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

2021-02-07 23:49分类：世界古代史阅读：

【英文标题】Idealizing Classical Greece: Hellenism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作者简介】黄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 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前期西欧知识界对于希腊文化的阐述显示：理想化的希腊是欧洲现代性自我型塑和自我表述的万式，而以现代性为归宿的希腊想象又对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塑造和古代希腊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Hellenism成为欧洲在希腊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方式，而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也由此渗透进了我们对古希腊历史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Hellenism/现代性/古希腊

    起伏山峦望着马拉松——
    马拉松望着茫茫的海波；
    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一刻钟，
    梦想希腊仍旧自由和欢乐；
    因为，当我在波斯[人]墓上站立，
    我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奴隶。
    1821年，希腊独立革命爆发，自我流放而旅居意大利的英国诗人拜伦写下了《哀希腊》这一感人肺腑的诗篇，并把它添加进了自己正在创作的长诗《唐璜》中。①两年后，拜伦筹集了将近9000英镑战款，装备了一条以希腊英雄赫拉克利斯(罗马名赫丘利)命名、载重120吨的战船，带着几位好友和私人医生，从意大利热那亚赶赴希腊，投身那里的解放斗争。他立即成了一面为自由而战的旗帜。不幸的是，1824年，拜伦因感染伤寒，死于希腊西部的米索朗基(Missolonghi)。②
    拜伦并不是唯一志愿参加希腊独立战争的外国人。许多热血青年纷纷从欧洲各国甚至美国赶赴希腊，支援希腊人民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斗争。③拜伦的好友、诗人雪莱亦曾准备前往希腊，但在成行之前，不幸溺水身亡。大英帝国军官、苏格兰人托马斯·戈登在独立战争爆发不久就加入了进来，在希腊军队中充任指挥官，他在1833年出版了《希腊革命史》，④成了一名历史学家。乔治·芬雷在拜伦之后不久赶到希腊，加入了他的队伍。他在1843-1861年间出版了一系列希腊史著作，在1877年合为《自罗马征服至今的希腊历史》出版，⑤因此而成为杰出的历史学家。法国人马克西姆·雷博在1821年7月就跳上了从马赛驶往希腊的海船。他在希腊军队中担任过指挥官，回国后在1824-1825年出版两卷本《希腊回忆录》，⑥成为希腊独立革命的重要见证人。另一名法国人巴勒斯特(Baleste)接受独立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底米特里·伊普西兰提斯(Dimitrios Ipsilantis)之命，负责组建了希腊人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在1822年重组的正规军包括一个希腊营和一个由欧洲志愿者组成的“亲希腊者营”(Battalion of Philhellenes)。与此同时，西欧各国和美国都成立了希腊委员会，积极帮助希腊独立政权募集资金，并帮助欧洲各地的志愿者踏上前往希腊的旅程。⑦
    整个欧洲和美国似乎都动员起来了。独立革命爆发之初，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占领了克俄斯岛，对岛上居民大肆屠杀。1824年，法国著名画家德拉克洛瓦在巴黎沙龙展出他创作的《克俄斯岛大屠杀》，控诉土耳其人的暴行。在米索朗基被攻占后，他又在1826年展出了《米索朗基废墟上的希腊》，声援希腊人民的斗争。在美国，哈佛大学希腊语教授、1824年成为国会议员的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带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号召人们声援希腊的独立革命。
    一
    欧洲和美国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拜伦具有感染力的诗歌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1809-1810年的希腊之行后，拜伦于181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二章，向世人描绘了一个浪漫的希腊，一个令人充满遐想的希腊。他的这些诗篇很快传遍欧洲和美国，它们和《哀希腊》一样，虽然不是响亮的战斗口号，但感染力尤甚，无疑激发起了欧洲人的斗争热情。然而诗歌只有在引起共鸣时才能激发如此巨大的热情。因此，拜伦的诗歌不足以解释上述现象的发生。
    引起人们共鸣的是Hellenism，即西欧社会一场业已展开半个多世纪的将古希腊理想化的思想和文化运动。Hellenism具有多重含义。1836年，德国古典学家德罗伊森“发明”了“Hellenismus’一词，用它来表示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文化的扩张与传播，即我们熟知的“希腊化时代”。⑧但实际上这个词并非德罗伊森的创造，它出自古希腊语中的hellenismos。修昔底德曾用这个词的动词形式λληνσθησαν表示“希腊化”或者说对希腊方式的模仿。⑨它的名词形式真正出现在希腊文犹太《圣经》的“马卡比二书”中，用于表示犹太传统所不赞允的“希腊式生活方式”。⑩在同一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使用这个词表示“希腊的精神世界”。到了古代世界晚期，基督教作家又称“异教”(paganism)为Hellenism。在近代，直到19世纪德罗伊森用这个词表示特定历史时期之前，Hellenism都用来表示“希腊式生活方式”和“希腊的精神世界”。(11)而到了18世纪，当Helle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出现的时候，它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不仅表达了一系列的文化与政治理想，而且体现出强烈的对古典希腊理想化的色彩，以理想的古典希腊抒发、寄托现代欧洲的精神。(12)这一文化思潮兴起于18世纪中期的德国，它的发起者是德国人温克尔曼。
    1755年，温克尔曼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却对当时欧洲盛行的审美和文化观念产生了地震般的冲击。在这本标题为《对于模仿希腊绘画和雕塑的思考》(13)的小册子中，温克尔曼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变得伟大，如果可能的话，伟大得无可比拟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古代人。”(14)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宣言。因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艺术的崇高信条就一直是模仿自然。温克尔曼却打破了这个信条，认为希腊人关于美的观念虽然源于自然，但却“高出于自然”，“是完全出自心灵之理想的自然”。(15)因此，现代艺术如果要具有创造性，要达到纯粹的美，就应该模仿古典希腊艺术，而不是模仿自然。希腊艺术是单纯、完美与和谐的典范，代表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16)这位此前完全默默无闻、一朝横空出世的德国人一生从未踏足希腊的土地，仅仅凭借对古典文献的阅读，对《拉奥孔》等少数希腊艺术杰作复制品的直接感受和天才般的想象，就确立了对后世产生恒久影响的希腊艺术审美观。温克尔曼进一步阐述道：希腊充满阳光而温和的气候、希腊人对于体育竞技的热爱、他们的生活习性，造就了一个最为健美的民族，也是最会欣赏美的民族。最为重要的是，完美的希腊艺术是充满自由和欢乐的文明的产物。1764年，温克尔曼又出版了《古代艺术史》一书。虽然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埃及等地的其他古代艺术，但其中心仍然是希腊艺术。在这本奠定现代艺术史学科基础的著作中，温克尔曼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他在《对于模仿希腊绘画和雕塑的思考》中提出的思想。他还以一种有机理论对希腊艺术的发展进行了完整的解释。希腊艺术就像个完整的有机体，经历了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四个阶段。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有机论的解释并不新奇，但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艺术史不再是以对于单个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细致描绘为中心，而是基于对艺术作品赖以产生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把握，艺术作品被看成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文化表达。(17)
