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查士丁尼一世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位期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收复失地的军事活动，花费了巨大的财力，导致帝国的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但是，他巧妙地解决了庞大的建筑资金的来源问题，有效地巩固了帝国的统治。

　　关 键 词：查士丁尼一世 拜占庭帝国 经济状况 建筑资金

　　作者简介：王云清(1972-)，男，山东临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欧洲城市史和经济史，天津300071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527-565年在位)是早期拜占庭帝国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统治期间，举兵西征，收复北非与意大利；励精图治，强化皇权；推行经济改革，繁荣帝国经济；实行有利于帝国统治的宗教政策，缓解帝国信众的矛盾；编修法典，规范社会行为。为了建立“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个帝国”的新秩序，实现重建昔日罗马大帝国的理想，他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地工作，以实现其宏大的政治理想。[1](P127)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后代学者将其所在的历史时期称为“查士丁尼时代”。[2](P351)其在帝国各地进行的大规模的建筑活动是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重大措施。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对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的经济状况和建筑资金来源不揣浅陋，略述管见。

　　一、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的经济状况

　　查士丁尼刚继位为拜占庭皇帝时，国库比较充实，这是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Ⅰ，491-518年在位)多年来实行减轻税赋和扩大税源的政策的结果。查士丁尼使这一税赋政策延续下来。然而，随着帝国形势的变化查士丁尼逐渐改变了阿纳斯塔休斯的传统做法。

　　首先，查士丁尼不曾料到收复意大利的战争竟会如此旷日持久，东哥特人的抵抗竟会如此坚决，东哥特战争居然打了20年以上。耗费的军费无数，造成国库空虚。造成这种不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查士丁尼有统一罗马帝国和收复失地的意图，但他并没有制定过一套长期军事计划，也没有长期军事战略。他的收复失地的努力建立在对政治环境变化的短期反应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因素肯定是其考虑的重要方面，然而这并不等于有作战的长期战略规划。[3](P35)从当时客观的形势来看，查士丁尼要收回一部分被日耳曼蛮族占据的土地是可能的，但要收回古罗马帝国的全部国土，重建统一罗马帝国，显然力不从心，因为财力和军力，包括武器、装备、给养、马匹等等，都维持不了如此大规模持久的战争。因此，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期间留下的国库积蓄(据说有32万磅黄金)很快被花掉了。[4](P173-174)不仅收复意大利的战争耗费了巨大财力，即使以拜占庭轻而易举拿下的阿非利加来说，在这里长期驻军和维持行政机构的支出也是浩大的。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查士丁尼收复失地的战争毫无收益可言。[5](P171)

　　其次，拜占庭帝国的宿敌——伊朗的萨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知道查士丁尼已经深陷东哥特战争这一泥潭之中，这是攻打拜占庭帝国的最佳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就以查士丁尼不遵守诺言，拒不把西征的战利品分给萨珊王朝为借口，便于539年向拜占庭帝国开战，进攻叙利亚，占领安条克城，屠杀一部分居民，把另一部分居民掳到伊朗境内去另建一座安条克城。科斯洛埃斯一世(Chosrau Ⅰ531-579在位)对拜占庭采取的是突袭战法，即快速攻打，占领某些城市，抢完就撤，等拜占庭的援军赶来，伊朗军队已经撤回本土了。一连几次突袭，使拜占庭军队疲于奔命。查士丁尼认为，自己作为真正的罗马人皇帝——拉丁世界和希腊世界所组成的唯一皇帝，恢复君士坦丁时期的帝国领土是拜占庭帝国的中心任务，实现罗马帝国的统一，也是他的最高理想之一。[6](P205)但是，查士丁尼不可能东西两条战线同时作战，他在西征的同时，还需要应付东面的劲敌：伊朗的萨珊王朝。于是，他被迫在东面战线保持和平的态势。这是当时的客观形势造成的。[3](P38)与此同时，萨珊王朝的新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在531年即位，此时国内刚刚镇压了几乎动摇王朝统治的祆教(Zoroastrian)异端者、传教士马自达克领导的起义，也需要调整国内政策，以便恢复国力。[7](P34-35)同时，他认为有必要缓和同拜占庭帝国的紧张关系，因此答应与查士丁尼和谈，但要求查士丁尼把西征所获战利品的一半分给萨珊王朝。查士丁尼知道这是科斯洛埃斯一世的敲诈勒索，但为了解除西征时的后顾之忧，540年和562年查士丁尼又不得不和萨珊王朝两度签约，并缴纳大批的贡金。[1](P151)这样，除了伊朗人的入侵造成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外，拜占庭帝国几次调兵增援东部边境和缴纳贡品，都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因此还有一种说法，说阿纳斯塔休斯留下的国库积蓄是查士丁尼在同萨珊王朝的战争中被花掉的。[8](P283)

