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

2021-02-07 23:49分类：世界古代史阅读：

【英文标题】Changes in the Japanese Views of China During the Modern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作者简介】杨栋梁，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院教授；王美平，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内容提要】自古以来，日本对华观的基调是仰慕和学习，但在晚期封建社会的江户幕府中后期，仰慕型对华观遇到挑战。中国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至甲午战败期间，日本的对华观又经历了从仰慕到平视、再由平视到蔑视的转化过程。本文依据基础史料，以日本近世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期间对华观的演变为“纵轴”，系统地考察梳理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并以两国工业化、军事近代化等影响其对华认识的主要因素为“横轴”，分析了不同阶段对华观的特征及其变化的深层动因，进而探究了近代日本对华行动选择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近代/日本/对华观

    步入近代前，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虽曾两次向中国发起挑战并引起两国间的大规模战争，① 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国在东亚确立的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因文明的差距而决定的中日间“师生关系”，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亦构成了近代以前日本对华观的主线。
    然而，近代西方文明的兴起及其全球性扩散，导致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传统东亚秩序的崩溃。在日本，至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德川幕府统治的中后期，向来居于社会主流位置的仰慕中华意识受到“疑华”、“对等”、“蔑华”思想的挑战。其后，随着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日本的对华观遂由传统的“仰慕”变为“平视”，旋即又由“平视”变为“蔑视”，并进而发动了那场从根本上改变东亚地缘政治的甲午战争。
    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的对华观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影响其变化的主要有哪些因素，其对华观的变化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日本的对华政策，无疑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拟追溯德川中后期（即日本史上所说的“近世时期”）日本对华观的变化，再以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期间日本对华观的演变为重点，系统地考察和梳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分析其不同阶段对华观的特征及其变化的深层动因，进而探究近代日本对华行动选择的思想根源。
    一、“仰慕型”对华观的分化
    17世纪初，德川家康在江户设幕府，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在江户幕府前期，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朱子学成为官学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藤原星窝、林罗山等一代大儒的出现，意味着儒学在日本进入全盛期，也标志着日本对中华文明的推崇达到极点。其时，日本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是，“中夏（中华）乃天地之中心”，“中华乃世界之师。对日本尤为大功之国。礼乐、书数、衣服、舟车、农具、武具、医药、针灸、官职、位阶、军法、武艺，乃至其他诸种工艺技术，无不源于中华，无不习于中华。”② 对此，经世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颇多感慨，“开国（建立江户幕府）以来，除支那书籍外别无它书。熟读之而领会其意，开见识成国风，纵然知支那之外有他国，亦皆以为夷国，无圣人之道”。③
    然而，进入德川中后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知识界开始出现对一向尊崇的儒学及中华文明的质疑。日本朱子学自身的分化、仰慕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和旨在脱中国化的国学的兴起，撼动了古来中华文明在日本唯我独尊的根基。居于主流位置的仰慕型对华观受到了平视乃至蔑视型对华观的挑战。