    温克尔曼第一个把古典希腊直接带到了欧洲人面前，因此被称为希腊的“重新发现”者。他的著作很快被翻译成英、法等欧洲主要语言，在全欧洲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德国，他更是开启了一个Hellenism的时代，亦称为德国的新人文主义。(18)歌德于1805年发表了专论《温克尔曼和他的时代》，从这个标题就可见温克尔曼在当时德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对于歌德而言，18世纪是温克尔曼主导的世纪，他在德国的地位无人能及。(19)温克尔曼之所以提倡模仿希腊艺术，当然并不全然是为了回到古代希腊，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再造现代艺术和现代文化。在温克尔曼之前，主导欧洲文学艺术的是文艺复兴所建立起来的以罗马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以及继之而起的法国古典主义，在艺术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颓废的洛可可和巴洛克风格。温克尔曼反叛了这个主导性的传统，他在希腊艺术中看到了一种单纯、极致的美。在温克尔曼看来，艺术作品不仅仅表现了希腊人外表的美，还表达了他们高贵的思想和情操，反映了他们美满和谐的生活世界。因此，单纯和极致的美是希腊文化的内涵，艺术不过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美，但它同样也体现在希腊文学作品之中。(20)即希腊艺术已经不纯粹是艺术，它代表和反映的是一个理想的文化世界。现代艺术、现代文化的发展都必须以此来衡量。让我们再次回到温克尔曼的宣言：“我们变得伟大，如果可能的话，伟大得无可比拟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古代人”。这个看似充满矛盾的呼吁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强烈的自我意识。模仿的目的是为了使现代人超越过去，即便是完美的希腊人。而温克尔曼所谓的模仿，已经不是指形式上的模仿，而是呼唤学习古代人的创造精神，追求纯粹的极致的美，创造一个超越古代人的绚丽的现代人的文化。与此同时，温克尔曼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意志的民族和文化精神，通过抛弃以罗马为中心的法国古典主义，将希腊确立为榜样，温克尔曼实际上不仅结束了“罗马人文主义及其法定后继者法国古典主义的文化主导性”，(21)给德意志带来了思想上的独立，而且将人们关注的重心从政治带向了文化领域。德意志作为文化民族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发端于温克尔曼。(22)
    因此，在18世纪中后期的历史背景下，温克尔曼对古代希腊艺术的阐述，引发了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具有型塑现代性意识的意义。通过树立一个完美的古代文化的榜样，温克尔曼提出了对于现代性的拷问。(23)面对古代文化的最高成就，现代人应该如何超越呢？这个问题成了18世纪后期乃至19世纪欧洲现代性意识的核心问题。温克尔曼本人给出的回答其实是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学习古代文化的精髓，以达到超越它的目的。他的这个思想得到当时德意志文人的普遍接受，但他的一些具体论断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出版两年之后，莱辛发表了著名的《拉奥孔》。这篇文艺批评散论以对温克尔曼的质疑开头，也以对他的批评结尾。温克尔曼以古代希腊群雕《拉奥孔》为例，认为希腊艺术的美在于对人物情绪的控制。他以充满文学性的笔调写道：“纵使海面惊涛骇浪，海底依然波澜不惊。同样，即使情感剧烈，希腊人物形象依然表现出心灵的伟大和镇静。”(24)莱辛对此提出了著名的批评，认为伟大的希腊和罗马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同样能够表现人物的情感宣泄。在提出这样的批评时，莱辛有两个潜在的用意。一是表示和法国古典主义传统彻底分道扬镳。如上文所述，温克尔曼转而推崇希腊，而且以审美来解释希腊文化的精神，已经代表了和法国古典主义的决裂，但是在莱辛看来，他仍然是后者的盟友，因为他在《关于模仿希腊绘画和雕塑的思考》开头就以讨论“希腊人的情趣”人手，那是伏尔泰的命题。另一个用意是为其剧作和他所推崇的戏剧艺术进行辩护，旨在说明诗歌优于形象艺术。这里的潜在意思是，作为一名出色的剧作家，他自己才是希腊诗歌和戏剧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他心目中的古代英雄是诗人荷马，而不是雕塑家菲迪亚斯。(25)
    更为根本性的批评来自于赫尔德。赫尔德本人深受温克尔曼的影响，曾研读《古代艺术史》达七遍之多。他接受了温克尔曼对于希腊文化的阐述，但是他的思想在根本上是历史主义的。(26)在他看来，尽管希腊文化可以作为现代人的榜样，但无论多么辉煌，却是古代历史的产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现代人不可能真正模仿希腊人。在1773年发表的一篇评论莎士比亚戏剧的论文中，赫尔德说道：“戏剧起源于希腊，它不可能起源于北方。但希腊的戏剧不可能出现在北方，因此北方的戏剧不会也不应该和希腊戏剧相同。”由此，现代人应该做的是学习古希腊人的创造精神，从而经由希腊而创造自己的成就，就像莎士比亚那样。莎士比亚能够领会希腊戏剧的精神，正因为他不是机械地模仿：“莎士比亚是索福克勒斯的兄弟，正因为他们如此不相像，结果恰恰是在本质上和他完全相像。”(27)赫尔德的这段话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现代性意识。和温克尔曼不同，赫尔德把希腊无情地推到了历史的过去。希腊是现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希腊失去了它的意义，恰恰相反，它是现代人借以创造自己的不可缺少的“兄弟”，是创造现代性的路径。
    温克尔曼理想的希腊和赫尔德逝去的希腊，在席勒的思想里似乎都得到了反映。1788年，席勒在作家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主持的《条顿信使》(Teutscher Merkur)杂志上发表了诗歌《希腊的神明》(Die Gtter Griechenlandes)，(28)热情讴歌希腊是人与神明和谐相处的世界，那里洋溢着美丽、青春、欢乐和爱情。他热切呼唤这个青春世界的复归：“啊，自然盛开的青年，你再回来吧！”但又深切地意识到它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了：“我向着森林、向着大海呼唤，啊，却听不到一点儿回声！”这首诗歌借理想的希腊抨击了启蒙理性和基督教的主导性，因而对于德国的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9)在席勒的笔下，希腊的神明象征了理想的自然，他们和希腊人的和谐相处寓意了希腊文化和理想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在随后发表的《论人类的审美教育》(1794年)和其他散论中，他一方面赞美希腊文化的理想，一方面又相信，现代人具有更高水准的理性和德性，因而能够超越黄金时代的希腊人。(30)赫尔德所表达的现代性意识在这里产生了明显的回响。
    然而，在温克尔曼之后，对德国人的希腊观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要数文坛巨匠歌德。1786年，歌德发表了《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开启了文学史家们所说的“魏玛古典主义”时代。(31)在这篇取材于欧里彼得斯同名悲剧的诗歌体剧作的开头，伊菲革涅亚唱道：“大海分隔了我和我爱的人们，日日夜夜，我伫立在海岸上面，用心灵寻找希腊人的土地。”(32)
