先是毛主席指示的正确。”“(2)我们是团结一致的。”“(3)我们发扬了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并强调了“分散于祁连山之个股游击队”“极大的配合作用”。《材料》写道：“我们能完成西进直抵新疆，这些分散于祁连山之各股游击队，他们牵制与吸引敌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我们能保存最后一支力量与相当数量的干部，这不能不估计到他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此乃有良心的精当之论，那些用生命和鲜血吸引牵制敌人的西路军将士，可因此而瞑目矣！《材料》没有回避左支队的曾发生过的缺点：“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出要单独行动，好减少目标，工委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打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个缺点。特别是以后我们由白大坂出发走了两天，到则苟(错沟)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天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前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在后边走，即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的敌情，影响了团结，是不对的。”此条材料已得到黄火青回忆录的印证(27)。程世才的见解是公允的，难能可贵！

　　(五)小结

　　总体看，第一阶段保留了一些可供研究的宝贵资料，但缺乏深入研究。主要原因是，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党史研究者，思想上深受固有政治结论的禁锢，不愿触及，更不愿深究；还因为，相关文献资料极少披露，研究这一事件困难极大。这就为第二阶段的研究，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历史可以结束，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永无止境。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以及国内外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和披露，西路军研究有突破性的深化和多方面拓展。

　　三、第二阶段(1978年底-2011)：西路军研究的突破性深化和多方面拓展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1979年开始至今，西路军研究有了突破性的深化和多方面拓展。这种深化和拓展经过了曲折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如果按学术伦理和发表的时间顺序逐篇述评，将过于繁杂，且不易将问题讲清。因此，这一阶段首先按问题和观点分类再按发表时间加以述评。

　　(一)对西路军形成的研究

　　第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共同意见说。

　　其一，历史的必然要求：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形成的重大影响。董汉河认为，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对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有导向性的影响，并依据最新披露的权威性文献资料接连发表两篇论文《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28)和《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29)，加以论证。其主要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初，德、日法西斯几乎同时崛起，从东方和西方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急切希望尽快武装中国，以拖住日本，减轻苏联在东方的压力。武装的对象首先是中国工农红军。文献资料证明，从1934年夏天开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至少从四个方面落实了援助中国红军的措施：一是调查选定了两条援助的道路：一条经新疆进入甘肃西部，一条经外蒙接通宁夏或绥远；二是分别在蒙古南部边界及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准备了成百上千吨的军援物资，指示中共派军队前往接取；三是派林育英(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斯大林的意见：红军主力可以向西北和北方发展，“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是派陈云、滕代远等带电台赴新疆接应西路军，并负责接送援助中共的武器。西渡黄河的红军之所以由原来的进军宁夏，改变为西进河西走廊，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在1936年11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示中，改变了援助的方向：由原来的宁夏方向改为新疆方向。这是西路军形成的前提和重要原因。这些见解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恩格斯语)的高度，将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把西路军形成的国际背景讲清楚了。

　　其二，中国红军生存发展和抗日的需要：中共中央的共同意见和决定说。最早提出这类观点并加以深入论证的是朱玉先生。其代表性的论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30)。其他的相关论著还有从进的《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辩疑》(31)，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32)，陈铁健的《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33)，以及拙作《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等。上述论著以大量的文献、电报及史实，论述了如下基本观点：第一，靠近苏联，“打通国际路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口号”，“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从共产国际到党中央，都同意它、坚持它”。这不但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中国红军生存发展和抗日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中共中央的一致意见和决定。第二，为靠近苏联，“打通国际路线”，中共中央曾多次作过决定、部署和努力。“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是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首先提出的。其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毛尔盖会议、俄界会议的相关决议中，都有靠近苏联的内容；中央红军东征山西的第三步就是从绥远“接近外蒙，打通苏联，便于抗日”；中央红军西征陇东和宁南地区，是为了扩大根据地，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从宁夏或甘西方向接取苏联的武器援助。第三，“三个方面军在陕甘北会合的直接战略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首先造成西北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中央和军委于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俗称宁夏战役计划)，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的具体部署。四方面军之三十军造船西渡黄河，“四方面军之三个军”渡河攻宁，都是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部署的，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认可。