　　第三，北部边境又遭到匈奴人的攻击。这是447年匈奴人大肆掠夺马其顿和希腊之后，隔了一百多年匈奴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再一次入侵。453年的第一次入侵，由于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406?-453，the king of the Huns)暴卒，匈奴大军四分五裂，被日耳曼蛮族击败，退到多瑙河以北。谁知道隔了100年，到559年，一支不到10，000人的匈奴骑兵队伍利用冬季格外寒冷，突然越过结冰的多瑙河，翻越巴尔干山脉和罗多彼山脉，直下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直逼君士坦丁堡城下，在城西60里外扎营。拜占庭帝国的京畿地区为之震动，大批逃亡进首都的难民带来了蛮族奸污修女和用婴儿喂养鹰犬的可怕消息，而地震造成的城墙破损尚未恢复。拜占庭帝国毫无准备，惊恐不已。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查士丁尼只得启用年事已高、赋闲在家的贝利撒留率军迎战。贝利撒留设下埋伏，待匈奴人冒进时突然反击，大获全胜，保住了君士坦丁堡。[9](P217)查士丁尼感到首都的防御必须加强，连北部的防御也不能放松，这当然需要增加支出。此外，帝国各地要塞和城防经常发生这样类似的紧急战况，要塞城防等建筑设施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和新建，这些都需要动用国库大量的资金。

　　第四，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一支庞大的军队，再加上一支庞大的行政官员队伍，使国家的财政负担大大增加，因为军队人数众多，行政官员同样人数众多。由于巨大的财政亏空，帝国政府不得不大量消减军队人数。据现代学者估计，查士丁尼一世晚期的军队人数大幅度下降，仅相当于4世纪帝国军队的六分之一。帝国各级军官为了弥补中央政府长期停发的薪俸的损失，贪赃枉法，经常克扣军饷，中饱私囊。查士丁尼一世即位初期，整治清除的各种腐败现象死灰复燃，屡禁不绝。官员中，除少数例外，都由国家发给薪俸(以现金支付)、商品和服装，而且高级官员的服装是昂贵的。这就不得不使赋税加重了，也不得不把拜占庭的经济逼上了一条绝路：财政应付不了已经形成的开支浩大的格局，赋税的增加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限制，各种社会矛盾接踵而至，他所创立的繁荣局面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上述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查士丁尼改变阿纳斯塔修斯所奉行的节省国库开支和减少赋税的方针。然而，庞大的军费支出的口子一开，就很难恢复到过去的状态。查士丁尼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为军费的筹措而操心。由于巩固皇权毕竟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为此就需要安抚文武官员，使他们效忠于皇帝本人。在这方面多支出一些，在查士丁尼看来是必要的。他不可能改变拜占庭帝国以前各朝的传统做法。例如，早在君士坦丁一世时，拜占庭帝国的文职官员都有军官头衔，从低级军官到高级军官。其实，这仅仅是名义上的。文职官员虽然有军官头衔，但同真正的军官差异很大，他们不是军人，也不带兵，退休时并没有军人那样的待遇。[8](P566)这种文职官员兼军官的做法，在晚期罗马帝国时就存在，但为什么一直未被撤销，可能是挂了军职后可以有某种特殊的豁免或优待。[9](P217)查士丁尼必须继续让一切有军官头衔的文官享受豁免和优待，即使财政收入会减少，他也不予计较。这都极大地增加了帝国的财政负担。