    “用心灵寻找希腊人的土地”，寻找一个遥远的诗意的故乡，一个现代人失去了的美好、和谐的家园，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主题。歌德深受温克尔曼和莱辛的双重影响。温克尔曼所描绘的充满精神自由、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希腊，在他的思想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莱辛对于希腊诗歌和悲剧不同于形象艺术的阐述，使他摆脱了思想的束缚，得以进行创作上的大胆尝试。和他的许多作品一样，《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通过回到希腊的题材和主题，寻找现代人的精神源泉。歌德对于温克尔曼模仿希腊的宣言深信不疑，并通过自己的大量创作，力图复兴古典文学的辉煌。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对于德国人的希腊想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和这一时期所有文人一样，歌德所描绘的希腊并非真实的希腊，他以希腊的题材表现启蒙时期的理想。伊菲革涅亚以她的人性感化了蛮族人，她的回归不是通过希腊人征服蛮族人，而是被感化的蛮族人释放了她。这一人性的精神是歌德所呼唤的启蒙理想，而不代表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在希腊人的观念里，蛮族人是天生的、不能感化的，只有英雄式的征服才能解救出伊菲革涅亚。
    在《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之后，歌德又尝试创作《伊菲革涅亚在德尔斐》、《瑙西卡》(Nausicaa)、《被俘的普罗米修斯》、《海伦》等希腊题材的作品。但晚年的歌德渐渐意识到，理想的希腊世界不可挽回地逝去了，一味地模仿也不能寻回这个失去的家园。《浮士德》中的海伦飘然逝去，只留下一缕衣衫在浮士德手上，(33)最为深刻地象征了古典希腊的逝去。在某种程度上，歌德在1805年发表的《温克尔曼和他的时代》代表了向一个时代的告别，德国的古典主义时代就此终结。
    然而歌德对于希腊的热爱伴其一生。他以其人格感染力和巨大的号召力，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广希腊文化。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一些评论者对歌德都有所微词，认为他沉醉于以希腊为榜样的一个理想文化里，其实有逃避现实世界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冲突之嫌。但在歌德看来，现实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人们教化和文明的程度不够，以希腊文化的理想教化现代人，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34)他在晚年还呼唤：“让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希腊人！让我们都是希腊人！”(35)在时人看来，他的作品渗透着希腊文化的精神。在诗人海涅眼里，他的气质乃至相貌都是希腊式的。海涅写道：“在歌德身上能看到特殊人物个性和天才的完全和谐，他的相貌和生存于他作品中的思想一样突出。甚至他的相貌也是和谐、清晰和欢乐的，呈现出高贵的比例，可以借他研究希腊艺术，就像根据古典雕像一样。”(36)也许最能体现歌德追求的是在他1794年的生日之际，席勒写给他的书信即著名的“生日来信”中所说：“假如您生为希腊人，或即使生为意大利人，假如您从小就为美好的自然和理想化的艺术所包围，您的道路完全不至于这么曲折，……然而由于您生为德意志人，由于您的希腊精神被置于这北方的世界之中，您别无选择，要么成为一名北方的艺术家，要么利用您思想的力量，在您的想象中补充现实所没有赋予的那部分，并因此而如您所做的那样，通过理性思维而成为内在的希腊人。”(37)
    因而歌德是温克尔曼真正的继承者，他以其创作亲身实践了Hellenism的理想。而对于希腊理想的理论总结则要等到洪堡来完成，在《古典学术史》中，普费弗尔在评论Hellenism在德国的兴起时说：“温克尔曼是发动者，歌德是完成者，而威廉·冯·洪堡以其语言学、历史学和教育学著述，成了它的理论家。”(38)1792年，25岁的洪堡结识了哈勒(Halle)大学的古典学教授沃尔夫，并因为对希腊文化的共同兴趣而成为挚友，(39)两人的交流使他进一步明确了希腊文化的意义。这年年底，他撰写了《论古代研究、尤其是古代希腊研究》的专论，对于为什么要学习希腊文化以及如何学习希腊文化进行了专门论述。他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的人格，而古代希腊人是理想人格的体现，因而培养全面的人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习希腊文化，希腊人的性格体现了人类的初始性格：“在任何情形下，在任何时代，对这样一种性格的学习于人的发展肯定都是有益的，因为这种性格形成了人类基本性格的基础。但最为重要的是，由于一系列情况的共同作用，我们这个时代关注的是物质而不是人，是群体而非个人，是外在的价值和实用性而非内在的美和快乐；上层文化的多种多样性越来越远离本来的单纯性。在这样一个时代，回顾所有情形几乎正好相反的国度无疑是有益的。”(40)
    洪堡对于希腊文化典范作用的认识，和赫尔德以及席勒一脉相承。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一个超越的高峰。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浪漫主义思潮遽然而生。和同时代的许多学人一样，被席勒嘲笑为“希腊癖”(Grecomania)的早期浪漫主义主将小施莱格尔(Karl 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也是从古代文化的学习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和文学之路。在1790年进入哥廷根大学后，他就醉心于著名古典学家海伊纳(Christian Gottlob Heyne)的课程。1794年到了德累斯顿后，他决心系统研究希腊文学史，立志成为“希腊文学中的温克尔曼”。也正是在这里，温克尔曼开始了其希腊艺术研究并撰写了《对于模仿希腊绘画和雕塑的思考》。就是在这个时候，小施莱格尔已经开始思考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关系。在这年2月写给其兄长的信中，他说道：“在我看来，我们的诗歌的问题在于将本质上现代的与本质上古代的特性结合起来。如果我说歌德在艺术上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你肯定会理解我的意思。”(41)1799年，在《诗艺对话》(Gesprch über die Poesie)中，他再次评论说，歌德达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峰，第一次涵盖了全部古代和现代的诗歌，包含了一个永远前进的核心”。(42)1797年，小施莱格尔发表了《论希腊诗歌研究》，其中对于希腊诗歌的评论让人联想到温克尔曼的语调：“即使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仍然受到自然主宰的时候，希腊诗歌业已包含了完整的人类本性，表现了其最为圆满、最为愉悦的宁静状态，……其黄金时代达到了任何自然发展过程中所能达到的理想和美的最高峰。希腊诗歌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人类本性最具力量、最为纯粹、最为确定、单纯和完全的表现。”(43)在他看来，希腊诗歌是完整的、和谐的、优美的，因而是学习的榜样。但学习并不意味着模仿，而是领会希腊诗歌的精神。相对而言，现代诗歌是主观的、人为的、不和谐的。但他并不因此而否定现代诗歌。它带着自身的时代特征，只不过它必须获得一种“自立”，因为唯其如此，它才能真正地“模仿”希腊诗歌，即学习希腊诗歌的精神，进而达到诗歌的最高目标。现代经由古代获得了自己的意义，并由此而找到了超越古代的途径。正如德国浪漫主义研究专家贝赫勒所说，正是通过古典希腊文化的研究和讨论，通过阐明古代希腊和现代欧洲的内在差别，小施莱格尔及其兄长大施莱格尔为德意志文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欧洲文化)的转变铺平了道路。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起了现代主义作为古典主义的对立面和竞争者的地位，(44)现代诗歌不是要盲目地模仿希腊诗歌，而是要努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更高的成就，从而确定了早期浪漫主义的基调。(45)
