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Emissaries Sent by Japan to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Carriers of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日]中西进，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以及比较文化研究，“中西万叶学”开创者。历任成城大学、筑波大学、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现为奈良县立万叶文化馆馆长、日本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其曾获得读卖文学奖(1963)、和迁哲郎文化奖(1990)、大佛次郎奖(1997)和京都新闻文化奖(2002)等，被日本政府及天皇授予“日本文化功劳者”(2004)、“瑞宝重光勋章”(2005)等称号和奖章。奈良县立万叶文化馆。（日本 奈良 634-0103）
【内容提要】 古代日本曾派遣过众多的遣外使节，他们为日本引进了大量的“人”和“物”等层面的文明载体。但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这两种文明载体却远不如内藏于两者中的思想和卓见即第三种舶来品那么重要。此第三种舶来品，与通过民间等途径传入日本的习俗、技术层面的文明，大大地推动了日本古代社会的进步。
【关 键 词】遣外使/物/人/文明载体/中日文化交流

一、文物与人物
    以推古朝的遣隋使为伊始，至平安时代的遣唐使，以及其间派往朝鲜半岛的遣新罗使、遣渤海使等，在古代日本曾经存在过众多的遣外使节。毫无疑问，与之相伴而来的外国使者亦为数不少。
    毋庸赘言，这些活跃的遣外使为日本输入了式样各异、种类繁多的物质层面的文明。使者们所到达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西域向西延伸的丝绸之路的东端所在，而日本遣外使则可谓是丝绸之路向东延伸的担当者。由此来看，日本遣外使可谓丝绸的搬运者。从携来佛经等大量典籍的角度来看，遣外使的往复路线近年又有了“书籍之路”的美称。
    携归以丝绸和书籍为代表的物质层面的文明，是遣外使的重要使命。如遣唐使吉备真备携回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文物一样，他们肩负着输入夥多文明的重任。遣外使主要是以文物等有具体形态的文明载体为舶来品而携归的。同时，遣外使也还引进了诸多优秀的人才。鉴真和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当时日本最迫切需要的授戒师。正是通过引进鉴真这样的正式戒师，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佛教体制才得以整备。在佛教被称作国家宗教的当时，拥护国家即天皇权威的佛教，早已为世俗所认同。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才产生了招请戒律高僧的必要。这一必要程度可与“物”所具备的“文明度”相匹敌，古代日本亟想得到的“人”这一文明。可见，日本遣外使是以“物”和“人”这两种文明载体为主要目标。
    但是，具体的“物”如吉备真备所携回的历法、度量衡、武器、祭器等，正因为在生活上具有实际效用，而受限于相应的使用寿命，故在其老朽之后，也就自然消逝不存了。“人”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无论具备何等高超的见识、过人的才干，也有生命终结、化为尘埃之时，因而受限于一定的时间之内。
    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对历法来说，是蕴于其内的将日期、时间秩序化的思想本身；对度量衡来说，则是它对长度标准的设定。这就是历法、度量衡所蕴藏的超过个别物体本身而得以永恒存在的、显示其物之为“物”的内涵所在。与历法、度量衡一样不能永恒存在的鉴真本人，在作为戒师的生命终结之时，其授戒行为也宣告结束。受戒的价值被后世不断认可，授戒师的职位被不断承袭，唯有这样，鉴真的生命才得以永恒。倘若不能做到这点，“人”的引进就仅有拥有一次的实用性价值了。
