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世界古代的政治体制与史学起源研究”(15YJA770018)阶段性成果。　　　

　　古代文明①之间经常围绕着领土、财富和权力进行战争，但是古代文明之间亦存在和平、交往与认同。到了“帝国”阶段，文明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埃及帝国、赫梯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一直到罗马帝国等，②都面对过由于统治区域渐广所造成的民族、法律、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问题，在处理与被征服地区以及帝国之外异质文明的关系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认同观念也愈发复杂。

　　在古代近东诸帝国对外扩张和战争的相关记录当中，杀戮、欺辱、掠夺、强制移民、劫掠神像等野蛮行径随处可见。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对外战争频繁，作为彰显帝王武功的“打击敌酋”“捆绑九弓”等浮雕样式和铭文记录时常出现。③其中以对外征战的残酷性著称的当属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经常把虐杀战俘的场景以浮雕的形式雕刻在王宫、纪念碑、崖石等处，其中诸多场景可谓恐怖至极。④古代战争之残酷性不言而喻，处于战争状态的文明之间更难言及彼此的认同。

　　不过，从阿玛尔纳外交文书判断，近东古代帝国已经通过贸易往来、王室联姻、礼物馈赠、互派使节和签订条约等方式处理当时的“国际关系”，这些沟通方式有利于在和平以及相对平等的语境中寻求彼此的认同。例如，从官方意识形态来讲，埃及自视为“秩序”的国度，域外尽是混沌蛮荒之地。但是在实际的对外接触中，埃及无法维持唯我独尊的格局。阿玛尔纳外交文书显示，就联姻的聘礼、迎亲的车辆数量、礼仪问候等方面，埃及法老与米坦尼、巴比伦等国的国王都产生过争执。⑤在后来第十九王朝埃及与赫梯签订的《银板和约》中，保存在赫梯的条约正文对双方君主使用了平等的称呼——伟大的国王，在埃及发现的版本称拉美西斯二世为“伟大的国王”，却称哈图什里三世为“赫梯伟大的首领”，“伟大的首领”通常是对叙利亚等域外统治者的较低等级的称谓。⑥《银板和约》的两个不同版本对双方统治者的称谓至少说明埃及的国王形象在对外交往和国内的宣传中不能一致。除了大国之间可以签订条约之外，赫梯、亚述等帝国与其附属国之间也有条约存世。虽然签订条约本身不能等同于文明认同，但是条约通常就是古代政权之间长时间冲突之后的解决方式，有利于彼此的认知和认同。

　　整体而言，古代近东文明之间出现了各种积极的外交方式，并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维持稳定与和平。但是古代帝国停止战争主要是因为其扩张能力受限，而且在文明之间的战争、交往和认同层面，帝王权威是主导因素，埃及、赫梯、亚述如此，后来兴起的波斯也是如此。

　　《历史》第一卷所记载波斯与希腊的早期官方接触充斥着“不解”和敌意。当时居鲁士在萨迪斯接见斯巴达使节，斯巴达使者劝诫他不要触动任何希腊人的城邦，居鲁士便询问身边的希腊籍波斯官员：斯巴达人是些什么人?人数有多少?在得到答复之后，他对斯巴达使者说：“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城市的中央设置一块地方，大家集合到这块地方来相互发誓，却又互相欺骗。”⑦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雅典使团与萨迪斯总督——大流士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塔弗兰尼斯之间的会谈一幕。

　　不仅如此，在希罗多德笔下，波斯的专制、奴役、私密、残酷与希腊的民主、自由、公开、人性形成了比照。虽然薛西斯横渡赫勒斯滂海峡突然流泪慨叹：眼前成千上万的士兵，百年后将无一留存。他似乎感到人类的共同命运掩盖了文明间的政治间隙，但是薛西斯凌虐李奥尼达的尸体、错杀在海战中失利的腓尼基人，其残暴跃然纸上。更有甚者，冈比西斯在埃及的暴行已经是“疯子”行径。

　　由于政治体制造成的“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差异，正是希腊人在古典时代便已明确地认识到的自身和蛮族(barbario)之间的差异。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君主政体时提到：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富于奴性。⑨在这种观念之下，希腊人征服蛮族便不被认为是非正义之事。伊索克拉底认为蛮族是希腊人“天生和世袭的仇敌”。⑩在《致腓力》中，他明确指出希腊世界应该停止纷争联合进攻蛮族人，并由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担任领袖。身为亚历山大教师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表达了一种“帝国”式的观点：倘使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他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他民族了。(11)在对待蛮族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掩盖在政治学理论下的观点是：征服亚洲人是希腊人的任务，强者应当统治弱者，而且主要是为了弱者着想，征服是自然有益的要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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