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把象形文字称为“神的话语”，意思是说，它不仅是神的赐物，也是记录神的语言的工具。古埃及人在神庙和墓室墙壁以及其他载体上刻写宗教文献时，始终使用极具图画性质的书写形式，古希腊人称之为“神圣的文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圣书体”；在编写账目、契约、书信、文学作品的时候，古埃及人不再以凿子为刻写工具，而是把芦苇秆做成笔，蘸上墨水在纸草、皮革、木板等载体上书写，象形符号逐渐被简化，其图画性质日益减弱。这种草写体早在古王国时期就已出现，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祭司们用它在纸草卷上编写和誊写宗教经文。因此，这种书写形式被古希腊人称为“祭司体”。

　　在拉美西斯时代，书吏们在抄写和誊写文书的过程中，将祭司体简化到了极致，以至于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都无法辨认，被现代学者们叫作“极端祭司体”。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极端祭司体日臻完善，应用于宗教以外的所有领域，被古希腊人称为“大众体”。大约在公元4世纪末期，埃及基督徒为了不使用在他们看来属于“异教徒”的大众体来抄写《圣经》和其他基督教文献，发明了一种文字，被称为“科普特文”。这种文字主要由希腊字母构成，从大众体中沿用了几个希腊字母中不存在的符号。迄今流传下来的最晚的象形文字圣书体是公元394年刻写在坐落于菲莱岛上的伊西斯神庙墙壁上的铭文；而有据可查的大众体最后一次被使用是公元452年。至此，不要说有人仍然用圣书体书写文献，就连能读懂大众体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据最新研究，曾经对希腊字母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腓尼基字母是由原始西奈字母转化来的，而原始西奈字母又是借助来自埃及象形符号的24个字母构成的。象形文字—原始西奈字母—希腊字母，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仅说明了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而且证明了古埃及人未能独立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而是借助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完成。

　　公元5世纪末，一位名叫荷鲁阿波罗的埃及祭司用希腊文撰写了一部阐释象形文字圣书体的书。在书中，他把这种距离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并不很遥远的书写形式完全视为象征性文字，尝试着在符号的画面与其表达的意思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比如，在圣书体中，一只兔子表示“开启”的意思，按照他的理解，古埃及人之所以这样造词，是因为兔子从不闭眼。事实上，兔子在圣书体中是一个双音符号，表示w和n两个音，与兔子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荷鲁阿波罗的手稿于15世纪初被发现，不久以后，这部著作的印本问世，随后各种译本也相继面世，为文艺复兴时期不少对埃及怀有特殊情感的学者注入了新的动力。他们都采用荷鲁阿波罗的套路，以为象形文字就是图画文字，赋予其无限的内涵。结果是，象形文字的神秘感与日俱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拿破仑军队的士兵在埃及罗塞塔附近发现“罗塞塔石碑”为止。

　　1798年，拿破仑率领十万大军占领埃及。随从军队远赴埃及的还有100多位来自各研究领域的学者，其任务是在埃及收集有关法老历史的资料，为复原古埃及文明奠定基础。一俟军队占领开罗，学者们便建立了埃及研究所。1799年，研究所成员一致同意，把在埃及制作和抄录的图文整理出版，并命名为《埃及志》。

　　同年，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小镇罗塞塔附近修筑工事的士兵发现了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有用三种字体书写的文字。驻军首领皮埃尔·布沙尔认出了其中的希腊文，其他文字无法辨认。他意识到这块石碑的重要性，马上派人将其送到开罗的埃及研究所。依据希腊文，石碑记述的内容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在孟菲斯集会，感谢托勒密五世给予埃及神庙的恩惠，向这位国王表示效忠，并制作了这块石碑作为纪念。碑文中还说，这项教令分别用象形文字的圣书体和大众体以及希腊文书写。这意味着罗塞塔石碑为破解象形文字提供了一把钥匙。

　　1801年，法国军队战败，英法签订的停战协议中规定，法国军队必须将包括罗塞塔石碑在内的重要埃及文物交给英军。英国军队于1802年把石碑运往伦敦，存放在英国古文物学会。是年七月，学会将碑文上的希腊文部分制成拓片，寄给英国及其他致力于破译象形文字的学者；直到1803年初，才开始制作碑文上的圣书体和大众体部分的拓片。同年，石碑被送往大英博物馆，成为该馆无可争议的镇馆之宝。

　　罗塞塔石碑为花岗岩材质，高118厘米、宽77厘米、厚30厘米。石碑上圣书体部分破损一大块，大众体的前14行缺少每行的开头部分，希腊文的后27行缺少每行的末尾部分。1802年，瑞典学者约翰·阿克布拉德发现，圣书体中的椭圆形王名圈里，王名是用字母拼写的；大众体中的一些字母与科普特文完全一样，这只能解释为二者之间有着传承关系。1819年，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辨认出圣书体中的若干单词。尽管如此，有学者仍然相信象形文字是图画文字，古埃及人只有在拼写诸如托勒密、克娄巴特拉等外来名字时才使用表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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