    以此来看，“物”和“人”这两种文明载体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内藏于其中的思想和卓见。遣外使携归的“思想和卓见”，肉眼虽看不到，但是比肉眼所能看到的其他舶来品更为重要。
    举个具体的例子。据《怀风藻》记载，智藏在天智朝以留学僧的身份渡海入唐深造，于持统朝学成归国。因其才学出类拔萃而遭同辈嫉恨，竟至有人欲行加害。故智藏一面装疯卖傻以掩人耳目，一面秘密抄写三藏要义，并将之盛以木筒，著漆秘封，平日则负之游行。倘若智藏带回日本的仅限于此木筒的话，事情也就简单明了。但《怀风藻》的记载至此并未结束。后续如下：“师（智藏）向本朝。同伴登陆，曝凉（晾）经书。法师（智藏）开襟对风曰：‘我亦曝凉（晾）经典之奥义！’众皆嗤笑，以为妖言。临于试业，升座敷衍，辞义峻远，音词雅丽，论虽蜂起，应对如流。皆屈服，莫不惊骇。”可知，唯有智慧，才能超越其他的“物”和“人”，成为最需要、最能给日本带来影响的东西。倘将此称作第三种舶来文明的话，那么最值得注目的，就是遣外使运载而归的此类舶来品了。
    二、第三类舶来文明
    什么是第三类舶来文明呢？下面试举三例，以示一端。
    首先是语言。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摄取众多的外国语言词汇，第一次高潮应该在推古朝。当时日本从分国时代走向全国统一，大量表述国家制度的词汇涌入日语。那些代表先进文明的外来词汇，对于正在创建国家体制的日本是必不可缺的。甚至可以断言：倘若没有外来语言的输入，日本不可能形成统一国家。
    此外，各种带有深度思辨的词汇也传入日本。比如“死（日语写作死ぬ）”字，词根“し（死）”是汉字的音译，后来添加词尾“ぬ”，被误认为日语固有词汇。这个表示生命终结的崭新单词，极大地改变了古代日本人对死亡的认知。再如“假（日语写作饭る）”，词根“か（仮）”是汉字的音译，后来添加词尾“る”，也被误认为日语固有词汇。由于这个词汇的引进，日本人方始掌握假定的思考方式，引发认识论上嬗变。
    佛教拥有最强烈的“假定”思想。佛教认为，我们的身体是“假合”的物体，现世则是假定的世间。佛教冲击了习惯于单一生命观中的日本人，诸如“假定”之类的无形概念，如暴风骤雨般洗涤着日本固有的认知世界。与之紧密相关的是“死”、“死”意味着身体的变化。也就是说，活着的身体通过“死”变为尸骸、化作白骨，最终风化消失。“死”的概念传入日本，催生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观，且与假合五大以成肉体的佛教身体观整合，对以往把灵魂的离脱看作生命终结的日本人，产生震撼心灵的巨大影响。
    本来，日本人把现实看作“移（日语写作うつ）”，无论是移动着的还是投影下来的，日本人都将之视作是“移动（日语写作移る）”的东西。虽说是一种拷贝，但都不过是“现实”的移动。肉体的终结也应该是一种“现实”的移动，一切都是“移（日语写作うつ）”这种认识，而不带有“秘”的概念。现在人所说的“悄悄地”、“秘事”、“隐秘”这些单词，都是汉语“秘”的输入带来的结果。没有“隐秘”之事的古代日本人，他们通过引进“秘”这种第三文明，将巨大的暗阁寄存在了自己的心底。“秘”和“私”一样，都与水稻生产的非公有性紧密相关，无论是从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层面上看，它都是客观的、制度的事物，可能带有与心情相与交错的内容，促成了国家和个人的对应关系的早日生成。国家的诞生和制度的设定及个人心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可视为第三类文明载体。
    其次是美学。这是关于古代日本乃至整个亚洲的美学模式的问题，特别是关于黄金分割比例。如果将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置于东西文明的十字路口，那么恰好处在五角形文明和四角形文明的交汇点上，其复合文明的特点一目了然。
    但是另一方面，六角形也与之相互纠绕，象征犹太教的六芒星（两个正三角形倒置重叠而成），在日本伊势神宫也能看到。这些美学观念形成于何时呢？虽然我无法给出明确答案，但大致可以推测，形成于自法隆寺的建立到天武、持统合葬陵营造的七八世纪。从四角形到八角形的美感之中，第三类文明载体陆续在日本登陆。