　　二、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的建筑资金来源

　　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在帝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活动，他想以这种方式在帝国境内留下自己的标志。历代罗马统治者很少有像查士丁尼这样从事如此庞大的建筑活动。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在其《论建筑》(De Aedificiis)一书中介绍了几乎查士丁尼全部的建筑活动，这本专著是按照地理分布写成的。第一卷是关于首都的建筑；第二卷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第三卷是关于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和黑海西部地区的建筑；第四卷是关于巴尔干半岛上的伊利里亚、色雷斯和希腊；第五卷是关于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第六卷关于埃及和北非。分布之广，工程之大，世所罕见。

　　收复国土是查士丁尼的中心任务，军费占去了大量的国库支出，面对帝国财政拮据的状况，那么，查士丁尼是如何解决巨额的建筑费用问题的呢？

　　首先，大量没收参与尼卡暴乱的元老们的财产(这既是惩罚性的又是防止以后暴乱所采取的防御措施)，为帝国的建筑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假如没有这件令人完全难以预料的资金援助，耗资巨大的圣索菲亚教堂的建筑可能不得不延迟一段时间；这场暴乱刚一结束，查士丁尼就立刻准备开始这项工程，可以肯定地说，这项财政支持对于该教堂的建筑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战争获利是解决国内建筑资金来源、避免国内政敌攻击的重要手段。查士丁尼在自己漫长的统治当中，作为一位积极提倡建筑的最高统治者，毫无疑问，在建筑上的花费是惊人的。如果本该作其它用途的国库资金大量地用在他所有的建筑项目上，我们应该能够推断出，这位皇帝所进行的建筑活动是在不明智的任意浪费整个帝国的财力。这将为查士丁尼的政敌提供了一个攻击他的绝好的借口，正如普罗柯比在他的《秘史》(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里所评论的一样，其中的一个攻击暗示说，这位皇帝迫害他的臣民，没收他们的财产，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他的浩大的建筑项目寻找资金来源。[10](ⅧⅠ，7—8；Ⅺ，3；ⅪⅩ，6ⅹⅹⅴ，23-24)例如，在建筑圣索非亚教堂一事上，这位皇帝充分利用了一次意外的收获。这至少在修建第二座大型教堂——圣徒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的时候，可以发现更加明显的证据。这座教堂的建造开始于536年，恰巧在圣索非亚教堂即将竣工之际(圣索菲亚教堂是537年12月27日竣工的)。如果建造圣徒教堂的资金是用国库支出的话，那么，在第一座大型教堂尚未完工之前，再动用国库资金建造一座规模庞大的教堂，这显然有点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也会招致政敌们的反对。然而，人们有理由相信，像圣索非亚教堂一样，圣徒教堂的建造，其建造资金部分地或全部地来源于一次意外的收获。534年的年底，贝利撒留西征北非，大胜而归，带回了数量惊人的财富和众多的战利品。这笔意外的巨额之财，极有可能被用于建筑第二座大教堂的资金了。从贝利撒留回到君士坦丁堡至这座大教堂开工兴建的一年或者是可能是接近两年的时间里，很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进行了第二座大教堂的规划设计。至少在一个例子中，从敌方获得的财富被用到建造新的要塞，查士丁尼的所罗门将军正是用在536年从非洲伊奥德斯(laudas)人那里获得的这笔财富来加固利比亚(Libya)众多城市的防务的[11](Ⅳ，20，29)[12](P328)。

