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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知行的演变(1895-1905)

2021-02-07 23:10分类:世界近代史 阅读:

 

  【内容提要】 在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的十年中,日本的蔑视型中国认知从形成到固化直线发展,其优越型自我认知因“三国干涉还辽”一度受挫后,又经历了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之后的两次“提升”。基于上述“自他认知”,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行动选择以庚子事变为界,前期以守为攻,表面上对华“示善”,以巩固既得的在华权益,实际上与列强“协调”,以共同蚕食中国主权;后期为了铲除其对华领土扩张的头号绊脚石,傍上英国,震慑中国,发动日俄战争并打败俄国,从而把中国东北南部纳入了其殖民统治范畴。

  【关 键 词】日本/对华知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作者简介】杨栋梁,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院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完胜告终。作为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分水岭,这场战争不仅一举改变了东亚传统地缘政治格局,而且使日本形成了蔑视型中国观和国民性优越感。十年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初步确立了“东洋霸主”地位,为吞并朝鲜,进而向中国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

  本文拟在揭示该时期日本对华认知及自我认知演进的基础上,阐明其对华行动选择的原因和特点。

  一、蔑视型中国认知的形成与固化

  甲午战争前,尽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并割地赔款,但在中法战争、中俄伊犁领土争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内政外交问题的处理上,也有不俗表现,因而仍被西方人喻为“沉睡的雄狮”,是世界东方无出其右的大国。对日本来说,庞大的中国无疑是阻挡其向大陆领土扩张的可畏存在。

  然而,战争的结果彻底暴露了清朝的虚弱本质,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由此完成了从质疑到蔑视的根本性转变。尾崎行雄在1895年的《支那处分案》中写道,一个国家要想在列强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维持独立,民众必须具备国家思想,否则即使兵力强大国家也会灭亡。然而,中国人“知道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焉有国家思想乎?”[1](17-18)尾崎认为:中国人“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战之民”,而文弱之民是无法适应这个世界的。[1](27)自由党成员小室重弘指出,中国人缺乏爱国心的根源是清朝专制,“在专制国内,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国家非国民共有之国家,乃君主一人之财产,是以唯其主人君主独爱其国,余者庶民百姓对国家无自主、无自由、无责任、无义务,只是可怜的奴隶。人民视国家之安危存亡,不过为君主自身之安危存亡矣!”[2]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界和知识界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经此一战,中国业已国将不国,《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已死”论的出现,更是如实地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蔑视程度。改进党党首大隈重信认为,战争结果表明,中国已不是沉睡的雄狮,而是只“断了气且四肢已经冰冷的老狮子。”[3]吉野作造回忆说:“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支那的尊敬,唯在武力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4]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也写道:“甲午战争的败北,使支那的真相在世界曝光,战争中那种软弱无力和混乱无序,政府高官对亡国的怠慢和无能,士兵们对清帝国忠诚心的欠缺,使和平时期已经对此有所感知的列强也有些意外。支那,已经死了。既然死了,腐烂的肉体理当被食用。”[5]

  19世纪末,由于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加深,以山东、直隶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兴起了反清灭洋的义和拳运动。1898年,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并提出“扶清灭洋”的新口号,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列强,打击对象是在华外国教会及其神职人员。1900年1月,慈禧太后批准端郡王刚毅“拳民忠贞,神术可用”的奏折,下诏承认义和团,政策上变“剿”为“抚”,于是义和团声势日大,华北各地外国教会遭到攻击,列强驻华使馆也受到威胁。英、美、德、日、俄等列强以救援驻华公使馆为名,组成八国联军对华开战,8月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9月,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以保证彻底剿灭义和团、向八国列强赔偿4.5亿两白银平息了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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