    朱子学虽然在德川前期被树为正统，但儒学的其他分支阳明学派和古学派亦同时存在并极力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解释世界。即便是朱子学本身，后来也出现了以山崎暗斋为代表的崎门学派和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经世学派的分化，前者坚持“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④ 而无憾的立场，继续教条般地捍卫程朱理学，后者则援用朱子“大疑则可大进”的名言，力图对儒学进行新的诠释。由于不同流派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阐释有不同的依循，因而在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上也出现了微妙的分歧。
    古学派学者则不受朱子学约束，主张回到孔孟经典中掌握儒学的本意，并认为日本比中国更好地传承了儒学。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1669年）中，首次称日本为“中国”而中国为“外邦”，并特别强调了日本皇统“万世一系”，而“外朝”“王朝更替凡三十回”，“臣下诛戮国王者二十五回”。⑤ 山崎的弟子浅见絅斋也对尊华贬日的思想大加批判，他在《中国辨》中写道：“中国、夷狄之名在儒书中传来久矣。夫吾国有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系哀叹吾生于夷狄之徒。……可悲之至也。夫天包于地外，往往无地不抱天者。然则有土地风俗之处，便各为一分天下，相无尊卑贵贱之嫌。”在《靖献遗言讲义》中则呼吁，日本的圣人应以日本为中国，以“唐”为夷狄，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⑥ 不难发现，在山鹿和浅见的这些言论中，日本优越的“小中华思想”已初见端倪。进入德川中后期，随着儒学在日本走向没落，“疑华”、“轻华”思想继续蔓延。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始自“西学东渐”并导致兰学在日本的兴起。兰学家们通过与荷兰通商的窗口接触到西方文明，并在吸允、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和日本在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意识方面已落后于西方，仰慕中华的思想发生动摇。司马江汉（1747－1818）认为“支那及我日本无穷理（科学、哲学）之学，”⑦ 渡边华山（1793－1841）指出重视教学和政治二道的西洋已“为唐山所不及”。⑧ 前野良泽（1723－1803）援用西方的天文地理学知识批判了儒家的宇宙观，认为较之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由地、水、火、空四要素构成的西方“四元说”更能说明宇宙原理，即“夫地，乃太虚之一点也，其形为圆如玉，故称地球，”⑨ 从而用西方的地圆说否定了中国的地方说。前野还指出：“佛教所及唯‘亚细亚’之内，不过世界十分之二，而儒教所及不过十分之一。余者大凡天主教，其蔓延遍及各大洲。”⑩ 以此强调世界文化多元并存，反对独尊儒术。佐久间象山注意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优于东方，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主张。(11) 杉田玄白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宣扬的圣人之道，认为“道者，非支那圣人所立之处，天地之道也。”“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稍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便以支那为万国之冠，又稍读其书，漫言夷狄之俗原无礼乐。夫以礼乐文物，分尊卑也。何国无尊卑，何国无礼乐。……即使衣冠文物可明尊卑之分，亦未必以支那为是，从风土则宜。”“夫地者一大球，万国布居于此。居之处皆中也。无国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12) 显然，杉田的用意不仅要否定传统的华夷论（中华文明中心论），而且要把儒学中树立的圣人以及圣人之道相对化。
    德川中后期兴起的国学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竭力神化日本，贬低和排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对古来日本一贯仰慕的中华文明完全采取了一种轻蔑的态度。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学者，通过对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神话的重释，刻意编造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日本神学体系，其基本说教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缔造的神国，人种是天神所造的神孙，天照大神将天丛云剑、八尺琼曲玉、八咫镜三种神器委于其子孙天皇，万世一系统治天下。故日本既是“神国”，也是君权神授的“皇国”。不仅如此，日本因是“普照四海万国之天照大神出生之本国，故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13) 而“日本天子实际上是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14) 进而为日本称霸世界、统治全人类制造根据。