　　第三，拜占庭注重商业的发展并保持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的财税收入，也为帝国的建筑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在蛮族入侵时，西罗马城市普遍衰败荒芜，拜占庭城市则保持繁荣和发展。到查士丁尼统治的中期，拜占庭拥有600多座大小城市，城市居民比例占帝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君士坦丁堡、赛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等，都是当时国际性大城市。城市官营作坊规模庞大，从事武器、奢侈品、丝织品、硬币制造等。自由的私人作坊遍布城乡，广泛从事亚麻纺织、玻璃器皿、金属器械、纸草制造等生产。手工业品行销帝国内外。[13](P119-121)

　　第四，拜占庭扼东西方商路之要冲，国际贸易长盛不衰，也为拜占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源。首都君士坦丁堡，位于欧亚交界处，陆路和海路交织，商贾云集，车马如云，帆樯如林，马克思形象地将这个城市比喻为“沟通东西方的金桥”。[14](转引P18)亚历山大城长期以来就是东西方海上贸易枢纽，交易频繁，旅游家曾把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亚历山大城称作“忙城”。[13](P119)拜占庭商人为帝国的“自由市民”，享有种种特权，奔波于欧亚非三大洲各地，转运中国的丝绸、印度的香料和珠宝、埃及的粮食和纸草、波罗的海的干鱼、斯拉夫地区的毛皮、琥珀和蜂蜡等。频繁的对外贸易活动，为帝国赚去大量的财富，也为帝国的建筑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最后，为了完成浩大的建筑工程，在国库吃紧的情况下，查士丁尼不得不委任酷吏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 of Cappadocia)与卡得·瓦西莫斯(C. Waximosi)担任大区总督和国库总管，以推行新的税收政策，千方百计搜刮钱财。在城市，阿纳斯塔休斯时期取消的工商业金银税又被恢复。查士丁尼对包括丝绸在内的众多商品实行垄断和专卖制度，制定了严格的度量衡和沿海港口章程，并建立起港口征税制度，甚至还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增加收入。[13](P121-214)在农村，除了征收土地人头税外，还增加了临时税以满足庞大建筑工程的需要。沉重的税收造成小农纷纷破产逃亡，为防止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查士丁尼政府强化了君士坦丁时期就实行的“联保制”(epibole)。[15](P213)这对受波斯战争侵扰的东方各省民众无疑是雪上加霜。拜占庭帝国下层民众在地方豪强的压迫与国家名目繁多赋税压力下生活境遇更加悲惨，而税收官员越来越难以完成征税任务。这一事实准确地反映在查士丁尼《新律》所作的规定中，他要求其臣民“必须自愿将税收全部交与政府”，[4](P159)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使纳税人免于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保护人，但实质上却是极其加重了人民的税收负担。[15](P16)

　　总之，查士丁尼利用帝国力量推行的各项建筑活动，其建筑费用的来源是多样化的。为了大规模建筑项目的顺利进行，也是为了防止政敌的攻击，其必然采取不与收复帝国领土的中心任务相冲突，优先完成其军事征服的前提下，采取了多渠道的融资计划。

