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幕末日本在被美国打开国门后，于1862年重启与中国的人员交往活动。但是迟至1879年，日本才有首部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出版。该书的诞生表明，日本开始重新确立中国语会话的教育方向，即变传统的“南京官话”学习为“北京官话”学习。而上述教科书其实是对在华英国人威妥玛所撰写的《语言自迩集》的改编。《语言自迩集》之所以成为改编对象，除了它所具备的学习北京官话的功能，更重要的它是一本介绍中国社会状况的简易读本。编纂者相信，通过对《语言自迩集》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北京官话，还能初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帮助他们在将来能够顺利开展与中国人的交往。

关键词：日本明治/中国语会话/北京官话/南京官话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幕末日本在被美国打开国门后，于1862年重启与中国的人员交往活动。但是迟至1879年，日本才有首部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出版。该书的诞生表明，日本开始重新确立中国语会话的教育方向，即变传统的“南京官话”学习为“北京官话”学习。而上述教科书其实是对在华英国人威妥玛所撰写的《语言自迩集》的改编。《语言自迩集》之所以成为改编对象，除了它所具备的学习北京官话的功能，更重要的它是一本介绍中国社会状况的简易读本。编纂者相信，通过对《语言自迩集》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北京官话，还能初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帮助他们在将来能够顺利开展与中国人的交往。

　　【关 键 词】日本明治/中国语会话/北京官话/南京官话

　　【作者简介】曹雯，1968年生，日本筑波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

　　日本与中国的近代政治往来始于1871年。众所周知，在几乎整个江户时期，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除了与朝鲜仍然保持定期往来活动，锁国政策下的日本与外部的接触几乎依赖于其唯一对外贸易港口——长崎。为收集海外情报，服务于长崎奉行所的通事，必须通过与来航的中国商人或荷兰商人有意识的交往，把他们从商人处得到的信息，以报告的形式定期向幕府提交。日本人对汉文并不陌生，然而就中国语会话，似乎是唐通事们的专利，对一般的日本人而言，并没有实用价值。这个状况直到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后才发生变化。

　　据记载，在日本幕府统治末期的1862年5月27日，首个幕府访华使节团乘坐千岁丸离开长崎，6月3日抵达上海。6月5日，幕府使节团拜访了上海道台吴煦。6月20日，作为回访，上海道台吴煦在荷兰驻上海领事馆与使节团成员进行了会谈。①这是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事件。自此，日本重启与中国大陆间的人员交往活动。而人与人之间欲要展开交往，共通语言是必不可缺的中介工具。为此，中国语会话的学习在日本悄然兴起。

　　本论文中列举的调查对象——《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是日本明治时期刊行的一本中国语会话教科书。该教科书系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编写，由庆应义塾于明治13年(1880)4月活字印刷出版。在其序言中，明确指出编写出版该书的目的在于为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学生提供一本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②。《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大约是日本明治时期印刷出版的第二本北京官话教科书。而第一本北京官话教科书则为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广部精所编写，题为《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散语四十章”部分），出版于明治12年(1879)6月。有意思的是，因当时日本缺乏中国语会话教科书，无论是《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还是《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均是对英国人威妥玛编写、发行的《语言自迩集》进行改编的产物③。因此可以说，这两本教科书的内容几乎是重叠的。不同的是，《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其后又陆续刊行了六卷，共七卷；《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却仅此一部而已。广部精于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成立不久后接手该校的中国语教学工作，而在其编纂的《增订亚细亚言语集》（明治35年11月刊）序言中述及《亚细亚言语集》曾作为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教材被使用④。在中国语会话教学中，姑且不论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究竟使用了哪本教科书，该校即便使用了广部精所说的《亚细亚言语集》，因《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与《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在内容上的大致雷同，笔者通过对《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研究，依然能够观察到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中国语会话教学状况及其对日本明治早期中国语会话教育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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