    因此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Hellenism成为深刻影响德意志文化走向的关键性因素，以至于英国学者巴特勒称之为“希腊对德意志的专制”。在对这一时期德国的Hellenism研究中，巴特勒总结说：“希腊深刻地改变了现代文明的整个走向，在人们了解她的每个领域，都施加了她的思想，她的标准，她的文学形式，她的意象，她的想象和梦想。……在整个欧洲，希腊的影响不可估量，而在德国则最为强烈。”(46)
    二
    正是在这股Hellenism热潮中，作为现代学科的古典学率先在德国建立和发展起来。1777年，一位名叫沃尔夫的学生进入哥廷根大学，要求注册学习“古典学”(studiosus philologiae)，这标志着现代古典学正式确立。而洪堡在1809年被钦命为普鲁士教育部部长，得以进一步把他的Hellenism理论付诸实践。他改革普鲁士教育系统，建立起文科中学体系，推广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核心的古典人文教育，并在1810年创建后来成为现代大学原型的柏林大学，亦使古典学成为人文学术的基础和核心。古典教育深深植根于整个德意志的教育体系之中。
    但正如巴特勒所说的，Hellenism并非德国特有的文化思潮，而是席卷了整个欧洲的文化运动。几乎是在温克尔曼着手写作《对于模仿希腊绘画和雕塑的思考》的同时，两位英国人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和里伏特(Nicholas Revett)踏上了阿提卡的土地，花了两年时间考察雅典的古迹。1762年，他们出版大型画册《雅典古迹》(The Antiquities of Athens)第一卷，将古代希腊建筑直接介绍给了英国人，从而开启了英国的Hellenism。(47)不久，通过其著作的英译以及莱辛、席勒、歌德和施莱格尔兄弟的作品，温克尔曼的思想传到了英国，对英国的Hellenism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8)虽然和德国的Hellenism主要基于文献和想象不同，英国的Hellenism从一开始就带有朝圣的意味，更为注重寻访希腊的古迹和名胜，(49)但却同样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在其著作的前言中，斯图亚特和里伏特写道：“在欧洲，也许没有地方比……阿提卡及其都城雅典……更能激起典雅文学热爱者的好奇心。……据说仍然保留在那里的古迹……是杰出雕塑和建筑的最完美榜样。”(50)半个多世纪之后，拜伦以令人难忘的笔调，抒发了同样的情怀：
    这儿无处不是英灵萦绕的圣地；
    你的土地没有一寸失于凡庸，
    真是千里方圆之内都值得惊奇，
    缪斯的故事都像是真实的事情；
    只是我们的两眼惊异地看得酸痛，
    我们少年时代的梦幻所系的胜景；
    所有深深的幽谷、原野和山峰，
    都藐视着那摧毁你神殿的力量：
    时光能推倒雅典娜神殿，却不能摧毁灰色的马拉松。(51)
    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后，拜伦的好友、诗人雪莱立即写下了抒情诗剧《希腊》(Hellas)，号召欧洲人援助希腊的解放事业。在诗剧的前言中，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我们全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根源都在希腊。若非希腊，罗马这个引导者、征服者和我们祖先的母城就无法以她的武力传播文化，我们可能仍然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我们可能会像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制度那样，进入一个停滞的和悲惨的状态。”(52)
    在一定程度上，是浪漫主义诗人所描绘的理想希腊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希腊成为英国关注的中心，使希腊开始融入其民族文化。(53)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在希腊看到了他们所推崇的理性和自由的源头。狄德罗认为泰勒斯第一个发现了科学方法，而苏格拉底则是自由思想的典范，为此他亲自翻译了柏拉图的《申辩》篇。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在1750年写道：古典希腊是“幸福的时代，所有艺术光耀四方，高贵的竞争热情从一个城邦迅即传到另一个城邦”。(54)伏尔泰在文学、哲学和伦理学等方面都深受希腊的影响。(55)对于启蒙思想家而言，希腊理想的意义在于，它是表达新思想的方式，是批判经院哲学、法国政治制度和基督教的有力武器。(56)和英国一样，法兰西同样深受温克尔曼的影响，温克尔曼的著作刚一出版，即受到广泛关注。在革命时期的法国，温克尔曼的思想得到了新的发挥：对于启蒙思想家和法国革命思想家而言，古典希腊不仅是“我们的老师和榜样”(nos matres et nos modèles)，她就是法兰西的未来，法国理应是希腊的合法继承者。(57)
    至此我们的分析似乎足以清楚地表明，18世纪中期兴起的Hellenism席卷了西欧，它显然并不是纯粹好古癖的体现，其重心也不在客观或者冷静地理解古代希腊的历史，而在于借想象的希腊，阐述现代性的理想，探寻现代性的道路。从根本上说，在18世纪，随着工业化和启蒙运动的全面展开，西欧社会、经济和思想领域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西欧知识阶层发现，需要追寻自己的文化根源，以理解现实的发展和把握未来的方向。基督教文明赖以产生的希伯来传统已经无助于理解这一新的发展了，它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替代希伯来宗教文化的传统，一个和启蒙精神相合的世俗的、理性的传统，古典希腊文化由此全面进入了西欧知识界的视野之中。用一个美国学者的话说：“应该不令人吃惊的是，18世纪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变化致使人们需要重新看待未来，但是它也促使人们试图世俗地理解欧洲历史和文化的基础。因此，在欧洲进入现代性这一未知领域的时候，不仅需要把握未来，全新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状况也需要一个修正了的奠基神话，需要以一种方式建构过去本身，以便人们能够看到一条连贯的道路，它从欧洲的开端通向其想象的命定之地。人们在古代希腊找到了这一神话，但它包含了新兴的理想和抱负。”(58)换言之，欧洲需要一个赖以理解其空前社会经济发展并为未来指明方向的文化认同，需要明晰欧洲的特性，而Hellenism正好提供了这一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提供了理解欧洲特性的基点。这里的逻辑在于，古典希腊文化被看成是古代文明的高峰，是和谐、完善和完美人性的象征，是科学和理性、民主与自由的代表，也是现代欧洲文明直接的先驱，是它的源泉。雪莱的宣言“我们都是希腊人”直接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约翰·穆勒在1846年以一个著名的论断回应了雪莱的说法。他写道：“即使是作为英国历史上的事件，马拉松之战也比黑斯廷斯之战更为重要。如果那天的结果相反，不列颠人和撒克森人可能仍然生活在丛林之中。”(59)洪堡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看法。在1807年发表的一篇专论中，洪堡提出，德意志人是最早深刻理解希腊文化的民族，德意志和希腊有着特殊的亲近关系，这反映在它们的语言、性格和政治境遇的相似性方面。(60)建构这个更适于理解现代性的新的“奠基神话”，成为欧洲获得文化认同的路径。与此同时，在欧洲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古典希腊成了现代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但从温克尔曼、赫尔德、席勒、歌德、洪堡到法国启蒙与革命思想家，到英国浪漫主义者，都认识到效法古典希腊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学习其精神，为了超越这个过去的最高峰，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现代文明。(61)现代性以古典希腊这个参照物而凸显自身，经由古典希腊而得以形成清晰的概念，并且通过希腊文化的理想而表达出来。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对古典希腊文化的了解与研究不在于重现一个真实的希腊，而在于欧洲本身，Hellenism由此而获得了其基本的内涵和现实的意义，古典希腊是一个想象的希腊，一个理想的希腊，一个用于阐述现代性的虚构。Hellenism不以希腊本身为目的，德国那些伟大的希腊文化推崇者如温克尔曼、歌德等都从未踏足希腊的土地，甚至于抗拒了这种诱惑，即是一个明证。
