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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之道与卫生政治化

2021-02-08 00:49分类:中国现代史 阅读: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由官方角度考察这段时期统治者在制定国家策略的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医学的知识体系和卫生体制改善中国医疗卫生状况,创建能够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需求的医疗培养机制和健康计划,逐步完成中国本土医学模式的“卫生之道”。二、外国医学模式与政治之卫生化若将明治年间日本卫生行政制度和上海工部局、天津租界都统衙门时期的卫生行政规则作比较,不难发现,清末民初制定的中央卫生体制是借鉴多国模式,将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卫生监管制度中适合中国社会和城市管理的内容和制度或沿用、或增添。三、医学模式与医学流派之争至1936年,医学教育课程和卫生管理体制方面都显现出在借鉴多种外国模式的基础上,创建中国本土制度和中国的西医知识体系的思路,这是国家策略和医学精英的理想。

关键词:日本;医学教育;西医;卫生管理;研究;学术;中国医学;卫生部;医疗;英美

作者简介:

    【摘要】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是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既往的研究都立足于“传入”与“接受”相互对应的层面。本文着重由官方角度考察这段时期统治者在制定国家策略的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医学的知识体系和卫生体制改善中国医疗卫生状况,创建能够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需求的医疗培养机制和健康计划,逐步完成中国本土医学模式的“卫生之道”。20世纪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外国医学发展的多种方向,同一时空下多种外国医学模式并存:日本模式、英美模式和南斯拉夫体系,以及英美派、德日派和法比派等学术派别。本文旨在分析当局者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纳哪种技术和方式,借鉴何种教育和卫生管理体制,并揭示出执政者为协调各方的政治目的和学术利益而做出某种妥协,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亦是个卫生政治化的过程。

  【关键词】卫生之道;医学知识体系;英美派;德日派;法比派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5—0091—12

  敝国内地人民于卫生之道不知注意研究,殊不知国家之强盛,全侍有精壮强干之国民,故必须注意卫生。全赖诸位热心劝导,使研究卫生之道者,日益发达。又内地之穷民妇孺颇有仗贵教会之保护抚育,并授以文明知识者。此贵教会之大有益于我国者也……尤有所望于诸位者即回去后,仍如昔之热心劝导保护敝国人民,俾将来皆成为强壮文明之国民。

这是1913年1月15日袁世凯在北京接见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 外国医生代表时所致的答辞。①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言辞代表中国官方对外国医生的肯定。我们从中至少可提炼出两个信息:一、卫生之道是国民强健的根本,而强壮的国民是国家文明的表征;二、外国医生可以保护引导我国人民,使之成为强壮文明的人。然而,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医业视为低等技艺的常识是背离的。《礼记·王制》:“凡持技以事上者,史、射、医、卜及百工”,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一般都不屑于为医。如今,卫生和医生的地位被统治者提升到关乎民族存亡与国家道德文明的高度,不能不说是一个特殊现象,只是让袁世凯信服的“卫生”之道并不完全是中国传统语境下“护卫生命”的技术,而是中国人不懂的一套知识体系。

这个知识体系来自外国,即本文所要讨论的西医体系,被称作“新医”或“西医”。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在广东地区开展医疗活动始,至袁世凯接见博医会成员,算起来近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对于这门外来知识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末起,由“医学”与“传教”角度切入,学者们深入探讨过西方医学传入对近代中国医学学科建制和卫生概念的产生以及近代思想文化史发展的影响。近十年在“卫生”与“疾病”的新名词下所进行的学术思考更是成绩斐然。②研究视阈由医疗史、卫生史拓展至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概念史) 等领域,内容涉及医疗、防疫检疫、公共卫生、卫生行政、医学教育以及诸如妇婴卫生、护理学、传染病、城市卫生、乡村卫生保健、食品卫生等专题。此外,在全球史、性别史和社会生活史的框架下,我们亦能发现诸多与近代医疗卫生史相关的研究题目,近代医疗卫生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并正将西方医学在华传播和确立的研究推向精细深层次,由多领域多侧面展现西方医学在中国近现代进程中产生的科学与文化影响。如果细究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大都立足于“传入”与“接受”相互对应的层面,即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本土传播、学科建立和制度创建的历程,本土和中医界由此产生的回应,并由此导致西方医学传教士态度的转变,③一概在冲突、调适和反应的框架下展开历史叙述。在这样的定势下,有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为近代医疗体系中包含医学科学知识和卫生管理体制两个方面,它涉及到国家健康策略与人民的生命保障计划,因而中国西医学体系框架的最后决策者应当是国家的统治者,既不可能是传播者,也未必完全由接受者决定。这点医学传教士非常清楚,经过一百余年的努力,尽管对中国医学的批判竭尽能事,但终难进入国家医疗体系,这也是本文开头所引博医会需要拜会大总统以获取支持的缘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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