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永明，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研究所；
    易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人性一词有较为广泛的涵义，包括天生的、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等。修氏特别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等。欲望、好斗性和情绪等人类非理性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它们又通过具体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结合或冲突，从而形成为人类的活动。修氏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他揭示了客观历史自身存在的理性：历史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表现其发展的理路。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的本质就是人性。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无关，与道德理性背离。修氏的历史观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对古希腊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 键 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性说/古希腊/历史观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00)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省称《伯战史》)是一部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修氏主要叙述了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发生的、对希腊城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场战争，同时也表达了深刻的史学思想。在修氏的史学思想中，人性说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修氏视人性为历史的基本动因，并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对西方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作一些讨论。
    一
    人性，古希腊文Φνσιs，拉丁音读physis（注：为排印方便，本文所引古希腊文字除第一次引用者外，均用拉丁字母音读表示。），英译作nature，中文译为自然、本性[1](P610)。Physis是名词，其源自动词Φνω，拉丁音读phyo，词义为产生、成长等。physis一词大概最早为爱奥尼亚哲学家所运用，以说明自然界事物的产生、变化及其特征[2] (P82—83)。至公元前5世纪，此词更多地指人的本性。从自然的physis转到人的physis，表明古希腊思想家开始关注人及人类社会，反映了哲学思想的巨大进步。physis指人的本性，其涵义较为广泛，包括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等[3] (P351-353)。修氏对人性的认识，深深地印有时代的烙印。例如，他称赞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有天生的政治才能，“能极自信地表现出本性智慧的力量”[4] (Ⅰ. 138)（注：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以下省称Thucydides。本文所引Thucydides文字据R. Crawley的英译本(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 Crawley. New York, 1934. 中译文参见徐松岩的译本)，亦参考罗易布丛书斯密司的英译本(Tucydides,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1928)和华尔纳的英译本(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 Warner, Penguin Books, 1972)。）。他记载科林斯人的话：“雅典人的本性是自己不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的生活”，“而斯巴达人的本性则是所做的事少于其实力所能做的，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判断”[4] (Ⅰ. 70)。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年，雅典发生大瘟疫。修氏说：这种疾病的特点难以用语言描述。“它对个人侵害之大，是人性所不能容忍的。”[4] (Ⅱ. 50)此所谓人性，指的是人的生理特点。尽管《伯战史》中人性一词的涵义比较广泛，然而作为历史学家，修氏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他的人性说是通过叙史以及对史实的分析表达出来的。