    三
    作为现代性的自我表述方式，Hellenism有力地阐明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从根本上说，现代性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是文明社会的象征，代表了人性的完善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乃至目标。因而，现代性也包含了普世性的价值。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样的观念通过理想化希腊，把它置于其他古代文明之上，提高到代表人性、代表美本身而表述出来。当然，Hellenism的话语之所以如此有力地表述了现代性，还在于它和“东方主义”话语恰到好处的配合。在用于表述西方自身的Hellenism成为一种思潮的时候，用于表述其作为对立面的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也开始形成，它成功地把东方表述为欧洲文明的“它者”，代表了现代性价值的反面。(62)因此我们看到，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性从两个方面表述和界定自身：一方面通过Hellenism阐明现代性的理想、价值与诉求，另一方面又通过东方主义话语将“东方”乃至它所代表的全部非西方文明置于现代性的对立面，这两者交相作用，共同确立了现代性作为普世价值的支配地位，从而完成了现代性的叙述。
    反过来，现代性借以表达自身的Hellenism对现代希腊和古典希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现代希腊民族国家是欧洲的创造。在历史上，希腊人虽然有着强烈的民族与文化认同，但希腊却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在古代，希腊人的世界由上千个大大小小独立的城邦组成。古典时代之后，希腊人相继为马其顿、罗马、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所统治。现代希腊国家的建立，其根本的推动力乃是作为现代性核心内容之一的民族国家观念。受到欧洲Hellenism的影响，希腊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他们是文明世界普遍景仰的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因而到独立革命前夕，对古典希腊的崇拜(arkhaiolatreia)达到了痴迷的地步。(63)希腊独立运动的精神导师里加斯(Rigas Velestinlis)和科拉伊斯(Adamantios Korais)都深受启蒙思想和美国革命及法国革命的影响。(64)在法国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年，里加斯来到维也纳，在这里一边以文为生，一边进行革命宣传。1797年，他在这里写下了《人权宣言》和希腊共和国政体纲要，(65)号召以法国革命为榜样，建立一个希腊共和国。次年他因革命宣传而被捕，并被土耳其人处死在贝尔格莱德。科拉伊斯则在法国革命的前一年来到巴黎，并在这里度过余生。作为一个学者，他把希腊古典著作翻译成现代希腊文，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宣传革命。因为他相信，教育是获得民族自立与解放的途径。然而他的翻译工作远非纯粹学究式的，而是要唤醒他的同胞的民族意识。在1821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现代希腊文译本前言中，他饱含热情地写道：“可爱的祖国啊，我再也无法写下去了，心灵的激动打断了我，我的手再也无法动弹，两眼热泪盈眶。我从你的怀抱中出走，是因为不忍目睹你日复一日被蛮族人无法无天的行为所折磨。在这痛苦生命的最后日子，我得悉你在暴君统治之下所枯萎了的自由再次绽放。”(66)在此，他所提倡的古典文化教育被赋予了政治意味，成为构建民族国家意识的方式。通过翻译古典著作，他有意识地培养了希腊的理想。(67)
    如果说欧洲的Hellenism以及与之关联的现代性意识激发了希腊民族的独立意识，那么在独立之后，Hellenism同样成为欧洲现代性支配希腊的方式。在独立之时，希腊历史业已融入了拜占庭、东正教、土耳其、阿拉伯和斯拉夫等多种文化元素，希腊人远非纯粹古典希腊文化的继承者。相反，在人们的记忆中，古典希腊业已尘封两千年了。然而在欧洲Hellenism和现代性双重激励之下兴起的希腊民族国家，却又不得不依靠这个从欧洲进口的Hellenism来构建其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民族认同。虽然希腊人确信，古典希腊是他们民族过去的历史，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古典希腊却是欧洲的“发现”，是欧洲的表述和想象。正如希腊著名学者苏卡拉斯所说，“形成一个独特的现代希腊认同的主要叙述轮廓，是作为一个更为广泛的欧洲文明的表述在西欧确定的。作为欧洲起源神话的内在组成部分，希腊在兴起之时，即被赋予了一个抽象的、普世的、历时的和不可剥夺的民族的历史过去”，因此，“古代希腊这个进口的观念为新的民族实体提供了基础”。(68)然而这个进口的民族认同却和希腊人长期生活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历史经历和感受大相径庭，因而必然和本土生长起来的地域文化认同产生冲突。现代希腊语的分歧即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从科拉伊斯开始，深受西方影响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就提倡一种更接近古典希腊语的纯净希腊语(Katharevousa)，(69)旨在取代普通人使用的、融入了东方元素的通用语。相应的，是复兴古典传统，称他们自己为“希腊人”(Hellenes)，还是遵从拜占庭帝国以来的传统，称自己为“罗马人”(Romioi)，就形成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自我认同。(70)在现代性所包含的“西方”和“东方”二元认知体系笼罩之下，位处东西方之间、本为连接它们的桥梁的希腊，却发现它像许多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民族一样，被迫在现代性和本土文化传统之间、在“西方”和“东方”之间作出抉择。而作为欧洲现代性产儿的希腊民族国家，其实又无法摆脱其双重矛盾的自我认同困境进行真正自主的选择。因此欧洲的“Hellenism”演变成了一种殖民主义，一种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文化想象而推行的殖民主义，它因此而更加隐蔽，更不容易为人所察觉，但却同样强而有力。(71)
    另一方面，Hellenism也对古代希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在18世纪后期建立起来的现代古典学极力提倡对古代的科学研究，沃尔夫后来成为古典学教授后，不遗余力地倡导建立“古代研究的科学”(Altertumswissenschaft)，而19世纪的德国古典学也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强调对希腊罗马的文献典籍进行细致的考订与整理，但在Hellenism高峰时期兴起的古典学仍然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理想希腊的诸多元素，以至于伟大的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在其《古典学术史》中，也不得不承认古典学的兴盛是那个时代“普遍精神和知识复兴”的一部分，并且认为一部古典学术史不能不提到莱辛、歌德、赫尔德、洪堡和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名字。(72)这其中，推动古典学发展的两个最重要人物是歌德和洪堡，而他们恰恰是理想希腊的最大推崇者。对于洪堡而言，希腊人是“人性的象征——是人性最为优雅、纯粹和完美的构成”。现代人所要寻求的正是这种希腊理想。他说：“因此，我们的希腊研究大不同于其他的历史研究。对我们而言，希腊人超越了历史的循环。……如果我们胆敢把用于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标准用于他们，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认识到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我们对于希腊的了解不仅仅是愉快的、有用的或者是必须的——不，只有在希腊人这里我们才寻找到了我们理想的自身。