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高度仪式化特征，社会冲突则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特征。古罗马共和早期、中期、晚期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运动。在政治场域发生的戏剧性冲突与变革，往往同时在宗教舞台上象征性地展演出来。宗教无时无刻不介入社会冲突与政治纷争。罗马国家宗教礼仪制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从另一个角度可与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相互印证。在罗马共和早期的等级冲突、共和中期的派系竞争和共和晚期的个人专权的事例，无不反映出罗马共和政治的仪式性和表演性特征。而共和早期的两次平民撤离运动则揭示了社会冲突与和解不仅仅是实用性手段和策略的较量，更是象征性符号和宗教仪式的竞争。在冲突被仪式化的同时，认同也被仪式化。仪式加强了不同阶层的认同，促进了等级和解。仪式空间和时间都是派系竞争的场所。不同的仪式时空各有特点和象征意义，罗马显贵往往借此建构其政治主张。凯撒的仪式行为表明，其追求个人权威的目的不是要称王，而是要成为公众的保护人。

　　关 键 词：古罗马/共和时代/政治仪式/权力符号

　　作者简介：胡玉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古代罗马国家的政治活动具有戏剧性特点，它以广场、会场、竞技场、剧院、神庙、祭坛、通衢大道等公共空间为舞台，以民众为观众，以政治家为演员，以服饰、仪仗、坐席等级、游行队列的秩序、凯旋式和宗教赛会的规模、纪念碑和公共建筑物的碑铭记事等为展示权威，从而建构起权力的象征符号。

　　古罗马共和早期、中期、晚期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运动。在政治场域发生的戏剧性冲突与变革，往往同时在宗教舞台上象征性地展演出来。宗教无时无刻不介入社会冲突与政治纷争。罗马国家宗教礼仪制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从另一个角度可与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相互印证。本文以罗马共和早期的等级冲突、共和中期的派系竞争和共和晚期的个人专权为例，分析罗马共和政治的仪式性和表演性特征。

　　一、冲突仪式：从反叛到重聚

　　罗马共和早期的主要政治事件是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罗马编年史作家李维、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笔下，这段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性。冲突的展现及和解都被抽象为仪式。以下试借用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加以阐释[1](P29-34)。

　　(一)第一次撤离运动

　　公元前494年，古罗马平民举行第一次撤离运动，为这场平民与贵族之间波澜壮阔的社会戏剧揭开了大幕。事情起因于平民债务危机。共和初期，罗马连年遭受外敌骚扰，经常征调平民从军。服兵役是城邦公民的义务，但既无报酬，又延误农事，还需自备武器和口粮，平民深受其累。许多平民是外来移民，没有土地所有权，需要租种公有地或贵族的土地，他们以人身作抵押，以劳动交换土地、种子、工具，成为贵族的nexii。一旦无法交纳足够的劳动产品，就会陷入债务。罗马古老的习惯法对债务人非常苛刻，允许债主拘押、拷打债务人。共和初期，大量平民沦为贵族的债务人而受到债主的逼迫。这就为等级冲突埋下了导火线。

　　一个人的悲惨遭遇煽动了一场燎原大火。一位老人浑身伤痕累累地冲进罗马广场。他的罩衣被撕碎，身体虚弱得要死，胡子、头发凌乱得可怕。尽管他面目全非，但还是有人认出他来。有人说，他曾是军团的指挥官，还立过战功。这人向群众展示胸膛上的累累伤痕，作为他多次为国作战的证明。当人们聚集在他身边，询问他为什么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他说，当他在萨宾人的地区征战时，敌人掠夺了他的庄稼，烧掉了他的房子，抢走了他的家产和牲畜。接踵而至的赋税，犹如雪上加霜，他不得不去借债。结果，由于还不起高利贷，债主们夺走了他祖传的农场，又将家产夺去，最后还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不是像对待奴隶那样，而是把他关押、拷打。他露出后背的遭鞭笞的新伤。耳闻目睹此人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人们的满腔怒火。骚乱迅速从罗马广场蔓延到罗马城的各个角落……[2](Ⅱ，23，1-8.t)

　　这个罗马传统故事体现了一种反叛仪式：这位平民的反抗不仅针对某个别债主，而且具有攻击债务奴役制、违反贵族制社会秩序的象征意义。按照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这是反叛者“违反”社会结构的第一阶段。这位罗马反叛者的申诉暗含两条伦理依据：一是城邦同胞之间不能相互奴役，平民身为自由民和捍卫城邦的公民战士，不应受到贵族的奴役；二是贵族负有保护、照顾平民的责任，应按照罗马建城始祖、第一位国王(Rex)罗穆路斯(Romulus)的安排做平民的保护人，而不是平民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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