　　其三，因共产国际改变援助方向，中央征求各方意见后，命令“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34)。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电示中央书记处：“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受？”这就使宁夏战役计划失去了重要意义，同时因为河东红军未能战胜南敌，也使该计划失去了执行的可能。中央于11月8日制定《作战新计划》：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东渡黄河出山西，做大规模战略转移；“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朱德、张国焘10日致电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向前为正副主席”。中央及军委于11日10时给徐、陈等发出了《关于组织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的电令》(35)。

　　应该说，上述见解，从理论和史实的结合上讲清了西路军形成和正式命名的全过程，依据充分，有说服力。然而，仍有不同意见。

　　第二，张国焘路线说。

　　这是传统观点，坚持的人越来越少，但颇坚决。叶心瑜的《西路军问题资料选编》(后文简称《选编》)(36)具有代表性。该文近六万字，选编了大量相关电文和回忆录，并将张国焘的相关回忆录作为附录，资料很丰富，观点很鲜明：“1.张国焘早在1935年就有向青海、宁夏、新疆等地退却的意图，党中央曾多次指出他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2.中央为了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曾提出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十五军团、二十八军等部队进行西征的作战部署，但这与张国焘西渡黄河，退却到青海、新疆等地的主张有原则不同。3.中央同意三十军西渡黄河并指定在靖远、中卫一带活动，是为了配合宁夏战役计划；而张国焘要三十军西渡黄河向甘肃西北、新疆退却。4.张国焘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违背中央战略意图的。中央只是张国焘已令三十军、九军、五军渡河西进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才同意组成西路军的。中央一再电令西路军不要西进，而要他们配合黄河东岸红军作战；直到西路军惨败，无法东进时，才令他们转移到新疆去。5.中央当时提出的打通国际路线的设想，是从宁夏北进，与外蒙、苏联接通，而不是西进新疆。共产国际当时批准的也是这条路线。6.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7.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西征过程中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将永载史册。”还有少数研究者坚持此类观点，诸如，耿仲琳在有关网络上发表的相关文章(37)，徐占全对冯亚光的书稿《西路军》(38)的审读意见，陈伙尘审读董汉河的再版书《西路军沉浮录》的审读意见(39)，孙焕臻发表的文章《还“西路军”以历史的本来面目》(40)等。他们的观点与上述叶心瑜的观点大同小异，本文只在注释中注明出处，不再一一赘述。

　　最早批驳《选编》的是竹郁(朱玉)《被否定的历史与被历史的否定》(41)(后文简称《否定》)一文。该文同样用大量史料，着重从四个方面对《选编》进行批驳：1.“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主张红军靠近新疆和外蒙的首先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其次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张国焘根本就排不上号，他不够格。”并非如《选编》所断言：“从宁夏打通苏联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从新疆打通苏联是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2.“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攻宁夏，是中央及军委《十月作战纲领》的规定，并非如《选编》所言，“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结果”。红三十军、九军西渡是中央同意的；“红五军过河是朱张根据当时的敌情机断处置的。”“从军事上说，这种机断处置，并无不妥。”3.因“宁夏战役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是中央在11月8日在《作战新计划》的提议和规定；并非如《选编》所言：“中央没有指令张国焘派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西进，只是在三十军、九军、五军收到张国焘的命令已渡河西进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才同意组成西路军。”4.西路军的“主要任务、行动，都是由中央、军委决定和批准的”：“西进打通新疆，并正式令其为西路军”，是中央的决定；11月15日，中央电示徐、陈：“(1)同意你们向凉州进。(2)新疆接济正准备中。”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电示徐、陈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并非如《选编》所言：“打通新疆计划，是徐陈的意见”，是陈昌浩根据“张国焘意见向新疆西进”。

　　《选编》和《否定》有两个共同特点，也是优点：一是资料丰富；二是都采取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那么，为何结论却相反呢？《选编》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坚持传统的习惯性思维，没有跳出“张国焘路线”说的框框，尽量将某些文献资料向“张国焘路线”方面解读。对此，《否定》作了许多分析和批驳，大都有道理。二是资料仍欠全面，没有或者不愿选用不利于“张国焘路线”说的资料。

