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恒疯人院是近代伦敦著名的公立疯人院，由13世纪中叶的宗教收容所发展而来，全称为伯利恒圣玛丽疯人院，1377年开始收容疯人，1547年亨利八世下令改为皇家精神病院。历史学家乔纳森·安德鲁斯和罗伊·波特在《伯利恒疯人院史》中认为它是欧洲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疯人院，存在虐待疯人的现象，其中影响最恶劣的就是疯人展演。

　　作为景观的“畸形秀”

　　从17世纪末起，伯利恒疯人院对游人开放，允许游人参观疯人。1676年，该疯人院搬到新建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中，前来游览的人应接不暇。游客拿着酒和其他物件挑逗疯人，刺激他们，使他们愤怒或者嚎叫，而游客从中取乐。18世纪法国著名演说家米拉波在《英国旅行记》中写道，伯利恒疯人院的疯人“像稀有动物一样”，被展示给“愿意付一个硬币的‘大傻瓜’们”。管理者展览疯人就像当时伦敦圣日耳曼区市场上耍猴人让猴子做各种表演一样，有些管理员因善于使疯人表演舞蹈和杂技而闻名。观看疯人成为公众的一种消遣，这种“畸形秀”成为伦敦的一道景观。在这一疯人展览中，一些小商贩兜售能挑逗和刺激疯人的物品，整个伯利恒疯人院就像一个露天集市，热闹非凡。

　　当时的名人自传、文学作品、导游手册等有很多相关记载。例如，文学作品《伦敦侦探》将威斯敏斯特教堂与伯利恒疯人院称作伦敦的两大城市奇观。1703年，兰开斯特的尼古拉斯·布兰德尔为了参观伯利恒疯人院，步行到伦敦，看完疯人展览之后，回去津津有味地讲给妻儿听，称此展览堪称“城市的奇观”。伯利恒疯人院也吸引着外国游客，1707年和1710年的导游手册《伦敦旅游》均把伯利恒疯人院作为主要景点之一。

　　18世纪30年代，参观者中也包括英国最富有的贵族。1735年，威尔士亲王参观了伯利恒疯人院。同年，英国著名画家威廉·贺加斯在伯利恒疯人院的病房里完成了《浪子生涯》八幅系列画中的最后一幅，画面呈现的是一个名为托马斯·雷科威尔的疯人被两个贵族妇女揶揄的场景。18世纪40年代，伯利恒疯人院有了稳定的客流。据估计，每年约有96000人参观疯人院里的200个疯子。参观人数居高不下，节假日的参观者尤其多。为了避免发生骚乱， 1766年该院规定，节假日不对外开放。1770年，只有持有管理者的亲笔签名，参观者才能入内。

　　疯人展演的社会根源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像展览动物一样展览疯人是荒诞而缺乏人性的闹剧。伯利恒疯人院的参观活动却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为什么这种闹剧在18世纪的伦敦如此流行？这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文化有着深层的关系。

　　首先，这与时人对疯狂与疯人的认知有关。18世纪，医学尚未提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关于疯狂的病理理论，医学在对疯人认知中并不居于主导。疯癫更多地与环境、性格、道德品质、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中世纪认为疯狂是魔鬼附身，18世纪的人们则普遍认为疯狂是人的理智紊乱，导致人回归兽性，疯狂是人的兽性化身。这种观念使人们像对待野兽一样对待疯人。反过来，对待疯人的冷酷做法也加深了人们的“兽性疯人”观念。在这一观念影响下，疯人被置于一个可以被无限制地狂乱虐待的境地。18世纪，人们对疯人非人道的冷漠不仅表现在像展览动物一样展览疯人，也表现为禁闭所残酷地对待疯人。愚钝的疯人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野兽”般的生存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强化了人们的“兽性疯人”观念。18世纪人们对待疯人的方式，超出了最冷酷的人性，也揭示了社会对待疯人的态度，即疯人不是“人”而是“野兽”。1771年，英国作家亨利·麦肯齐在小说《风流人物》中描述了伯利恒疯人院的展演活动，导游告诉男主角哈里：“在野兽表演中，病房里的病人最值得一看，他们比任何野兽更刺激、暴力和难以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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