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在经历“3世纪危机”后，便进入了一些历史学家所称的社会转型期，即罗马帝国晚期。这一时期，天灾人祸不断，普通民众处于困境之中。因此，社会救济成为罗马帝国晚期主题之一。

　　天灾人祸盛行

　　罗马帝国晚期，天灾频繁，如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不断困扰着罗马帝国。据教会史家苏格拉底记载，365年，地震将一些城市严重摧毁，还引发了海水泛滥，许多地区陷入洪水之中。6世纪，罗马帝国地震频发，查士丁尼大帝时代，每年都发生多次地震。就整个罗马帝国来说，4世纪发生了14次瘟疫，5世纪发生了18次，6世纪发生了52次，7世纪发生了23次。

　　饥荒成为罗马帝国晚期民众的梦魇。据统计，4世纪发生饥荒31次，5世纪发生35次，6世纪发生37次，7世纪发生19次。有些地方的饥荒持续时间很长，例如，4世纪初，色雷斯地区的一次饥荒持续了3年。5世纪末，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埃德萨地区的饥荒也长达3年之久。饥荒之年，人们往往背井离乡或陷入更悲惨的境地。

　　除遭遇天灾之外，普通民众还不得不承受人为之祸。经历“3世纪危机”后，罗马帝国的社会秩序虽然逐渐得到重建，但宫廷、官僚和军队的支出比以前大幅增加。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土地主或农业劳动者除了要缴纳正常赋税外，还不时受到帝国政府、大土地主和债权人的盘剥勒索。同时，受制于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粮食收成极不稳定，这便出现了大量贫民。此外，蛮族问题也日益困扰罗马帝国，严重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传统救济衰落

　　面临天灾人祸，罗马帝国晚期社会中穷人的实际人数虽难以估算，但学者们确信4—5世纪穷人数量远远多于富人，当时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汇还对穷人的两个亚群体作了区分。显然，在罗马帝国晚期，许多穷人迫切需要得到适当的社会救济，从大约360年起，需要救济的贫困者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对此，历经持续动荡的罗马帝国世俗行政机构已无能为力。据学者考证，罗马政府一直没有设立专门负责社会救济的管理机构。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对贫困者的救济主要是国家不定期分发谷物、面包，贵族为了沽名钓誉和收买人心，有时也会予以施舍。罗马帝国晚期沿袭了共和时期的社会管理形式，即采取“庇护”与“被庇护” 的“家长式管理”。君士坦丁大帝及其之后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整个城市管理体制濒于崩溃，许多有财产的市民逃离城市以躲避救济义务。贵族与中产阶层前景黯淡，在人数和影响上开始衰落。显然，传统的城市救助体制已经衰落。每当谷物缺乏时，社会上层往往囤积居奇以牟取暴利。

　　当时，罗马社会伦理并不特别提倡对穷人的救济，相反往往对怜悯弱者的慈善行为予以指责。罗马共和国及帝国早期，不断发动对外征服战争，潜在的穷人可以通过从军、移居海外等方式，掠夺大量战利品，从而摆脱贫困。因此，当时对穷人的救济并没有成为罗马政府关心的话题。然而，罗马帝国晚期已经无力发动对外战争，相反陷入内忧外患和四面楚歌的境地，贫困问题趋于严重。

　　教会救济兴起

　　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和共治皇帝李锡尼共同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在帝国内部所有宗教信仰自由，放弃了罗马帝国数百年来对基督教的迫害政策，基督教最终得以合法化。

　　面对罗马帝国传统的社会救济困境，君士坦丁大帝在使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的同时，也认可了教会的社会救济角色。他规定，教会的财产必须用于救助穷人，并且各城市要分配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充实教会慈善事业。从事商业活动的低级神职人员可免除商业税，但其经商收益必须用于救济穷人。君士坦丁大帝时期，传统上由国家定期向平民发放谷物的社会职责也转到了基督教会手中。除背教者皇帝朱利安外，其他罗马皇帝基本上遵循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一政策。

　　晚期罗马皇帝不仅认可基督教会的救济职责，也对其予以大力扶持与资助。同时，信徒的捐赠也源源不断流入教会，教会得以积聚巨大财富，为实行社会救济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一般来说，罗马帝国晚期，各教区教会的收入通常分为四部分：一部分由主教自己支配；一部分归下级教士；一部分用于公众礼拜费用；一部分救济穷人，地方教会资金的首要用途是救济那些“登记在册”的穷人。

　　在罗马皇帝的认可与扶持下，基督教会成为罗马帝国晚期重要的救济组织，并且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救济制度。首先，受助者数量有了明显扩大，受助者的身份有了比较清晰的界定。一般来说，按照教会的规定，三类人可以接受教会的救助：一是在教会正式登记在册的寡妇、孤儿，以及那些无法维持自身生活的贞女；二是因患病和年老而失去劳动能力的基督徒乞讨者；三是被俘者和突然陷入赤贫者。其次，对救助工作的组织、领导更加明确，在其神职人员的帮助下，主教通常负责本教区内社会救助。最后，救济物的发放时间和种类更加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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