　　《否定》在引证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有具体分析；并且引经据典，在理论上加以论证，更有说服力。但也有两个缺憾：一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依然缺乏权威的核心文献加以佐证，说理尚欠透彻有力。例如，若引证中央及军委《关于组织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的电令》，对西路军非张国焘路线说更加有理有力；又如，若引证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系列电示，特别是1936年11月3日关于改由从新疆方向接取军援的电示(42)，对于说明是中央命令组织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而非张国焘路线，作为根据更有权威性。二是《否定》没有回答《选编》用资料暗示和必须回答的问题。《选编》选用大量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话，意在说明红军“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是张国焘提出的，旨在“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我(张国焘)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这是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的重要依据，不能回避。朱玉2009年又写了《西路军是执行张国焘“西进计划”吗？》(43)，对上述问题加以回答，基本划清了西路军西进与张国焘“西进计划”的界限；但依然不能彻底解释和否定张国焘的上述言语。

　　对第一个缺憾，近些年出版的几种权威性文献资料和发表的相关论文，已基本弥补完善。权威性文献资料主要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陈云年谱》(44)等；相关论文有《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论“打通国际路线”与西路军的形成》《论“宁夏战役计划”搁置的原因》《论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45)等。

　　对第二个缺憾，即对张国焘《我的回忆》中有关西路军的言语解读问题，笔者认为，除了划清中央的战略部署与张国焘“西进计划”的界限之外，应该承认，张国焘同意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也包含有自己的私心。这并不影响西路军的形成、命名和西进是中央及军委的战略部署说。至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张国焘表面上承认“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实际上很不诚恳，随即又借“四方面军干部”之口，把全部责任推给了陈昌浩，吹牛说“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真是大言不惭！对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拟专文评述，此处不赘。

　　第三，“河西部队自行决定”，“中央军委作了认可”说。

　　这本是《选编》中首先提出的观点，但未论述。张嘉选发表《红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再探讨》(46)(后文简称《再探讨》)，专门阐述这一观点，影响很大。本文因此专辟一节对此述评。《再探讨》阐述的主要观点有三：1.“红四方面军十月底全部西渡黄河，不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2.“对已渡河之部队，中央军委令其向宁夏方向进军，而不是向甘西运动”；3.“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该文因被《新华文摘》转载，引起高层领导关注，甚至引起李先念的愤怒。牟慧芬、麻琨发表《研究西路军应该实事求是》(47)(后文简称《求是》)，与张嘉选商榷。《求是》文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再探讨》的观点，批驳的方法主要是全面引用原始文献，揭露《再探讨》的断章取义和观点的谬误。1.“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完全是执行《十月份作战纲领》部署，是中央军委及红军总部具体指挥下过河的”。具体根据是，《十月份作战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之”。毛、周10月24日10时给彭德怀电报中指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26日1时半“毛、周”电示“朱、张、彭”：“甲、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占领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为重要一着。乙、等二、三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五军西渡黄河，是“因敌向北突进至靖远附近，已无法向打拉池靠拢，朱、张命令该军全部随船过河”，“这在军事指挥上是很正常的”。2.“河西部队进取古浪、凉州的计划是根据军委与红军总部的指示作出的，河西部队是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才行动的。”根据是：11月3日毛、周致朱、张、徐、陈电：“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徐、陈、李(特)制定的《平(番)大(靖)古(浪)凉(州)计划》11月6日曾报军委，11月8日12时毛、周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11月9日，河西部队才离开一条山地区，向古浪、凉州一带出发。并非如《再探讨》所言，是“张国焘擅自改变了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3.“西路军的组成是党的战略的需要，全局的需要”，是11月8日党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首先提出的，11日正式命名并批准其组织机构。并非如《再探讨》所言，“是出自河西部队的自行决定”、“在报请中央之后，由中央军委作了认可并改了名称罢了”。4.西路军西进新疆是中央的战略部署，是中央同意并作了联络准备的。根据是，11月15日毛、周给徐、陈的复电：“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比较上述二文，《求是》文更准确、全面，更实事求是，更有说服力。《再探讨》则有明显的片面性，其根源在于占有资料不全，或者断章取义，未能完全占有和消化全部资料。但其发表还是有意义的。笔者就是上述二文的责任编辑，当初发表《再探讨》的目的，就是希望引起讨论，以期将西路军研究引向深入，得出更正确的结论。后来的进展说明，这一目的达到了。特别是由于李先念的关注，涉及西路军的权威著作都作了改动和更准确的表述。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在写给“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的信(48)中，提到的“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就是指《再探讨》一文。李先念“坚决要求”，对即将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相关文字进行修改，“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新版《毛泽东选集》等权威著作的相关文字或注释，都作了重要的、更加客观准确的修订。这又一次证明，学术研究无禁区，真理越辩越明。