    对此，本居宣长特别强调了天皇万世一系而中国王朝不断更替的区别，试图以此来否定中国的正统性。他说：“皇祖天照大神所出之国，优于万国而著。……诸国无不受此大神之恩惠者。”“皇位随天地同在，早定于此。”(15) 相比之下，中国并无定主，“人心不善，习俗淫乱，但夺国权，贱者亦可升为君。”由此他得出中国所谓的“圣人”不过是“灭君、夺国之祸首”。(16) 故日本是有“道”之国，而中国无“道”，儒家亦无“道”。据此，本居呼吁日本人不要再沉迷于儒学，“欲习道者，须先将汉意、儒心清洗干净，坚守大和魂甚为紧要。”(17)
    本居的弟子、皇国史观的鼻祖平田笃胤，不仅鼓吹日本是神国，而且要把日本变成取代中国的“中华”。他讥讽中国对周边民族“尝以戎狄、夷狄相称而鄙之如禽兽，然其全国皆为夷狄所夺。如斯大国之民，竞垂首敬待尝鄙之为北狄者为君”(18)。他认为，既然蛮族统治下的清王朝失去了“中华”的资格，那么有史以来从未遭受过异民族统治、天皇“万世一系”且继承了古来中华文明的日本，就有资格成为中华。
    幕末的吉田松阴则继承和发展了德川中后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极力鼓吹对外扩张。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的大害来自华盛顿和俄国，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包围日本。为摆脱这种困境，日本应主动出击攻略他国。“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衰。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硫球参觐、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固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矣。”(19) 无独有偶，岛津齐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也呼吁，日本应实施外向型战略，“及早获取福州及台湾、朝鲜乃日本强大之最佳良策。”(20) 自不待言，幕末的日本自顾不暇，侵略中国尚属无稽之谈。但“海外雄飞论”不仅为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日本对华观的逆转埋下了祸根。
    二、“平视型”对华观的显现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第二次冲击是“西力东渐”。德川中后期，尽管日本的对华观发生分化，但其对华观的基调从“仰慕”向“平视”的转变，却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中国两次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意味着日本古来效仿之楷模的坍塌，其传统的仰慕中华意识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对清朝的堕落甚为惊讶，认为英、法攻陷北京，清帝远逃，而后缔结城下之盟，“实乃甚不知耻也。”慨叹中国“已病入膏肓，难以疗治，殊至割地、乞和，则无药可救。”(21)
    高岛秋帆（1798－1866）在《天保上书》中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指出英国“与唐国相比，土地颇为偏小，更与其争战极为不利。然却如斯大胆袭来，以至唐国大败，英方无一死亡，其趣全在平生所持之武备”。反过来，他“嘲笑唐国之炮术如同儿戏”。(22) 横井小楠则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教风俗不如人，即中国“乃亚细亚洲中一大邦，古往大圣相继勃兴，文物领先于万国，故将未开化之草昧外国分为九夷八蛮，施以怀柔之政。以降，主愚暗而失贤明，世代革命多，却自称中国华域，待外国为蛮夷与古无异。”然而“道光末年，鸦片之乱始为英国挫败，不得不立和亲之约。……彼屈大义而怖兵威，折良港沃土以偿违约之罪，极其屈辱，然朝廷仍优柔寡断，无惩戒反省之念。”(23)
    在以中国为鉴的呼声中，1862－1867年，幕府四次派遣“千岁丸”访问上海，这是德川幕府成立二百余年来日本人首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国土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看到地广人多、历史悠久的中国，外有列强压迫，内有太平军造反，清朝确已国势衰微、四面楚歌。高杉晋作在《游清五录》中写道“观上海形势，支那人悉为外国人所役使。英法之人步行街头，清人皆让道而避之。上海名属支那，实为英法属地”。在相关的访清游记中，可大量看到中国懒惰、懦弱、散漫、不卫生、政纪废弛的记述，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急剧降低。(24)
    但是，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尽管日本对现实的中国评价急剧降低，对昔日尊崇的楷模感到失望，但自我评价也同样不高。岛津认为，日本“二百年来极尽安治泰平之弊，天子存于似在非在之间，将军家华美骄奢，僭上所为颇多。上轻朝廷，下蔑诸侯大名，怠武备，困人民，为政者多阿谀奉承之徒，滥施权威，诸大名亦骄侈安逸，国中疲惫至极”。(25)