    据《伯战史》记载，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不断对外扩张，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矛盾十分尖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斯巴达曾召开公民大会，邀请受到雅典侵害的城邦参加，讨论是否对雅典宣战。此时，因处理他事而留居斯巴达的雅典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上为雅典的扩张行为作了辩护。他们说：雅典的行为“没有违反人性”，“因为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是一条早已存在的法则”[4] (Ⅰ. 76)。在雅典使者看来，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也就是强者应当统治弱者，这是一条符合人性的早已存在的法则，所以，雅典人的扩张行为是完全合理的。在《伯战史》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人对人性有更为深入的阐述。雅典大举入侵米洛斯，面对强大的雅典军队，米洛斯人承认自己是弱者，企图说服雅典人放弃入侵行动。他们说：作为被侵略者，正义在自己一边，神将保佑持有正义的人。雅典人则答道：
    我们的主张和行为在任何方面与人们对神的信仰或人们的习惯并行不悖。我们对神灵的信仰，对人的认识，使我们相信，来源于神性和人性的必然法则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张统治。这个法则并不是我们首创的，也不是我们首先将它付诸行动的。我们发现它早就存在，并且将使它永远存在[4] (Ⅴ. 105)。
    上文提到，雅典使者指出强者统治弱者是一条一直存在的、符合人性的法则，这里雅典人又明确指出，这是一条来源于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的必然法则[5] (P173)。这一法则是必然的、永远存在的，其来源的基础—神性和人的本性也是不可能变化的。这种人性不变的观点，是修氏特别强调的。
    人性一方面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弱者臣服强者时，却力图摆脱强者的统治。后者就城邦而言，是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伯战史》全书。上引米洛斯人为摆脱亡国命运而提出的理由，尽管是那样苍白无力，却流露出对独立和自由的深深渴望。曾经臣服于雅典的米提列涅人最终走上反叛的道路。在处理米提列涅人的问题上，雅典政治家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有不同的意见。前者主张杀死所有的米提列涅人，后者则主张采取宽大政策。然而他们却有一点共识，即那些被剥夺自由的国家总是一有机会就反叛，这是出于人的本性[4] (Ⅲ. 46; Ⅵ. 20)。受雅典控制的塔索斯邦摆脱了对雅典的依附地位。修氏对此评论说：“在雅典的许多属国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因为这些城邦一旦建立稳健的政府，享有行动的自由，他们就追求绝对的自由，不会理睬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有关法律和秩序的空洞说教。”[4] (Ⅷ. 64)而弱小的城邦获得自由和独立后，又会顺从人性追求统治其他弱者的权力。正如雅典人对米洛斯人所说的：“你们和其他人如果有了我们现有的实力，也会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4] (Ⅴ. 105)弱者与强者的斗争，还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对此，修氏特别关注的是城邦内部的党派斗争。他详细地叙述了科西拉城邦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指出党派首领打着为民众谋利益的旗号，实际上谋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力图推翻现行制度，以取得统治者的地位。这种争夺权力的党派斗争，并非仅发生在科西拉，而是希腊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修氏认为，城邦之间和城邦内部的斗争，都深刻地表现了人性好斗的特点。他引雅典政治家克里昂的话说：“人性总是轻视那些对他们好的人而佩服那些不让步的人。”[4] (Ⅲ. 39)（注：英译文参见斯密司本和华尔纳本。）
    在《伯战史》中，人性还表现为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修氏指出：雅典的扩张与掠夺财富是密切联系的。雅典不断地搜刮盟邦的财富，盟邦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财政的重要来源[4] (Ⅰ. 96, 99)。他叙述希腊早期历史，指出有的城邦获得大量财富后强大起来，然后把弱小城邦变为附庸[4] (Ⅰ. 8)。城邦内部斗争也反映出人对财富的贪求。修氏描绘了科西拉革命期间债务人杀死债权人，掠夺其财富的情况[4] (Ⅲ. 81, 84)。对权力、财富的贪欲与追求荣誉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6] (P193)。他认为，斯巴达决定对雅典宣战与捍卫帝国的荣誉不无关系。雅典政治家亚西比德极力主张远征西西里。修氏分析其动机说：他想获得将军的职位，并希望通过征战的胜利使自己获得财富和荣誉[4] (Ⅵ. 15)。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人性中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以及好斗性是修氏特别关注的。这些并非某些城邦或个人的本性，而有普遍的意义，是人类共有的本性[7] (P45—48)。还有不少西方学者注意从心理学角度讨论修氏的人性说。