　　第四，“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流产原因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与张国焘不配合“海打战役计划”，导致其流产，有直接关系。依据是，彭德怀1936年10月31日致毛泽东的电报。该电报称：“张(国焘)令第四军开到贺家集、兴仁堡，三十一军开同心城、王家团庄”，“三十一军不配合一、十五军团，单独打孔、周两师及李旅”(49)。《彭德怀自述》对此亦有提及。

　　对此，夏宇立撰写《海打战役的流产原由》(50)(后文简称《原由》)提出大胆质疑。其主要观点是：“中共党史和有关军史上称‘红军总部’或‘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毛泽东等‘重点击破南敌’决策的致命失误，正是海打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黑色背景，战役的指挥失误则是海打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擦不出火花的直接原因，又最终彻底断送了‘重点击破南敌’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

　　《原由》对“战役指挥失误”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对“毛泽东等‘重点击破南敌’决策的致命失误”分析乏力。

　　《原由》引用许多敌我双方的电报及当事者的回忆说明：第一，“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各自按时到达了指定地区，并没有发生所谓的红四军、三十一军撤离战场‘开到了同心城’，或者什么‘开到贺家集、兴仁堡’，跑到一方面军背后的非常情况”。当时的红四军政委王宏坤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有电报以来，我也没有单独接到过张国焘给我的命令。”(51)第二，海打战役计划流产，主要是由于部署“粗枝大叶”“严重脱离实际，必然带来参战部队执行上的困难，甚至无法执行”。例如，红二方面军无法按时到达指定位置集结；红一方面军也没有按时向南面关门山地区出击；胡宗南部“左右两路基本平行开进”，“其左路第七十八师又与其左侧的王均第三军部队并行开进”，“海打战役要从其中专门挖出周、孔两师来‘专打’，实属不易”。这些分析有一定根据和说服力，可作为一家之言，以便进一步深入研究。

　　《原由》认为毛泽东等“重点击破南敌”的决策是“致命失误”的观点，笔者则不敢苟同。试问，当时在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等三个多军，十多万优势装备的敌人强力追击下，不“重点击破南敌”，有可能顺利进攻宁夏吗？稍后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就说明，不击破追击之敌，红军就无法安生。

　　总体看，从战役角度研究总结海打战役计划流产的原因，有一定意义；但将海打战役计划流产看作宁夏战役计划搁置的原因，进而将其视为西路军形成和西进的原因，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11月3日共产国际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就已明确指示，不再从外蒙和宁夏方向提供援助，改由从新疆方向提供援助。其主要原因，并非海打战役计划流产，而是共产国际惧怕遭日机轰炸，将战火引向苏联(52)。

　　第五，“宁夏战役计划”搁置原因研究。

　　“宁夏战役计划”的形成与搁置，的确与西路军的形成、正式命名和西进有直接关系。因此，有几篇文章专门研究“宁夏战役计划”的形成与搁置原因，诸如《宁夏战役战略方针的制定及被迫中止的原因》(53)(后文简称《中止》)、《论“宁夏战役计划”搁置原因》(54)(后文简称《搁置》)、《夺取宁夏计划受挫原因探究》(55)(后文简称《受挫》)等。

　　《中止》认为，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的原因有三：“第一，敌情的突然变化是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第二，张国焘不完全配合是宁夏战役计划未能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渡河部队很难单独完成攻宁任务，这是中央军委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搁置》认为，宁夏战役计划搁置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在原因”。“外部因素”有三：“(一)日本进攻绥远引发了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二)共产国际改变了援助方向。”“(三)战场态势的急剧变化严重影响到宁夏战役的实现。”“内在原因”也有三：“(一)张国焘消极避战延误了战机。”“(二)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难以单独完成宁夏战役。”“(三)军委对宁夏战役计划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首先，表现在对绥远危急之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苏联改变援助方向的决定缺乏应有的准备。”“其次，表现在对国民党当局坚持内战的顽固态度估计和应对准备不够充分。”“第三，表现在对张国焘不积极击破南敌的消极态度估计不足。”