如果说其他历史以人类智慧和人类经验丰富我们，那么从希腊人那里我们获得的是某种超凡脱俗的东西——是某种神圣的东西。”(73)在此洪堡的理想希腊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很难想象，歌德和洪堡的这种取向对古典学的研究不会产生影响。洪堡的作用更在于，他在改革普鲁士教育体制的时候，其实是以希腊理想为核心来设计新的教育与学术体制的。正如一位学者所注意到的：“德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核心是洪堡的理念，即古代希腊人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文化体，它能够被植入德国的现代性之中。”(74)洪堡所阐述的希腊人纯粹的、完美的人性思想，反映在古代希腊研究之中，就演变成了马丁·伯纳尔在《黑色雅典娜》中所批评的种族中心主义解释模式。伯纳尔认为，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早期，欧洲人对希腊文化的解释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注重希腊文化和埃及以及东方联系的“古代模式”转向了分割这种联系、强调希腊文化纯洁性的“雅利安模式”。对此伯纳尔的解释是，基督教会对于埃及文化影响的担忧、种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进步观念的确立是导致这一转向的原因。(75)但伯纳尔的解释似乎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欧洲的现代性建构及其相应的起源神话的修订，无疑是更为根本的因素，伯纳尔所列举的原因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后果罢了。欧洲象征了和野蛮落后的东方相对的现代文明，因而作为其起源神话的古代希腊，其文明不可能受到东方的影响，只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是欧洲土生的(autochthonous)文明。
    作为Hellenism的核心，纯粹的希腊文化应该是理性、秩序、自由和民主的化身，所以西方人理想的希腊是城邦时代的希腊。反映在古希腊历史研究中，城邦文明的兴起及兴盛就成为主导性的框架。前城邦时代体现出和城邦文明非常不同的特征，因而必定和城邦文明没有多少因承关系。沿着这样的逻辑，西方学者把看起来体现出专制王权特征的迈锡尼文明称为“东方式宫殿文明”，而倾向于强调迈锡尼文明与希腊城邦文明之间的断裂以及公元前8世纪希腊文明的“新生”或者“复兴”，进而确立了一个城邦兴起的范式，成为诸多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76)然而在笔者看来，所谓希腊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公元前1200-公元前750年)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及其相应的学术逻辑影响之下形成的。(77)所谓的“多里安人入侵”之说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可靠文献和考古材料的支撑，但因为它有助于证明在“黑暗时代”之后城邦文明“复兴”之说，(78)因此长期为西方学者所接受，尽管由于和西方学术的实证原则明显相悖，有时候这种接受是默认的，而不是公开的。实际上，根本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在希腊历史上存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弥尔曼·帕里就通过对塞尔维亚口传诗歌的田野调查研究，阐明荷马史诗是一代代游吟诗人传承下来的口头作品，因而其实际的创作要早于其成书的公元前8世纪。(79)这就意味着，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历史情形要追溯到所谓的“黑暗时代”。杰出的古代史家芬利也由此认为，史诗反映的是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而非公元前8世纪的情形。(80)更具有冲击性的是，近年来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城邦的早期形态业已存在于荷马史诗所描绘的社会之中。(81)即是说，希腊城邦的兴起很可能早于公元前8世纪。于是西方学者所极力阐述的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文明“新生”说就无法成立了。在更为忠实地信奉“黑暗时代”说的考古学领域，勒夫坎第(Lefkandi)遗址的发现本应促使学者们反思传统的说法。勒夫坎第位于城邦最早兴起的尤卑亚地区，其令人瞩目的大型建筑从公元前12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9世纪。然而仍有学者以其属于例外为由，而忽略其潜在的颠覆意义。这正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新生代希腊史家在最新出版的早期希腊史中所采取的立场，“黑暗时代”再次被明确地写进了可能确定新一代范式的著作，旧有的正统观念再次得到了申述和进一步的辩护。(82)实际上，除了勒夫坎第遗址的发现之外，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已足以动摇“黑暗时代”说的基础。自从1952年线形文字B被释读之后，希腊城邦文明和迈锡尼时代之间的联系就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不仅希腊宗教和诗歌的传统，而且墓葬习俗、音乐和舞蹈，乃至重装步兵作战都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83)1991年，多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即已对整个“黑暗时代”纪年体系提出质疑。(84)在此之前，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对“雅利安模式”的批判，也已揭示了“黑暗时代”说背后的价值取向。这些都表明，对于“黑暗时代”的重申似乎已不是纯粹从古代历史研究的角度所能理解的了。它提醒我们，现代人的自我关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如何主导着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的。
    晏绍祥、李剑鸣、金寿福、张巍、吴晓群、夏洞奇、洪霞及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鸣谢。笔者也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唐璜》第3章第86节，《拜伦诗选》，查良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71—179页。英文本参见Jerome J. McGann, ed., Lord Byro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vol. V,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88-192.《哀希腊》共16小节，本文所引为第3小节。
    ②关于拜伦的传记，可参见Leslie A. March and, Byron: A Biography, 3 vols., New York: Knopf, 1957; Phyllis Grosskurth Byron: The Flawed Angel,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7; 关于拜伦和希腊独立革命，参见David Brewer, The Flame of Freedom: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1821-1833, London: John Murray Ltd., 2001, chapters 19 and 20.
    ③欧洲志愿者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瑞士、丹麦、西班牙和波兰，其中德国的最多。参见David Brewer, The Flame of Freedom: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1821-1833, chapter 14.