　　三、帝国最大教堂——圣索菲亚教堂建筑费用分析

　　下面我们以圣索菲亚教堂为例来进一步说明建筑的费用和资金来源。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查士丁尼建造像圣索非亚教堂和圣徒教堂等众多的建筑所花费的资金总额。然而，圣索非亚教堂这座富丽堂皇的中世纪建筑，不禁使人们对它的造价过于夸张，有时这种夸张的报道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文章中。其中有著名学者普雷格(Preger)于1901年7月在莱比锡城(Leipzig)出版的著作《关于圣索非亚教堂的报告》最为有名。该著作宣称：不包括各种珍贵的圣器具和许多琳琅满目的捐献物，这座教堂的造价高达320，000磅黄金(23，040，000索里达)，据布瑞(J. B. Bury)推测，按1923年的购买力计算，这笔巨款相当于14，500，000英镑。[16](P36-53)然而，尽管由于令人惊奇的“巧合”，这一数字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可，这一点尽管与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的前任皇帝阿纳斯塔修斯皇帝(Anastasius 491-518在位)死后留下的国库财富的剩余数目完全一致。[17](XIX，7)明显地，320，000磅黄金的数目和圣索非亚教堂建筑费用的传闻联系在一起，就会使人联想到查士丁尼是否将阿纳斯塔修斯皇帝所留下的国库财富全部用在建造圣索非亚教堂上了。布瑞(按照他1923年的著述)评论道，“如果这笔总花销高达一百万先令，我肯定地感到吃惊”。[18](P53)稍后，E.斯坦因(E. Stein)推断，圣索非亚教堂的总造价大概高达1，440，000或1，800，000索里达(solidi)。[18](P459-460)根据1900年每个索里达相当于2英镑的普遍的购买力推算，这个比价数大约是2，880，000或3，600，000英镑。另两个对照可能更著名，第一，拉文纳的圣维塔莱教堂的建造和装饰费用是26，000索里达，这一数字是根据1900年每个索里达兑换2英镑推算，那么，圣维塔莱教堂的造价大约是72，000英镑(根据1900年比价)。[12](P459-460[18](P50)第二，阿纳斯塔修斯在位时期，拜占廷帝国的年度帝国预算(以同样的方式区别支出和岁入)是7，000，000索里达。[12](P195)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怎么推算，圣索菲亚教堂的建筑造价肯定是惊人的。

　　另外，至于该宫殿拥有的珍宝，包括数不清的金银器皿，还有查士丁尼皇帝奉献给该宫殿的许多宝石工艺品，没有人能够知道准确的数目。[10](P27)当然，这不属于该教堂建筑费用的范围，而属于该教堂拥有的私产。但总的来说，这都属于帝国总财产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地说，圣索菲亚教堂所拥有的私产数量和其重建资金一样，也是惊人的。

　　四、查士丁尼建筑动机分析

　　查士丁尼皇帝大兴土木是否仅仅因为这位皇帝和皇后一时兴起，还是经过事先周密的规划、根据建筑活动的一些总体方案或者指导原则进行建筑的？就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分布在广袤帝国领土上的各种建筑，我们很难找到当今建筑所谓的总体规划的痕迹，普罗柯比在其《建筑》中列举的数量巨大的建筑物(主要是教堂和要塞)给人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人们不禁猜测：这些建筑物仅仅是随意地还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起来的？

　　在这方面，学者们带着浓厚的兴趣探究了这位皇帝在首都建筑活动的意义。例如，普罗柯比在《建筑》的第一卷记载了查士丁尼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建筑状况。他的确提到，这些建筑不是随意建造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在首都建造了数个布局合理和有代表性的教堂和公共建筑群。在此人们也许会提到是否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建筑方案的问题，就是在任何建筑工程开工以前有一个充分酝酿的设计方案，还是只顾眼前、临时决定的即兴建筑。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真正有意义的是这个问题被赋予了某些思想。

　　尽管普罗柯比拥有丰富的写作资料，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另一个更深层次因素，就是他并没有记载查士丁尼全部的建筑成就(因为我们对查士丁尼建筑成就的了解主要通过普罗科比的《建筑》了解的)，这对于我们分析查士丁尼的建筑动机是有限制的。我们推测可能主要有以下原因：普罗柯比没有记载在考古学上或在文献上已广为人知的建筑，这些建筑有的已经淡出了他的记忆，或者不可能再作为他使用的资料来源列出；而另外的一些建筑则是他写完《建筑》以后才建成的；或者是普罗柯比已经停止写这篇论文了。在一些重要的事例中，我们知道一些细节，从实用主义观点来看，普罗柯比在其专著中忽略了查士丁尼兴建的许多更大价值的建筑。如在《建筑》(De aedificiis)[10](Ⅴ，6，25)中，据普罗柯比记载，只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医院，然而，我们从西里尔·曼戈的近年的著作中可知，这是一座有着200多张床位的医院，主要为来这座圣城生病的香客提供居住之所，并且每年被赋予3，700索里达的收入，其价值等同于1900年的7，400英镑的购买力，毫无疑问，这是头等重要的公共建筑措施，其重要性被普罗柯比忽略，主要因为可能他想重点描述查士丁尼在耶路撒冷新建的一座圣玛利亚教堂。[10](Ⅴ，6，1-25)第二，马拉拉斯提到普罗柯比也没有提到普罗柯比在亚历山大建造的输水管道。[18](P445)