　　《受挫》则认为，宁夏战役计划有“先天性严重缺陷”；作战部署指挥上有“多方面严重失误”；“诸多消极因素的综合效应”；这些才是夺取宁夏计划受挫的原因。“先天性严重缺陷”：“一是寄希望于蒋介石嫡系不在西北；二是过分仰仗于甲军(张学良东北军)；三是时机定在‘冰期’。”“对敌手的能量缺乏应有的到位的认识和判断，对敌情的多变性、战役的紧迫性，缺乏足够的估计”，“丧失了夺取宁夏的最好时机”。作战部署指挥上的“多方面严重失误”是：“对敌军进攻时间上的误判”；“对敌军进攻方式上的误判”；“对战况程度和作战性质的误判”；“选择了错误的决战战场”；“错误地实行‘重点击破南敌’的决策”。

　　比较上述三篇文章，《中止》与《搁置》观点大体一致，《搁置》更全面，更有说服力，但重点不突出。《受挫》则更大胆、有新意。其许多观点，诸如攻打宁夏计划的先天性缺陷，对敌人进攻时间、进攻方式及战况程度的误判等，都以当时敌我双方的电报为依据，作了分析，有一定说服力。但将“重点击破南敌”视为错误决策，不能让人接受和信服。《受挫》选择的是当时徐、陈建议，“朱、张也深表赞同的”方案：“即红军主力迅速过河进占宁夏，并出定远营接取援助物资”；对河东敌人的重兵进攻，红军一部可先诱敌深入，再“抓住战机实行各个击破”；“如果再加上取得了苏援武器装备的河西主力红军回师大举反攻，河东的蒋军围攻不是不可以打破的”。稍后的形势变化证明，《受挫》一文选择的也是一个一厢情愿脱离实际的方案。因为，11月3日共产国际就已决定不从宁夏方向援助；11月5日绥远抗战爆发，又使红军进占宁夏面临全国的政治压力。不管采取何种方案，中止宁夏战役计划都是必然的。11月22日胜利结束的山城堡战役证明，只有灭敌一部，方能击破追敌，遏制敌之进攻。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1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25)，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508～5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③王建科：《红西路军研究述评》，见《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④杨慧娟、董汉河：《红西路军研究述评》，见《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⑤周忠瑜：《西路军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

　　⑥李庆英：《二十五年来西路军问题研究综论》，《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⑧郝成明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后文简称《文献卷》)(下)，第3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⑨李天焕：《气壮山河》，第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3月第1版。

　　⑩程世才：《悲壮的历程》，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1版。

　　(11)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77～332页。

　　(12)《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80～81页。

　　(13)见中央档案馆存：《军事文献》。

　　(14)详见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5)董汉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6)程世才：《悲壮的历程》，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1版。

　　(17)董汉河：《论河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之不可能》，《兰州学刊》1992年第2期。

　　(1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5-1937)(15)，第28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版。

　　(1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5-1937)(15)，第288页。

　　(20)(21)(22)《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37，187，173，183，185，180～182，173～176页。

　　(23)(24)范青、陈辉汉：《陈昌浩的革命生涯》，第411～41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25)《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1期。

　　(26)郝成明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5～38页全文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本节所引此文资料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27)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65、366、419页，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印。

　　(28)董汉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党史研究参考》2007年第14期缩写转载。

　　(29)《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

　　(30)(31)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主办：《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9期。

　　(3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版。

　　(33)《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35)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87，394～395页。

　　(3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党史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

　　(37)中红网2007年1月23日：《关于“西路军”怎样渡河的探讨》《应当还西路军问题的历史真相》等。

　　(38)冯亚光提供，原件存陕西出版集团。

　　(39)存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室。

　　(40)载《历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

　　(41)见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

　　(42)此处列举的相关电文，均见董汉河《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

　　(43)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

　　(44)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5)这些论文都发表过，均已收入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

　　(46)张嘉选：《红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再探讨》，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新华文摘》转载。

　　(47)牟慧芬、麻琨：《研究西路军应该实事求是》，载《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新华文摘》转载。

　　(48)郝成明等主编：《文献卷》(下)，第345～347页。

　　(49)郝成明等主编：《文献卷》(上)，第362页。

　　(50)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

　　(51)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52)详见董汉河：《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10年第2期全文转载。

　　(53)作者周忠瑜，原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54)作者秦生、高兴国，原载河南《学习论坛》2009年第9期。

　　(55)夏宇立：《夺取宁夏计划受挫原因探究》，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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