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7
    朱耀辉(1970—)，男，河南郑州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 世界文化史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公元前5世纪，国土资源相对狭小贫瘠的古希腊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历史 腾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归结于古希腊民族在其历史文明创建过程中培植与聚构的超 越创新的主体自觉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吸纳继承、创新发展这一 特定历史文化视角，透示古希腊文明所包含的创新精神传统及其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关 键 词】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创新精神/社会机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英国政治哲学家柏克曾指出：“一个没有更新之术的国 家就是一个没有保国之方的国家。”[1]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当古希腊世界仍处于榛 莽之时，其邻近的西亚、北非地区早已建立起了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农业文明国家。然而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远远超出了前者。国土 资源相对狭小贫瘠的希腊世界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历史腾飞，固然与古希腊 民族善于汲取邻近地区和民族先进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有着密切联系，但更重要的原因 还应归结于他们在本民族文明创建过程中培植与聚构的超越创新的主体自觉意识。在不 同的历史时代条件下，任何意欲求发展、图自强的国家和民族，都能在古希腊民族文明 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找寻到可资借鉴的价值比较坐标并以此自勉。本文试图通过希罗 多德理性批判史学吸纳继承、创新发展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视角，透示古希腊文明所包含 的创新精神传统及其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一
    众所周知，西方史学导源于古代希腊，但从世界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古希腊人却并 不是历史记录的首创者。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巴比伦等一些东方文明古国就 产生过一些记载君主家谱世系和王国宗教事务的简单历史记录，如古埃及的巴勒摩石碑 、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王表等。约公元前2000年，埃及新王国、古巴比伦、赫梯和亚 述等诸东方古国还产生了最早的纪年史，这些刻在宫殿和庙宇墙壁上、圆柱型陶器或纪 念碑上的年代纪，记叙的内容大都是君主与神明的关系、君主在战争或狩猎中的赫赫战 功以及王宫辉煌的建筑成就等。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古犹太人《旧约圣经》虽可 称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古犹太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风貌的文化汇编集，但 其内容主要是古犹太人的宗教神话传说、王家编年史、律法书、文学作品和先知们的言 论等，这些记载往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纪一样，其 间充斥着大量荒诞不经的神学臆想成分。显然，无论是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赫梯的 年代纪，还是犹太人的《旧约全书》，都缺乏一种历史批判主义精神，它们大体上仍属 于神权历史的范畴，因而只能说是希腊史学发轫前的历史序曲。
    古希腊史学的最初发端源于神话传说与史诗，它们体现了古希腊人原始历史意识的萌 动，公元前9世纪的荷马史诗无疑是其中最富文化原创力的部分，它是在人类贫弱的理 性尚未能够自觉驾驭社会的时代条件下，以高度的诗性智慧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代希腊 人对当时自然和社会历史状况的一种感觉、想象和记忆，即如维科所说：“在人类还那 样贫弱的时代情况下，各族人民几乎只有肉体而没有反思能力，在看到个别具体事物时 必须浑身都是生动的感觉，用强烈的想象去领会和放大那些事物，用尖锐的巧智把它们 归到想象性的人类概念中去，用坚强的记忆把它们保存住。”[2]然而这种粗疏稚嫩的 历史想象和记忆并不可能构成真正的历史著述。无论是行吟诗人还是痴迷的听众，他们 关心的主要是诸神与英雄们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至于这些故事发生在何时，是否按照 历史的时序来叙述，则是无关紧要的。公元前8—7世纪，赫西阿德的长篇叙事诗《工作 与时日》则尝试运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抨击和揭露当时社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黑暗现 实，勾画了人类社会由黄金、白银、黄铜、英雄和黑铁等五个时代循环倒退的历史变迁 图示，展示了上古时代希腊人朦胧的“规律”和“时序”观念，即历史已不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获得了某种连续性和方向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观念上的某种进步。但赫西 阿德对当时社会的抨击和揭露，与其说是在宣扬一种历史循环倒退理论，不如说是对公 道、正义的道德原则的申述，在他看来，历史的变迁本质上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最 高的正义者是万能的宙斯。赫西阿德在神性历史观方面并没有超出荷马史诗，所不同的 是他为当时以及后来人提供了理解历史发展变迁的“一本道德手册”。[3]
    公元前5世纪以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的理性批判史学的缘起，则标志着人类的思想 放弃了神话性的历史及其较为粗糙的形式，即神异的或奇迹的历史变成了世俗的或人类 的历史。绵亘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前449年)，使希腊人的历史视野 得到了极大的开拓，激发了他们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兴趣；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希腊 诸城邦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最终打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使希腊人真切认识到拯 救希腊的是人而不是神；希波战争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奴隶制政治、经济为希腊古典史 学的繁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学派及后来的阿那克萨 果拉、德谟克利特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理性思潮的崛起对希腊人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一个理性相对觉醒的新时代，希罗多德以其鲜明的个性创新意识开始了真 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构建，历史著述从此不再是大量充斥着祭司巫祝预言、咒语的神性 文本，亦不再是反映诗人与文学家浪漫主义意趣情怀的文墨诗篇，而成了有关人的事迹 ，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
    二
    由自发的历史意识上升到完全自觉的历史意识(史学形成)，自有其客观的规定性，即 ：它的对象必须是过去，它的形式应有连续性的时间框架、明白的空间位置，它的内涵 必须是真实的人物及其活动，它的目的必须是对真实过去和已消失过程的各个环节之间 关系的揭示。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缘起，标志着西方史学无论在任务功能、研究对 象，还是在研究方法、编撰体例等方面，都初步发展完善了自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应 具有的内在客观规定性，从而实现了西方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创新飞跃。盖缘 于此，柏里才不无犀利地指出：“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 的第一人。换言之，他们首创了史学。”[4]概言之，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创新发 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性地确立了史学“保存功业”与“垂训后世”的任务与功能。希罗多德在 其《历史》绪言中即开宗明义地申明，写史“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 日久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采 ”。[5]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最大的功业莫过于希腊历史转折时期沧海横流、风云变 幻的历史事件本身，而考察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不仅是为了再现英雄主义的荣光和唤 起对悠久传统的意识，更重要的还在于垂训后世。希罗多德与其同时代的希腊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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