    岛津的这种认识是带有普遍性的。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派遣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十二国进行了一年零十个月的考察后，对日本、中国乃至整个东洋的落后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使节团注意到：欧美各国之所以在煤铁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和航海业取得巨大进步，(26) 就在于“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理，以保护人民为主旨……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27) “西方人注重实学，东方人笃信玄学”。西方人设草木禽兽园，搜集各国古今货币等是“为使学识广博……能促进实学，发现对工商业之实益，以成富庶之媒介”，兴办教育是为“培养殖富之本源，而使国家兴盛勃起”；东方则“耻于研究一草一木”，“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词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非用心于此”。(28) 使节团副使伊藤博文感叹道：“欧美各国之政制、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盖超绝于我东洋”，决心“将此开明之风移入我国，促使我国民速进步而至同等开化之域”。(29)
    由此看来，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在与西方的接触中，确认了欧美的“强势地位”和“文明形象”，同时也确认了日本和中国的“弱势地位”和“愚昧品行”，从而在认识上不仅完成了自我否定，也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的否定。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日本在承认西方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及其先进制度的前提下，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日两国的文明程度放在同一层次上看待了，这种认识在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的《文明论概略》中讲得明白无误。福泽把世界文明划为三个层次，“欧罗巴各国及美利坚合众国为最高文明国，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细亚各国为半开化国，非洲及澳大利亚等为野蛮之国”。(30) 其时《文明论概略》小册子发行甚广，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次可谓洗脑性的冲击，福泽本人亦由此名声大噪。这表明“平视型”对华观已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认识。自不待言，福泽发表“文明论”的本意，不只是要说明中国和日本一样已沦为“半开化”国家，而是呼吁日本国民要改换门庭，脱胎换骨，向欧美学习，尽快摆脱“半开化”之域。
    直到明治初年，日本的对华观由“仰慕”向“平视”而非直接向“蔑视型”转变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从日本的情况看，明治初年百废待兴，废藩置县、平抑士族叛乱等国家政治统一的任务尚未完成，封建制度的改革刚刚开始，工业化还停留在“殖产兴业”的强制性原始积累阶段，近代军事制度尚未建立，“文明开化”也还主要是流于形式。一句话，日本还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基础，其政策重心还放在“内治”方面。反观中国，鸦片战争后清朝的统治虽然每况愈下，但是迫于内外形势的压力，也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其代表性事例是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后军事实力的恢复。也就是说，从综合国力上讲，日本尚不存在蔑视中国的根据。
    基于对华“平视”的观念，明治政府建立后，主动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871年与清朝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一般认为，这个条约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对等条约，同时也是两国步入近代后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内容对等的条约。但是，对中日两国来说，这一条约的签订，还具有其他深层含义。对日本来说，它意味着其平视型对华观首次付诸外交实践并取得了成功，从而有史以来在法理上取得了对方也认可的与中国对等的地位；而对中国来说，对等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失去了古来对日本客观存在的“上国”地位；而对于清朝的宗属国朝鲜来说，既然日本成了与清朝“对等”的国家，其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就变得更加微妙而困难了。
    三、“蔑视型”对华观的确立