R·D·卢金比尔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修氏所谓人性表现为人类心理因素的集合，是“内在于人的自然动力的集合。它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人性有激发、冲动的一面(the motivational, impulsive side)，即其书中之σργη(拉丁音译orge)，包括了欲望和情绪(激情、恐惧、希望等)。情绪产生冲动，促使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欲望。此类行为多有不理智和冒险的特点。人性还有知觉、评估的一面(perceptual, evaluative side)，即γνω—η(拉丁音译gnome)。Gnome对欲望作出判断和评估，指导人们放弃欲望或正确地行动以实现欲望。他认为：修氏人性说表现为一种“心理学的程序”、一种“冒险与避免冒险的行为体系”，可纳入行为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action)[8] (P26，53)。
    卢金比尔指出欲望与情绪的关系，确为卓识。此两者的关系，从修氏描写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发言、米洛斯对话、雅典瘟疫发生、雅典人对出征西西里的争论、安菲波里战役后雅典盟邦的反叛、科西拉革命等许多史实中都可看出。卢金比尔所说的Gnome，则是一个涵义非常复杂的词，有思考、判断、决心、意见、观点、倾向、性情等意思[9] (P354)。卢金比尔也指出这个词很难译出，所以他一般用拉丁音读Gnome来表示。对于修氏书中此词词义，卢金比尔作了细致的分析。据他的分析，Gnome不仅有知觉、评估意思，甚至还有表示情绪的意思。他还指出：Gnome中知觉、评估的作用是有限的。欲望多受情绪的支配，所以修氏引狄奥多图斯的话说：“人性总是容易犯错误的。”[4] (Ⅲ. 45)这些见解是深刻的。不过，卢金比尔的说法也存可议之处。修氏的人性说是否是一个“心理学的程序”？按他的说法，欲望、情绪与Gnome均为人的心理动机，欲望受情绪或Gnome的支配，形成人的行为的原因。欲望受情绪支配的史实是很多的，欲望受Gnome指导在修氏描写伯里克利执政等史实中也有反映。然而，修氏书中也有不少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并未依此程序。《伯战史》记载斯巴达与阿哥斯的一次战争，谈到双方军队的人数时说：“人性总是夸大他们军队的人数，所以估计的数字是不可靠的。”[4] (Ⅴ. 68)人性表现为自吹自擂和战胜对手的欲望。雅典人远征西西里前夕，城内的赫尔美斯神像一夜之间几乎全被毁坏。此即所谓赫尔美斯神像案。修氏说：一些人(即安多西多等人)[10] (P53—63)妒忌雅典将领亚西比德在民众中的声望，利用此事攻击他，指责他操纵毁坏神像之事。“他们认为，一旦赶走亚西比德，将能掌握最高统治权。”[4] (Ⅵ. 28)赫尔美斯神像案反映的是党派争夺权力的欲望。西西里诸邦面临雅典的入侵，曾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抗击雅典人。叙拉古人赫摩克拉特斯作了一番精彩的发言。他说：“我们不谴责那些渴望统治别人的人，而只是谴责那些早早地准备屈服于别人的人。因为人性的本能之一就是统治那些屈服者，正如他们提防那些想攻击他们的人一样。”[4] (Ⅳ. 61)此所谓人性，在雅典方面表现的是追求权力的欲望，就西西里城邦而言则是沦为附庸的恐惧。修氏描写雅典发生大瘟疫，一些人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表现出疯狂的情绪，做出许多违法的事。这里反映的是情绪的作用。在《伯战史》中，不少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都未与卢金比尔所说的“心理学程序”相符合。实际上，要说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古希腊人已把人的行为动机视为一个“心理学程序”是很困难的。古希腊至亚里士多德才注意研究动物行为心理，而人的行为心理研究大概在古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学说中才有很好的反映。卢金比尔用现代心理学理论分析修氏的人性说，确有独到之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他未重视与自己观点不合的史实以及修氏生活的时代背景，其说就难免有一些牵强之处了。
    我们认为，修氏从人性入手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具有心理分析的倾向，但他的人性说并非一种“心理学程序”。人的欲望或受情绪支配或受Gnome指导，然而欲望与欲望、情绪与情绪之间也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形成规律。在修氏看来，Gnome正确引导人的欲望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他对历史事件的分析立足于欲望和情绪等方面。天生的、自然生成的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是人类共有的本性，是非理性的。这点，正如P·A·斯塔特所指出的：修氏的人性说是以非理性的人性为基础的[11] (P47)。人的非理性的本性是不变的，然而它又通过具体的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欲望、好斗性和情绪，或结合，或冲突，在不同的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人性的表现，其最终的动因也就是人性。人的活动与其本性并不是处在两个分离的世界。在理解修氏人性说时，这点是应特别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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