    最后是占术。《万叶集》中出现“诸弟（日语写作むらと）”一词，由此推测“诸弟”是位精通内脏占卜的波斯人。事实上，名字发音为“むらと”者，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及等阿拉伯国家里极为常见。在《古兰经》中，是一个崇高的用语，意味着“至高之物”。正因为如此，它才被多用于人名。进一步查考，《和名抄》将“诸弟”释为肾脏，在《万叶集》中指肝脏占卜。“もろと”又与“むらと”发音相近，恐怕为同语人名。该词源于“ムラド(morad)”，“ムラド”出现在《古兰经》中具有“至高之物”的意思，故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及等阿拉伯世界属于非常普遍的人名。由此我们脑海里会联想到“诸兄”（日语发音为“もろえ”）这个人名，如当时著名的贵族左大臣橘诸兄。因为“兄”（日语发音为“え”）和“弟”（日语发音为“卜”）在十干中呈对应关系，故“诸兄”极有可能是左大臣橘诸兄模仿波斯人名“诸弟”而自取的名字。
    橘诸兄原为皇族，名葛城王，降为臣籍之后，取“橘”为姓。“橘”为生长于西域的不老不死之木，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以“橘”为姓的橘诸兄顺便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为了西域式的“诸兄”。橘诸兄在木津川畔井手的玉水构建别墅，于泉流之中兴筑堤防，植上黄金之花山吹。这正是基于波斯神话的乌托邦世界。此前的苏我马子曾于桃源乡营建自己的墓寝，后来平安朝的藤原赖通也兴造过堪比阿弥陀净土的庭院。这些都源自同一样的思想。
    通过以上的推论演绎，我们可以知道，蕴寓于波斯人名中的祝福、他们嫡传的占术以及感染至当时大臣的乌托邦思想，这些都是作为第三类文明载体而登临日本列岛的。波斯人李密翳等来日本的具体情况，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可见，占术是隐藏于移民心中而被带入日本的。
    三、其他文明传播者
    以上所举诸例，可能有些暧昧，或者是传入时间不明，或者是传输方式不清，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轻易予以否定。我们所不能确定的，是哪一次遣外使节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而已。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这些无形的舶来品具有普通性，甚至是持续性引进累积而成的结果。进而言之，上述舶来品未必全部通过遣外使节传入日本，民间渠道的文化传播也值得我们关注。
    所谓的遣外使节是政府之间正式的高规格使节团，经由政府使节传送的文物自然高贵且华丽。然而，某些虽不名贵但庶民化的、日常性的物品，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未经遣外使节之手，主要通过民间渠道输入日本的文物，事实上多得有点出人意料。下面我们也举几个例子。
    譬如说，绢绸的纺织是由大陆或半岛移民秦氏集团传授的技术，而遣外使节载运而回的仅仅是纺织成品的服饰而已。还有种名叫“高丽锦”的锦织物，诚如其名所示是经由朝鲜半岛传输而来的。此后还有沿海州商人经由阿穆尔河（黑龙江）传来的山旦锦，其前身在8世纪时从朝鲜直接南下而传至日本。再者，濑户内海的海人族所拥有的紫染技术，其所利用的原料是紫贝。这是直接从希腊经由印度洋传来的紫染技术。与此同时，由额田王家族所垄断的紫染技术，因为经由大陆传来，所用原料为紫草。紫草似乎是不能弄到紫贝的内陆地区的代用品，但是这种紫染技术是经由政府使节从中国大陆传入的。相对而言，海人族的紫染技术则以身传言教的方式传承下来。
    另外，我曾经推测七夕传说是在天武、持统朝时通过民间渠道传入日本的，故柿本人麻吕的周围才出现了七夕歌的创作活动。这种活动可以认为是缘自纺织集团的渡来习俗。不过，在圣武朝时，作为宫廷活动颇为盛行的七夕节，却无疑是作为朝廷礼仪由山上忆良等正式的遣外使节自唐舶载而来的。
    当我们无法确认是否由遣外使节传入时，就应该考虑经由民间渠道流入的可能性。这种作为习俗、技术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应当归入无形的第三类文明载体。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在遣外使节之外，还存在其他引进文明的传播者，他们虽然不显于青史，但值得我们追忆。
 

转自《甘肃社会科学》(兰州)2008年5期第190～192页

责任编辑：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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