    1873年岩仓使节团回国以后，明治政府发生重大改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等近代派官僚掌握了政权并确定了近代化路线，在“内治优先”的方针下，各项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加快了步伐。但是，大久保等虽然压制了“征韩论”，避免了政权初建后的一次对外冒险，但却从未放弃对外扩张权益的企图，其觊觎目标则首先是清朝的两个宗属国琉球和朝鲜，由此拉开了近代中日两国政治博弈的序幕。在这场博弈中，日本的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展示了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认识影响并决定了行动，行动刺激并加速了认识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其对华观又发生平视型向蔑视型的转变，其行动选择则由最初的试探性触碰到步步紧逼，直到向中国发起正面挑战。
    明治天皇登基时，曾亲笔挥毫抒发其治国的宏图大志，声言要“洽德泽于天下，扬国威于海外”、“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31) 表达了新政府对外扩张的强烈愿望。
    与清朝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后，日本并不满足与中国对等的现状，国事稍定便展开了一系列对外扩张行动，不断蚕食清朝的势力边界，而随着其扩张行动的屡屡得逞，　“平视型”对华观终为“蔑视型”的对华观所压倒。
    1874年，日本政府以台湾土著杀害琉球渔民为借口，出兵征讨台湾并侥幸得手。此次“火力侦察”不仅探明了清政府的懦弱，也助长了日本的蔑华之风。《新闻杂志》1875年2月14日刊载的《台湾事件大成功》一文写道：“彼之豚尾奴终于屈服。四百余州已为囊中之物，恭亲王、李鸿章之类如同小儿不足为惧”(32)。翌年，日本制造了炮击朝鲜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签订含有不平等内容的《日朝修好条约》。清朝虽然是朝鲜的宗主国，却未能阻止签约，从而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蔑华之风。同年，日本政府强令琉球断绝与清朝的关系。1879年，又将琉球彻底吞并。1882年，日本利用壬午兵变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1884年，又在朝鲜策动了一次流产的“甲申政变”。
    尽管如此，自出兵征台至1880年代后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尚处在急剧的调整变化之中，　“平视型”对华观和“蔑视型”对华观的思想较量仍在进行，并且都在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
    “亚洲连带论”、“日清提携论”是这一时期“平视型”对华观的发展和变态，其基本主张是，西力东渐使中国、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面临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为摆脱危机，亚洲各国应该通过改革壮大自己，并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西方的威胁，以保持民族自主和国家独立。1877年成立的“振亚社”和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是提倡这一思想的代表性组织，《横滨每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则是宣传这种主张的主要阵地(33)。
    但是，同样是“连带”、“提携”论者，其思想方法和目的也不尽相同。一是朴素且带有理想色彩的看法，即“日、中、朝三国同人同类、同书同文，是唇齿之邦”，面对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无道”，　“岂可同种相忌、同文相疑，予碧眼人以窥我之隙？”(34) 二是出于日本发展战略或策略的考虑，岩仓具视表示：“清国占据亚细亚洲之大部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无以伦比，与我国为唇齿之邦，近来虽政纪废弛委靡不振，但因与我国关系颇大，故应厚和谊以建久远之基”(35)。必须指出，此种观点中不乏别有用心者，其真正目的是在“连带”的幌子下，由日本充当东洋盟主，对此1879年《邮便报知新闻》刊载的《东洋连横论》一文直言不讳，该文写道：“我辈维持欧亚之均衡，非只防止彼之蚕食掠夺，以我国为东洋盟主并卓然立于执其牛耳地位者，舍东洋连横无其他良谋善策。”(36) 三是出于对中国的恐惧和戒备心理，害怕与中国结怨将来会招致报复。当时，在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中日综合实力对比上，日本还清楚自己不占上风，1876年清朝北洋舰队的扬武号军舰访问日本就曾引起朝野上下不小的震动。媒体对该舰的评价是，“制造坚固精密，为我邦龙骧等舰所不及。舰中可装大炮，运转轻便，万事整顿。又士官等均为正规海军士官，英语无人不晓，连记账、日期亦熟练使用英语，我海军士官不可比矣”。(37) 1878年《邮便报知新闻》刊登《论清国不可轻视》一文，批判了蔑视、嘲笑中国的肤浅，指出日本文明开化过快有招致“内贫”的危险，而步履缓慢的中国反而会保存实力，其潜力巨大，因此“欲奉告有轻视清人思想之邦人，交际各国中最可惧者是为清国”。(38) 的确，清朝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经过一段修整，洋务运动始见起色，海军军备加强，国力有所恢复，对外关系上则采取了较前强硬的态度，在中法战争和解决中俄伊犁纠纷问题上表现不俗，在处理1882年的壬午事变和1884年的甲申事变过程中，也对日本的犯朝行动予以重挫。