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改订本在2005年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后，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开始了对这一教科书的批判。本文强调的是：这本教科书确实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歪曲与掩盖，但这是由该书的基本的历史观所决定的。如果不对该书的理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进行剖析，而简单地罗列其歪曲或掩盖的历史事实，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该教科书编织的理论体系，从而忽略了对该教科书最要害的本质问题的分析。

　　《新历史教科书》的最本质的问题，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肯定战前日本的“国体论”，而根本转移或充分淡化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是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危险的体系。

　　关 键 词：教科书 历史认识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005年4月，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组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第二次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这部历史教科书从酝酿、编写到获得审定，其实是日本社会变化的深刻反映。但是，迄今为止多数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仍然仅仅强调教科书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有的批判还力图具体列举出该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篡改的地方有多少处。《新历史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歪曲确实是严重的，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是，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深层的思考上，仅仅关注《新历史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可以从反面证实我们的这一判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渗透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制度也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但由于不可能马上编写出新的教科书，为了应付新学期的到来，日本政府规定将原教科书中露骨宣扬军国主义的词句用墨水涂掉而在学校继续使用，就是所谓的“墨涂教科书”。但是，当时日本的教科书从里到外都渗透了军国主义的精神，用简单的“墨涂”方式怎么能改变战前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体系呢？而这一体系不改变，军国主义思想又如何清除呢？所以，随后便开始了教育领域的重大的改革。

　　同样，对《新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批判，也不是制造一本新的“墨涂教科书”，而是要从历史观上分析《新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所在，这是非常必要的。

一 关于《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

　　那么，《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本教科书的前言是如何表述的。

　　与2001年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相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依然提出：“所谓学习历史，其实是要看过去的人们在发生的事件中是如何思考、如何烦恼，如何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是学习过去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注：本文所引用的《新历史教科书》中的内容，均为扶桑社2005年向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送审本。）这句话看似抽象，但如果结合编者的一贯思想，就会看得很清楚。其实，在该教科书2001年的送审本上，关于这一意思表达得更加露骨，明确强调“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注：扶桑社2001年向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送审本。）

　　当我们把这本书通读之后，就会发现，这一理论确实在支撑着《新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结构。因为这本书为了夸大日本历史的悠久和独立性，使用了很多的篇幅介绍毫无根据的日本的神话传说，原封不动地刊载天皇的“教育敕语”，形象生动地表现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狂热的支持，甚至不无遗憾地表达对日本的“特攻队员”的感情。编者把许多必须加以批判的历史问题以“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为名，进行所谓“客观”的描述，故意不予以评论。在“客观地”、“不加判断地”叙述“过去的人是如何活动，如何思考的”的过程中，把深深浸透了“皇国史观”和“神之国”的观念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读者。不难看出，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即合理”的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史观。

　　《新历史教科书》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其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新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日本的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地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该教科书在这一部分使用了相当多的资料与图片，其实是为证明后面的日本国的优秀所做的铺垫。

　　第二步，在上述基础上，教科书以栏目的方式肯定性地叙述所谓的“神武天皇东征”，其实，神武天皇是否存在本来是有相当疑问的。相反，对于已经成为历史定论的中国历史文献《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卑弥呼的记载，该教科书却表示怀疑，因为与神武天皇相矛盾。

　　为了在学生的印象中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教科书处心积虑地使用了多种方法。特别是回避日本中世纪的天皇的势力虚弱而且被架空的历史事实。例如：镰仓时代幕府本来是胁迫天皇承认设立“守护”、“地头”等拥有实权的官职的，而《新历史教科书》却将这一事实称为：“赖朝得到了朝廷承认。”又如，1221年天皇的朝廷与幕府之间发生了冲突，史称“承久之乱”。此后，幕府压制朝廷势力，将鸟羽等上皇流放。《新历史教科书》则将“流放”记为“被转移”，显然是为了减弱对上皇受到处罚的印象而鼓吹天皇制的所谓的“万世一系”。

　　《新历史教科书》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包括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的甚至是直系的关系，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尽管这些内容是放在辅助阅读的栏目中，但因为前面对日本文明的悠久与天皇的绝对权威已经进行了介绍，所以，不管天皇是否真的是神的后代，“神风”是否真的存在，但毕竟给读者确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国的优秀的认识基础。这是该教科书在古代历史教育中所努力表达的思想。

　　第三步，在进入到日本的近代社会的描述后，该教科书继续沿着上述脉络进行推论：既然日本是神的后代，所以它在亚洲的领袖地位就是不容置疑的。《新历史教科书》在近代的开端就力图建立如下的逻辑关系：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在日本引起极大的冲击，但是中国和朝鲜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中国仍固守着传统的中华思想，认为自己的文明是世界的中心，而把世界包括英国看作是野蛮民族。中国与朝鲜都没有觉察到西洋的威胁，而日本从幕府的后期就已经觉察到了。所以日本能够独立，而中国和朝鲜都没有可能。

　　这种逻辑关系与教科书的古代部分的神国日本的铺垫恰好形成了呼应。但是，当人们注意一下战前日本的教科书，就不难看出，《新历史教科书》其实与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如出一辙。战前最后的教科书就说：“在与欧美列强的对抗中，我国是东亚的领袖。但清朝与朝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情况，清朝还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第一，根本不是那样。”

　　第四步，关于众所周知的明治维新，《新历史教科书》对当时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幕府与各藩的权力衰退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开国的压力都进行了极为简单的处理，当然也竭力否认维新过程是要求改革统治权力的倒幕派下级武士利用民众斗争推翻幕府权力，相反，却强调所谓武士道的“为了公共利益而活动的”的立场，强调“全国的武士，最终是站在为天皇献身的立场，以皇室为统一整合日本的中心，所以使得政权的转移比较顺利地进行”。也就是说，《新历史教科书》将明治维新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武士的对天皇的献身的“忠义”精神，将导致日本近代社会巨大变动的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所谓武士的精神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铺垫下，所以该教科书便毫不掩饰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摘要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的“教育敕语”（这一点与2001年的版本略有区别）。而“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本来是在战后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膨胀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五步，前面已经为日本比亚洲优越的观点埋下了伏笔，所以接下来《新历史教科书》对战前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叙述便都围绕这一核心进行了。

　　如明明是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都成了“确立日本安全保障的战争”，成了“正当的战争”。又如日本之所以合并朝鲜，是因为朝鲜像是从大陆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一旦被敌国控制，是日本的最大的危险。再如对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及全中国的进攻，是因为中国的“反日”运动危及了日本在这里的“合法”的权益。

　　《新历史教科书》的逻辑就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须的行动。日本人应当关注日本人的整体意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即日本国民是如何在这些活动与战争中确立了献身国家与天皇的意识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

　　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这一理论体系也可分解为两个系统，即在日本的独特文明的基础上，日本国家的系统和日本天皇与国民的系统。而这两个系统，恰恰构成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竭力维护的所谓的“国体”。

　　神的国家→亚洲领袖→侵略有理→走向战争

　　独特文化天皇神代→万世一系→献身天皇→投身战争

　　由此可见，《新历史教科书》就是通过以上的五步（当然，也可以将这五步细致划分）将读者渐渐地引入其编织好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它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是战前的所谓的“国体论”。而一旦进入这一理论体系，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问题，人们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就都已经被彻底地转移或充分地淡化了。有人想指出《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军队残暴行为历史事实是如何歪曲的，却感到难以找到相应的证据，其原因就在这里。而如果我们看不到《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的问题或其理论体系的问题，就等于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二 《新历史教科书》对侵略战争责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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