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海域发现公元7世纪以后的古代沉船超过四十艘，大多来自濒海国家或擅长航海贸易的岛国，例如古代阿拉伯、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近世欧洲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沉船出水大量珍贵的贸易商货，不同材质的各国货币也时有发现，有些沉船出水货币数量巨大。

　　这些货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贵金属货币，包括金银铸币、金块、金锭、金叶、银锭、碎银等。年代较早的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南海I号沉船、大航海时代的圣迭戈号沉船、海尔德马尔森号沉船等均有古代货币出水，数量多寡不等。二是中国历代铜钱，不管中外沉船，多数有发现，钱币年代从秦汉至明清，以宋钱为多。三是以其他材质合金铸造的钱币，主要发现于10世纪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如曾出水过南汉国的“乾亨重宝”铅钱。

　　这些货币来自不同国家，承载着各国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成为见证东亚海域交流、海洋发展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一）东亚海洋贸易中，货币交换与市场流通呈现多样化、国际化特点。古代东亚各国对外贸易，或使用本国货币交易，或采用以物易物方法，也有使用外国货币。古罗马、波斯、阿拉伯的金银铸币，中国历代铜钱，以及东南亚贝币等，都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种类甚多。上述沉船考古以及东亚地区其他考古发现显示，古代东亚沉船发现最多的货币为中国历代铜钱。而大量历史文献记载也证实中国铜钱具有国际性价值，在东南亚地区长期流通，充当东亚国际贸易通用货币的角色，即使是用低劣材料铸造的南汉国“乾亨重宝”铅钱，也被东南亚国家所接受。

　　（二）东亚贸易对国际钱币有广泛的需求，导致中国钱币长期外流。受国际贸易与海外市场力量的影响，唐中期中国已经出现钱币外流现象，甚至引起“钱荒”，宋代更加明显。宋朝长期实施“钱禁”，但是效果不佳，律令形同具文。2014-2015年，南海Ⅰ号沉船出水宋代及以前铜钱至少有15000枚。1975年，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宋元及以前铜钱多达28吨196公斤。1980年，泰国暹罗湾吞武里海域沉船出水唐宋铜钱超过10万枚，显然是海外贸易发展、铜钱外流的结果。明清时期，中国铜钱外流也相当普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南海诸岛海域打捞到铜钱多达14万枚，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最多。2010-2012年南澳I号沉船出水铜钱24586枚。越南金瓯沉船、平顺沉船等发现清代“顺治通宝”“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为数也不少，说明清代钱币外流依然属于常态。

　　（三）东亚国家仿照中国钱制，铸造本国货币，也有直接仿制唐宋钱，在本国或国外流通。有别于以古希腊-罗马货币为代表的西方货币文化，中国古代“圆形方孔”铜钱是东方货币文化的代表，对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产生深远影响。越南自黎朝开始，依照唐宋铜钱规制铸造“天福元宝”铜钱，号称“南钱之始”。后黎朝“顺天元宝”“昭通元宝”及西山“光中钱”“景兴钱”等，都是仿中国钱制铸造（以仿铸“祥符元宝”居多）。资料显示，18世纪越南仿制的钱币除了早期本国流通外，还大量流往中国、柬埔寨、暹罗和南洋群岛，因此在中国和东南亚流通的“中国铜钱”，有些是唐宋真钱，有些则是越南铸造的“中国铜钱”。

　　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钱制亦仿中国。7世纪末，日本就仿效唐代通宝铸造了“富本钱”，8世纪更开始铸造“和同开珎”。1659-1685年间，日本设铸币厂于长崎，模仿中国旧铜钱样式，生产主要用于对外贸易的铜钱。在东南亚地区，马六甲在15世纪中期仿照中国货币铸造“柔克”锡币，一面为汉字，一面为阿拉伯文，铸有发行人或公司的名字，有的还铸有满文。在爪哇等地，麻若巴歇王朝时期（约9-16世纪）铸造铜钱和锡钱，多数是圆形方孔，状似中国钱。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印度尼西亚一些华侨自铸钱币，铸造“史丹裕民”“邦其兰宝”“大港公司”“何顺公司”等带汉字的方孔钱。

　　（四）我国古代华南民间长期存在杂用“南金”“夷钱”现象，形成杂用国际铸币与铜钱的特殊通货区。中古时期，交、广地区与东南亚贸易关系密切，文献记载晋代广州“市司用银易米”，梁代“交、广之域，全用金银为货”。被称为“南金”的国外货币不断流入广州等港口，与本地货币混杂使用。广东英德县浛洭南齐墓、曲江县南华寺、遂溪县附城边湾村南朝窖藏，均出土过一批波斯银币；与广州贸易密切相关的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等，发现多种类型的外国金银货币，从侧面展现了岭南地区货币流通的状况。

上一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

下一篇：古代近东处置战败者的惯用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