　　因此，查士丁尼的建筑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对建筑的狂热程度，这是学者们普遍注意的问题。这些建筑包括查士丁一世统治时期建造的，因为那时查士丁尼在制定帝国政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者们阅读的只是普罗柯比在其著作《秘史》(The Anecdota)和《建筑》叙述的查士丁尼的建筑成就，可能自然地倾向于认为查士丁尼的大部分建筑工程出于他的功利主义的个性，这位皇帝巨大的建筑热情至少有时仅仅为了满足他自己和赛奥多拉的欲望而已。然而，关于查士丁尼建筑活动的合理性这一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如下几个因素。首先，就是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前任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早就发现了当时的帝国财政面临破产的危险。他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繁荣了帝国经济，使得帝国国库充实，在他死时，国库拥有23，040，000索里达的财富，是该政府年度现金财政预算(以同样的方式区别支出和岁入)的三倍还多，正常年份大概是7，000，000索里达。以这种大规模财政盈余的积累不仅要靠行政和财政的改革而且还要靠相当严格的节约措施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查士丁一世曾经评价他的前任“极其节俭”。极有可能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时期，对这些建筑物有一条精明的管理策略，即对公共建筑物采取维持现状、修理和基本不进行重建的策略。因此，当查士丁和查士丁尼接管帝国事务的时候，极有可能他们发现在建筑方面有大量的事务要进行弥补。其次，自从4世纪新都建立以来，君士坦丁堡的大型城市建筑工程几乎全部停止，仅有个别的小型建筑工程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加之如前所述阿纳斯塔休斯所奉行的节俭政策，至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城内建筑大多年久失修。第三，尤其重要的是发生在首都465年的大火毁坏了一半以上城区，532年的“尼卡起义”又使该城建筑遭到大面积的毁坏，满目疮痍，片片废墟，堆堆瓦砾，十分荒凉。因此重建首都不仅十分迫切，而且对于重新确立帝国的光辉形象也十分必要。

　　余论

　　我们在探讨查士丁尼时代留给后人的无数文化艺术瑰宝(其中最重要的是圣索菲亚教堂以及分散在帝国各地的众多的建筑工程)的同时，不能忘记这都是劳动人民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而不是哪一个封建帝王个人的功劳。但查士丁尼无疑为这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一方乐土。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文化建筑艺术精品虽然是以查士丁尼时代无数劳动人民的汗水、辛劳乃至于血泪为代价换来的，但它们毕竟要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6](P252)如此看来，查士丁尼时代的建筑成就恰恰反映了拜占庭早期经过两个世纪之久的恢复和重建，而且度过了奴隶制的危机之后，随着新的经济社会关系的确立，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和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而这在奴隶制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6](P252)当罗马奴隶社会的生产已经发展到穷途末路时，人民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劳动积极性都被奴隶制的野蛮剥削方式扼杀了，因此，人们对生产不感兴趣，也无意于从事什么改革和创造。只有在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以后，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在相对稳定的生活氛围中，劳动人民才有可能发挥其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可能在历史上谱写出如此辉煌的诗篇，画出如此色彩斑斓的巨幅画卷。因此，即使仅仅从查士丁尼的建筑艺术成就来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否认的，他的建筑和文化活动开了一代艺术天地的先河，成为中世纪拜占庭文化艺术的奠基人。[6](P252)因此，后人将查士丁尼时代誉为拜占庭文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9](VOL，2，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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