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的十年中，日本的蔑视型中国认知从形成到固化直线发展，其优越型自我认知因“三国干涉还辽”一度受挫后，又经历了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之后的两次“提升”。基于上述“自他认知”，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行动选择以庚子事变为界，前期以守为攻，表面上对华“示善”，以巩固既得的在华权益，实际上与列强“协调”，以共同蚕食中国主权；后期为了铲除其对华领土扩张的头号绊脚石，傍上英国，震慑中国，发动日俄战争并打败俄国，从而把中国东北南部纳入了其殖民统治范畴。

　　【关 键 词】日本/对华知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作者简介】杨栋梁，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院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完胜告终。作为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分水岭，这场战争不仅一举改变了东亚传统地缘政治格局，而且使日本形成了蔑视型中国观和国民性优越感。十年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初步确立了“东洋霸主”地位，为吞并朝鲜，进而向中国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

　　本文拟在揭示该时期日本对华认知及自我认知演进的基础上，阐明其对华行动选择的原因和特点。

　　一、蔑视型中国认知的形成与固化

　　甲午战争前，尽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并割地赔款，但在中法战争、中俄伊犁领土争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内政外交问题的处理上，也有不俗表现，因而仍被西方人喻为“沉睡的雄狮”，是世界东方无出其右的大国。对日本来说，庞大的中国无疑是阻挡其向大陆领土扩张的可畏存在。

　　然而，战争的结果彻底暴露了清朝的虚弱本质，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由此完成了从质疑到蔑视的根本性转变。尾崎行雄在1895年的《支那处分案》中写道，一个国家要想在列强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维持独立，民众必须具备国家思想，否则即使兵力强大国家也会灭亡。然而，中国人“知道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焉有国家思想乎？”[1](17－18)尾崎认为：中国人“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战之民”，而文弱之民是无法适应这个世界的。[1](27)自由党成员小室重弘指出，中国人缺乏爱国心的根源是清朝专制，“在专制国内，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国家非国民共有之国家，乃君主一人之财产，是以唯其主人君主独爱其国，余者庶民百姓对国家无自主、无自由、无责任、无义务，只是可怜的奴隶。人民视国家之安危存亡，不过为君主自身之安危存亡矣！”[2]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界和知识界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经此一战，中国业已国将不国，《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已死”论的出现，更是如实地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蔑视程度。改进党党首大隈重信认为，战争结果表明，中国已不是沉睡的雄狮，而是只“断了气且四肢已经冰冷的老狮子。”[3]吉野作造回忆说：“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支那的尊敬，唯在武力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4]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也写道：“甲午战争的败北，使支那的真相在世界曝光，战争中那种软弱无力和混乱无序，政府高官对亡国的怠慢和无能，士兵们对清帝国忠诚心的欠缺，使和平时期已经对此有所感知的列强也有些意外。支那，已经死了。既然死了，腐烂的肉体理当被食用。”[5]

　　19世纪末，由于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加深，以山东、直隶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兴起了反清灭洋的义和拳运动。1898年，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并提出“扶清灭洋”的新口号，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列强，打击对象是在华外国教会及其神职人员。1900年1月，慈禧太后批准端郡王刚毅“拳民忠贞，神术可用”的奏折，下诏承认义和团，政策上变“剿”为“抚”，于是义和团声势日大，华北各地外国教会遭到攻击，列强驻华使馆也受到威胁。英、美、德、日、俄等列强以救援驻华公使馆为名，组成八国联军对华开战，8月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9月，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以保证彻底剿灭义和团、向八国列强赔偿4.5亿两白银平息了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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