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20世纪前期的学者们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资料积累和理论、方法上的准备，但世界古代史在历史学科中取得一席之地，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不少大学建立历史系，组建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开始翻译古代世界史资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世界古代史上的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从而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世界古代史研究真正获得发展，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对近40年来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发展做一个大致分期，则前20年可谓恢复和巩固时期，后20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逐步改善，世界古代史研究逐步进入繁荣时期。

　　改革开放之初，世界古代史研究从“文革”造成的破坏中逐步复苏。在人员配备上，各大学历史系普遍恢复了世界古代史教研室，配备了教学和科研人员。1985年，林志纯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发表文章，要求政府适当投入，以填补古典文明研究在中国的空白。①正是在林志纯先生等人的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组建了国内第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开始招收从本科到博士的世界古代史专业学生，并聘请国外专业学者教授从楔形文字到古典拉丁语的古代语言，从基础功夫古代语言的学习开始，培养中国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也陆续开始招收、培养世界古代史方向的研究生。少量学校还派人出国进修，以尽快熟悉古代世界史研究的新动态，掌握新方法、新资料。为便于国内学者的交流和协作，1979年成立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早期会员200余人。除五年一度的全体大会外，两次大会期间分别举行原始社会史、古代东方史和希腊罗马史学术讨论会。“文革”期间停刊或走上歧途的学术刊物拨乱反正，重归学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先后创办了《世界历史》《史学理论》(后改名《史学理论研究》)和《世界史研究动态》，东北师范大学创办了英文刊物《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等，给学者们发表成果和讨论问题提供了园地。

　　恢复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资料建设。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者们翻译、出版了一批古典作家的著作；一些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旧译本，经过译者的校订，得以重新出版。20世纪最后20年里，总计出版的古典著作有几十种。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塔西佗的《编年史》和《历史》，以及反映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重要资料《摩奴法典》等。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便利了学者们研究，为古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一时期人们还编译了一些资料集。除林志纯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重印发行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了《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一些专题性资料集如崔连仲的《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李雅书的《罗马帝国时期》(上)、杨共乐的《罗马共和国时期》(下)和巫宝三主编的《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等，也陆续出版。

　　较大规模地翻译国外学术著作也始于这一时期。就通史性著作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对中国学人构建古代世界史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全球通史》声称要从月球而非地球的任何一点观察人类历史发展，注重游牧世界的作用以及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对正希望在世界史编纂中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中国学者非常有吸引力。《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强调古代不同地区文明的独特性和相互影响，以及不同文明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贡献，有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古代世界的历史。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译的《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选译了苏联和部分西方学者有关古代城邦问题的论文，对当时正讨论热烈的城邦问题有相当帮助；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持的《世界古代史译文集》中，收入了部分现代学者的论文以及若干史料。

　　这一时期翻译的外国学者的重要著述包括马宗达等合著的《高级印度史》；塔帕尔的《印度古代文明》；阿巴·埃班的《犹太史》、乌特琴科的《恺撒传》、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郝镇华编辑出版了《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给当时方兴未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增添了非常有益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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