1885年，北洋舰队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北上海参崴，巡游日本近海，再次引起日本震动，以致《东京日日新闻》在述评文章中惊呼“东洋海军推支那为第一”(39)，《自由之灯》在署名文章中则评价中国“在矿山、铁路等诸多工业方面也逐日增殖其财源”(40)，这些动态令日本统治当局不得不审慎地评估中国的实力，同时也加深了危机感。从山县有朋1883年6月5日提出的《对清意见书》中可以窥知，尽管与中国对抗、争夺朝鲜的政策基调已经确定，但慑于清朝的实力，时下采取的对策是积极备战，避免与清朝发生正面武装冲突。这也是伊藤博文、井上馨等政府要人的基本想法。
    内涵复杂的“平视型”对华观，虽然一度营造出较大的舆论声势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在日渐猖獗的“蔑视型”对华观冲击下，却无法改变其思想的市场不断萎缩的命运，更谈不上对国家制定对华政策产生过多么重要的实质性影响。
    “蔑视型”对华观可谓早已抬头的神国观、“小中华思想”和明治维新后急剧滋长的对华优越意识的混合物。
    明治政府成立后，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一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并以1889年颁布宪法为标志，完成了近代国家的构建，由此国力大增。在此过程中，日本认为自己在文明开化方面已走在前面，反过来讥笑中国冥顽不化，裹足不前，蜚声近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堪为这一认识的典型代表。1881年，福泽在《时事小言》中大发议论，“今西洋诸国以威势压迫东洋，其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东洋诸国，特别是我近邻支那、朝鲜等木讷迟钝，不能挡其势，如同木造板屋不堪火烧。故我日本应以武力援之。此不只为他人，亦为己之利。”“所谓车辅相依、唇齿相助，虽通用于同等国家间之关系，但对时下支那、朝鲜也寄予相互依赖之期望则可谓愚蠢至极。”(41) 1882年3月，福泽又在《论与朝鲜交际》一文中放言：　“日本业已进入文明，朝鲜尚未开化”，故日本有责任“以我国力推进邻国文明”，“亚洲应齐心协力以御西洋人之侵凌，……亚洲东方堪当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42)。1885年3月，福泽发表著名的《脱亚论》，文中历数中国、朝鲜种种弊端恶习，并以日本“近墨者黑”而招致西方恶评为由，大声疾呼“为成今日之谋，我国不可待邻国开化而与其共兴亚细亚，莫如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支那、朝鲜不必因邻国而特别顾虑，只可依照西洋人对彼之道而待之。亲恶友者难免招来相同恶名，吾等须从心底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43) 这一“脱亚入欧”论和告别“恶友”论的出台，标志着近代日本“蔑视型”对华观基本成型。
    统治阶层的对华观与民间基本保持相同的变动取向，但在实践上却主要是以两国的实力对比为依据。因此，迄止1880年代前期，慑于中国海军力量的增强及清政府在处理若干涉外争端问题上的不俗表现，日本控制了以大规模的武力行动挑战中国的冒险。但是，对华关系的相对“平静”只是暂时的，一旦准备成熟，日本就必然要打破这种平静。1887年2月，参谋本部草拟出《征讨清国策案》，内称清朝“近来陆海两军适值渐次改良之势”，“故当乘其尚在幼稚，折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44) 草案提出“自本年起以五年为准备期，然后待可乘之机而攻击之”，届时的目标是将中国辽南一部、中原四省以及舟山列岛、澎湖列岛、台湾及长江两岸十里以内地区并入日本版图。(45) 1890年12月6日，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施政演说，公开宣称“维持一国独立仅防守主权线不可谓完美，必须同时保卫利益线”，(46) 赤裸裸地抛出了“大陆政策”。
    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而且最终完成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由仰慕到蔑视的逆转过程，而“蔑视型”对华观的确立反过来又成为近代日本疯狂蚕食、肢解乃至妄图鲸吞中国的思想根源。
    注释：
    ① 特指公元661至663年日本与中国唐朝之间的战争和1592至1599年日本和中国明朝之间的战争，两次战争均因日本出兵侵犯中国的宗属国朝鲜而起。
    ② 伊东多三郎编：《日本的名著11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中央公论社，1976年，第333、332页。
    ③ 佐藤昌介编：《日本的名著2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420页。
    ④ 《日本思想大系31山崎暗斋学派》，岩波书店，1980年，第563页。
    ⑤ 田原嗣郎编：《山鹿素行与士道》。《日本的名著12山鹿素行》，中央公论社，1975年，第18页。
    ⑥ 冈田武彦编：《日本的思想家6山崎斋》，明德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6页。