    ④Thomas Gordon, History of the Greek Revolution, and of the Wars and Campaigns Arising from the Struggles of the Greek Patriots in Emancipating Their Country from the Turkish Yoke, Edinburgh: W. Blackwood, London: T. Cadell, 1844(second edition).
    ⑤George Finlay, 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Ro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Ti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7.
    ⑥Maxime Raybaud, Mémoires sur la Grèce, 2 vols., Paris: Tournachon-Molin, 1824-1825.
    ⑦成立于1823年的伦敦希腊委员会便是一个例子，参见David Bonham Stires，The London Greek Committee, Byron, and Delacroix: A Study of Cultural Domination during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1821-1829, BA thesi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chapter 2.
    ⑧Johann Gustav Droysen,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Hamburg: F. Perthes, 1836.

    (11)参见Hubert Cancik and Helmuth Schneider, eds., Brill's New Paul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5, p. 85.
    (12)参见Ian Morris, "Archaeologies of Greece," in Ian Morris, ed., Classical Greece: Ancient Histories and Modern Archaeolo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47，尤见p.11英文中的philhellenism也用来表示同一时期的一种潮流，但和Hellenism不同，philhellenism通常表示对现代希腊及其人民的热爱。参见Richard Jenkyns, 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
    (13)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1755.德文和英文对照版见Winckelmann, Reflection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complete German text with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lfriede Heyer and Roger C. Norton),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本文为作者在国外从事访问研究期间所撰，不便引用一些文献的中译本，均采用原文或者英译本，特此说明。
    (14)Winckelmann, Reflection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p. 5.
    (15)Winckelmann, Reflection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p. 15.
    (16)德文原文为"eine edle Einfalt, und eine stille Grβe," Winckelmann, Reflection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p. 32.
    (17)英文版见Winckelmann, History of the Art of Antiquity, trans. Harry Francis Mallgrave, Los Angeles: Getty Publications, 2006.正如诸多学者注意到的，温克尔曼的前后论述存在矛盾。《古代艺术史》对艺术的历史性分析实际上意味着，艺术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因而是无法模仿的。这等于否定了他在《对于模仿希腊绘画和雕塑的思考》中的观点，但这并不削弱他的创造性分析所带来的影响。
    (18)参见K. J. Dover, ed., Perceptions of the Greeks, Oxford and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Ltd., 1992, chapter 8: "Germany 1750-1830" by Joachim Wohlleben, pp. 170-202,尤见pp. 170-174; Ernst Behler, "The Force of Classical Greec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Romantic Age in Germany," in Carol G. Thomas, ed., Paths from Ancient Greece, Leiden and New York: E. J. Brill, 1988, pp. 119-139，尤见pp. 122-123; Rudolf Pfeiffer 则称之为neohellenism，见其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ter ⅩⅢ.亦有称之为新古典主义者。
    (19)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Goethe's Collected Works, vol. 3), edited by John Gearey, trans. Ellen von Nardroff and Ernest H. von Nardroff, New York: Suhrkamp Publishers, 1986, pp. 99-121.
    (20)Winckelmann, Reflection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pp. 37-39.参见Charles C. Grair, "Antiquity and Weimar Classicism," in Simon Richter, ed., The Literature of Weimar Classicism(vol. 7 of James Hardin, ed., The Camden House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Rochester, NY and Woodbridge, Suffolk: Camden House, 2005, pp. 62-88，尤见pp. 65-66.
    (21)Ernst Behler, "The Force of Classical Greec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Romantic Age in Germany."
    (22)参见David Pugh, "Schiller and Classical Antiquity," in Steven D. Martinson, 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Friedrich Schiller,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2005, pp. 47-66，尤见p. 49.
    (23)关于温克尔曼对于型塑现代性的意义，可参见David S. Ferris, Silent Urns: Romanticism, Hellenism,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 1: "Greece and the Invention of Culture: Winckelmann," pp. 16-51.
    (24)Winckelmann, Reflection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p. 33.
    (25)《拉奥孔》英文本见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Laocon: An Essay on the Limits of Painting and Poetry, trans. Edward Allen McCormick,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2；莱辛对于法国古典主义的抨击，海涅在《浪漫主义派别》中已有所评述。参见Heinrich Heine, "Die Romantische Schule，”载其Smtliche Werke, band Ⅲ: Schri ften zur Literatur und Politik I, Düsseldorf and Zürich: Artemis &Winkler Verlag, 1996, pp. 259-394，尤见pp. 272-274;英文版见Heinrich Heine, The Romantic School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pp. 1-127，尤见pp. 13-14.对于莱辛思想的解读参见Brad Prager, Aesthetic Vision and German Romanticism: Writing Images, Rochester, NY and Woodbridge, Suffolk: Camden House, 2007, chapter 1: "Interior and Exterior: G. E. Lessing's Laocoon as a Prelude to Romanticism," pp. 17-33，尤见p. 21.
    (26)关于赫尔德的历史主义思想，可参见Georg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pter Ⅱ，尤见pp. 30-43.
    (27)参见Eva Knodt, "Dramatic Illusion in the Making of the Past: Shakespeare's Impact on Herd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Wulf Koepke, ed.,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Language, Hist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Camden House, 1990, pp. 209-223.引文译自pp. 212, 214.
    (28)英文译本见Schiller, The Poems of Schiller, trans. Edgar A. Bowring,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6, pp. 72-75.
    (29)参见Charles C. Grair, "Antiquity and Weimar Classicism," pp. 75-76.
    (30)关于席勒的Hellenism,参见David Pugh, "Schiller and Classical Antiquity," pp. 47-66; K. J. Dover, ed., Perceptions of the Greeks, chapter 8: "Germany 1750-1830" by Joachim Wohlleben, pp. 170-202，尤见pp. 176-177.
    (31)参见Simon Richter, ed., The Literature of Weimar Classicism.
    (32)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Iphigenie auf Tauris," in Goethe, Dramen, Kln: Knemann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1997, pp. 329-402，引文见p. 331: "Mich trennt das Meer von den Geliebten,/Und an dem Ufer steh'ich lange Tage,/Das Land der Griechen mit der Seele suchend."
    (33)《浮士德》第二部，第三幕，第5441—5447行。英译本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Part Two, trans. Martin Greenber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2.
    (34)Charles C. Grair, "Antiquity and Weimar Classicism," p. 77.
    (35)K. J. Dover, ed., Perceptions of the Greeks, chapter 8: "Germany 1750-1830" by Joachim Wohlleben，引文见p.181.
    (36)Heinrich Heine, "Die romantische Schule," p. 303.
    (37)1794年8月23日席勒致歌德，参见L. Dora Schmitz, tran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chiller and Goethe from 1794 to 1805,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77, p. 7.
    (38)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p. 170.
    (39)Paul R. Sweet, Wilhelm von Humboldt: A Biography,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 1, pp. 123-125.
    (40)Wilhelm von Humboldt, "ber das Studium des Altertums, und des Griechischen Insbesondere"(1792)，引自K. J. Dover, ed., Perceptions of the Greeks, p. 199.
