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古埃及历史中，作为“我者”的埃及人与周围世界的“他者”进行着各种物质和文化交往，很多“他者”进入古埃及并定居下来，成为古埃及社会的成员，甚至位极人臣。然而，古埃及文学对“他者”的表述却与这种现实截然相反，表现出了极强的矛盾性。

　　古埃及文学对“他者”的塑造

　　按地域划分，古埃及人周围的“他者”主要是努比亚人、亚洲人或近东人、利比亚人、地中海人（主要是希腊人）。古埃及精英群体在文学作品中，对“他者”进行了形象构建。第12王朝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一块界碑（约公元前1850年）上这样写道：“努比亚人听从嘴的话……攻击他，他就会掉头鼠窜；一撤退，他就开始进攻。他们不是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是可怜的怯懦者。”在谈到亚洲人的时候，《美丽卡拉王的教谕》中有如下表述：“哦，可怜的亚洲人，他是可怜的，因为他生活在缺乏水和木材的地方，道路因为山脉而遥远艰难。他没有住的地方，食物驱动着他的双腿，他自从荷鲁斯时代以来就一直在战斗，他没有征服别人，也没有被别人征服。他从不宣战……亚洲人是海滨的鳄鱼，他只能在孤独的小路上进行抢劫，它不能占领人口众多的城镇。”《涅菲尔提预言》说：“一种奇怪的鸟将在三角洲沼泽地里繁殖，把它的巢建在埃及人身边，因为埃及人的缺席而到达，然后毁坏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鱼塘里充满吃鱼者，与鱼和鸟为伍。所有幸福都会消失，大地悲痛地低下头；正是由于那些喂食者，亚洲人将在大地上游荡。敌人已经在东方兴起，亚洲人已经来到埃及。”

　　这些文学作品从“我者”的角度对“他者”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把作为整体的“他者”置于“我者”的对立面，给其冠以“可怜者”“怯懦者”“鸟”等属性。

　　社会生活中的“他者”

　　从文学作品来看，古埃及人对“他者”充满厌恶和憎恨。从逻辑上推断，“他者”很难进入古埃及社会，即使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而留在古埃及社会也必然是被统治被压迫的“可怜人”。然而，从历史上来看，大量“他者”曾在古埃及居住，成为埃及社会和政府成员，甚至实行王朝统治。

　　早在前王朝末期（约公元前4千纪末），努比亚人就与埃及人进行物质文化的往来。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前2125年），一些努比亚人作为战俘进入埃及。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60—前2055年）和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55—前1650年），努比亚人在埃及充当雇佣军。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一些努比亚人充当埃及边境警察，埃及在努比亚地区设立总督进行管理。努比亚人最终还征服埃及并建立了第25王朝（约公元前747—前656年）。古埃及与西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交往最晚从前王朝末期就开始了，并贯穿整个古埃及历史。作为亚洲人一部分的希克索斯人或许以和平的贸易方式进入古埃及，逐渐发展起来，建立了第15王朝（约公元前1650—前1550年），统治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亚洲的波斯人更是在古埃及先后建立了两个王朝，统治了140多年。西亚的犹太人也在古埃及后期大量居住在埃及南部的象岛。利比亚人在新王国时期尤其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作为雇佣兵大量进入埃及，被安置在特定的军事要塞里。利比亚人后来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力量，最终建立了第22王朝。第24王朝和第26王朝的建立者或许也有利比亚人的血统。地中海的希腊人在古埃及后期也逐渐进入埃及，尤其在波斯人征服埃及以后作为雇佣兵大量进入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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