    ⑦ 司马江汉：《春波楼笔记》。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16页。
    ⑧ 渡边华山：《慎机论》。《日本的名著2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17页。
    ⑨ 清水教好：《华夷思想与19世纪》。子安宣邦等编：《江户的思想》7，鹈鹕社，1997年11月，第121页。
    ⑩ 前野良泽：《管蠹秘言》。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42页。
    (11) 《日本思想史大系5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岩波书店，1978年，第413页。
    (12) 杉田玄白：《狂医之言》。《日本思想大系64洋学上》，岩波书店，1971年，第228－230页。
    (13) 本居宣长语。石川淳编：《本居宣长全集》第8卷，筑摩书房，1972年，第311页。
    (14) 平田笃胤语。《新修平田笃胤全集》第6卷，名著出版，1977年，第543页。
    (15)(16) 本居宣长：《直毘灵》。《日本的名著21本居宣长》，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69页、第170页。
    (17) 本居宣长：《宇比山踏》。《日本的名著21本居宣长》，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35－36页。
    (18) 平田笃胤：《古道大意》。相良亨编：《日本的名著24平田笃胤》，中央公论社，1988年，第152页。
    (19) 吉田松阴：《幽囚录》，《日本的名著31吉田松阴》，中央公论社，1989年，第227页。
    (20)(21)(25) 岛津齐彬：《齐彬公史料》。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193页、第193页、第194页。
    (22) 高岛秋帆：《天保上书》。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172－173页。
    (23) 横井小楠：《国是三论》。松浦玲编：《日本的名著30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中央公论社，1987年，第319－320页。
    (24) 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
    (26) 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2卷，岩波书店，1980年，第29页。
    (27)(28) 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1卷，岩波书店，1978年，第112—113页、第82页。
    (29) 春線公追颂会：《伊藤博文传》上，统正社，1944年，第638页。
    (30) 福泽渝吉：《文明论之概略》。石田雄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2福泽渝吉集》，筑摩书房，1975年，第89页。
    (31) 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96年，第4－5页。
    (32) 《台湾事件大成功》，载《新闻杂志》，1875年2月14日。收于中山泰昌编著：《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第2卷，本邦书籍株式会社，1982年，第230页。
    (33) 有关考证可参见王屏著《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
    (34) 《钦差大臣何公使与曾根氏的谈话》。见《兴亚会报告》第2集，1880年4月1日。
    (35) 岩仓公旧迹保存会：《岩仓公实记》下卷，岩仓公旧迹保存会出版，1947年，第235页。
    (36) 草间时福：《东洋连横论》，载《邮便报知新闻》，1879年1月19日。
    (37) 《支那扬武号来航》，载《东京曙新闻》，1876年1月7日。收于中山泰昌编著：《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第2卷，本邦书籍株式会社，1982年，第467页。
    (38) 杉山繁：《清国不可轻视论》，载《邮便报知新闻》，1878年1月12日。
    (39) 《海军扩张》，载《东京日日新闻》，1887年3月17日。
    (40) 千代田生文：《清国非吴下之旧阿蒙》，载《自由之灯》1885年6月27日社论。
    (41) 庆应义塾编：《福泽渝吉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59年，第187页。
    (42) 庆应义塾编：《福泽渝吉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60年，1960年，第28、30页。
    (43) 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60年，第240页。
    (44) 参见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第115页。
    (45) 参见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46) 大杉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