    (41)1794年2月27日致大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引自Robert J. Richards, The Romantic Conception of Lif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Age of Goeth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 22.
    (42)Ernst Behler, Jean-Jacques Anstett, and Hans Eichner, eds., Kritische Friedrich Schlegel Ausgabe, II, München & Wien: Verlag Ferdinand Schningh, 1967, p. 347.
    (43)Friedrich Schlegel, 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uart Barnet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 48.
    (44)Ernst Behler, "The Impact of Classical Antiquity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Romantic Literary Theory of the Schlegel Brothers," in I. Konstantinovic, et al., eds., Classical Models in Literature, Innsbruck: Verlag des Instituts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der Universitt Innsbruck, 1981, p. 141.
    (45)K. J. Dover, ed., Perceptions of the Greeks, p. 186.
    (46)E. M. Butler, 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5; reprint,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p. 6.
    (47)参见 Richard Jenkyns, 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pp. 1-7.
    (48)参见 Richard Jenkyns, 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p. 13; Frank M. Turner, 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9-43.
    (49)1801-1806年，Elgin勋爵凿下雅典巴特农神庙上的浮雕运回英国(因此而被称为Elgin Marbles)，从1807年起在伦敦展出，也使英国人得以直接欣赏古典希腊的艺术。
    (50)引自 Richard Jenkyns, 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p. 2.
    (51)"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II, 88, in Jerome J. McGann, ed., Lord Byro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vol.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73.译文见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杨熙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略有修改。
    (52)Shelley, Shelley's Poetry and Prose, selected and edited by Donald H. Reiman and Sharon B. Power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1977, pp. 406-440，引文见 p. 409.
    (53)Jennifer Wallace, Shelley and Greece: Rethinking Romantic Hellenism,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p. 12-13.
    (54)参见 Dirk T. D. Held, "Shaping Eurocentrism: The Use of Greek Antiquity," in John E. Coleman and Clark A. Walz, eds., Greeks and Barbarians. Essay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Non-Greeks in Antiquity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Eurocentrism, Bethesda, Maryland: CDL Press, 1997, pp. 255-272, 尤见 pp. 259-260.
    (55)David H. Jory, "Voltaire and the Greeks," in Theodore Bestermann, ed.,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153, 1976(Transaction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Enlightenment, vol. III), Oxford: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at the Taylor Institution, 1976, pp. 1169-1187; Michèle Mat-Hasquin, Voltaire et l'Antiquité Grecque(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197, 1981), Oxford: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at the Taylor Institution, 1981.
    (56)Michèle Mat-Hasquin, Voltaire et l'Antiquité Grecque, p. 49.
    (57)Edouard Pommier, "Winckelmann et la Vision de l'Antiquité Classique dans la France des Lumière et de la Révolution," Revue de l'Art, no. 83, 1989, pp. 9-20.
    (58)Dirk T. D. Held, "Shaping Eurocentrism: The Use of Greek Antiquity," pp. 255-256.
    (59)John Stuart Mill, "Grote's History of Greece[1]"(1846), in J. M. Robson, ed.,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X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pp. 271-305,引文见p. 271.黑斯廷斯之战指1066年诺曼底威廉公爵征服英国的决定性之战。
    (60)洪堡1807年所发表的《希腊城邦衰亡史》("Geschichte des Verfalls und Unterganges der Griechischen Freistaaten"), 参见 Charles C. Grair, "Antiquity and Weimar Classicism," p. 79.
    (61)笔者认为，在讨论现代性的语境之下，国内世界史领域通常采用的世界近代和现代的分期不能适用，在于这一分期人为地割裂了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本文将传统所说的“近代”看成是属于现代的范畴。
    (62)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first edition, 1978).
    (63)Richard Clogg, A Concise History of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second edition(first edition 1992), p. 27.
    (64)Loukis Charilaou Theocharides, The Greek National Revivial and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71.
    (65)Rigas Velestinli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又作"The Rights of Men")"The New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Rumeli, Asia Minor, the Archipelago, Moldavia and Wallachia," 均见Richard Clogg, ed. and trans.,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6, pp. 150-157及pp. 157-163.
    (66)参见 David Brewer, The Flame of Freedom: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1821-1833, p. 22.
    (67)Stathis Gourgouris, Dream Nation: Enlightenment, Colon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odern Gree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from p. 96 on.
    (68)Constantinos Tsoukalas,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Me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Modern Greece, and Possibly Elsewhere as Well,"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7, no. 2(December 2002)，pp. 32-46，引文见pp. 37-38；参见Stathis Gourgouris, Dream Nation: Enlightenment, Colon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odern Greece, pp. 72-73.
    (69)在现代希腊语中，Katharevousa是“净化的语言”的意思。
    (70)Constantinos Tsoukalas,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Me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Modern Greece, and Possibly Elsewhere as Well."
    (71)参见Michael Herzfeld, "Towards an Enthnographic Phenomenology of the Greek Spirit,"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6, no. 1(June 2001), pp. 13-26.
    (72)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London: Duckworth, 1982(first published as 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 in 1921,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d by B. G. Teubner Verlag in 1927), pp. 105-107.
    (73)Humboldt, Geschichte des Ver falls und Unterganges der Griechischen Freistaaten, 1807, 见 Wilhelm von Humboldt, Humanist without Portfolio, trans. Marianne Cowa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79.
    (74)Stathis Gourgouris, Dream Nation: Enlightenment, Colon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odern Greece, pp. 132-133.
    (75)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 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1 of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76)对于这一点，笔者将专门撰文予以论述。
    (77)关于“黑暗时代”概念的历史，参见Ian Morris, "Periodization and the Heroes: Inventing a Dark Age," in 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 eds., 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 Historicism, Periodization, and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96-131.
    (78)Ian Morris注意到，“多里安人入侵”说是l 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的产物，它对于希腊人的种族纯洁性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释。参见其"Periodization and the Heroes: Inventing a Dark Age," p. 111.
    (79)Milman Parry,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edited by Adam Par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80)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9, second revised edition(first published in 1954), p. 48.
    (81)Stephen Scully, Homer and the Sacred C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晏绍祥：《荷马时代的“polis”》，《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5—159页。
    (82)Jonathan M. Hall, 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ca. 1200-479 BCE, Malden, Mass.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 62-66.
    (83)Sara P. Morris, "Daidalos and Kadmos: Classicism and 'Orientalism'," Arethusa, special issue, Fall 1989: The Challenge of Black Athena, pp. 39-54.
    (84)Peter Jam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I. J. Thorpe, Nikos Kokkinos, Robert Morkot and John Frankish, Centuries of Darkness: A Challenge to the Conventional Chronology of Old World Archaeolog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1;参见黄洋：《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综合研究——对所谓“黑暗时代”的挑战》，《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第108—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