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推行妇女教育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期间充斥着革命与传统的博弈。各级政权紧密结合实际，对妇女教育的相关政策与执行方式进行调整。妇女教育的大力推行，一方面使乡村女性获得了解放与改变生命轨迹的契机；另一方面也令中国共产党及其颁行的各项政策在基层社会的认可度逐渐提高。

　　关 键 词：妇女教育 华北乡村 革命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项目编号：2015BS106)”“2016年度重庆市教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6SKJD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微(1985-)，女，河北保定人，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广东 广州 510515

　　妇女教育，作为中共战争与革命时期动员妇女的一种手段，充分调动了妇女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也使处于农村社会边缘的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启蒙，这对中共政权在广大农村获得牢固的群众基础以及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有着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学界对根据地妇女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这些论著多受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缺少对乡村民众真实的反馈以及中共政策调整的描述，在将传统与革命的互动立体地展现方面稍显不足①。本文运用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和社会性别理论，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解析，力图展现战争与革命状态下华北地区乡村女性接受教育的图景。通过凸显妇女群体内部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捕捉她们的经历，追寻她们的历史，探寻革命与传统的博弈。

　　一、中共的考量与实践

　　1939年《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强调，“抗战建国的大业，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1]P31正因为看到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潜力，中共非常重视对该群体的组织与动员，但妇女教育程度偏低的现状又令动员工作举步维艰。

　　抗战前，华北乡村民众文化水平低下，文盲众多。就农村妇女来说，情况更为堪忧。据1937年冀中、冀西的调查显示，女子上学的占比较低。安国17.4%，深县8.8%，饶阳仅为4.2%。[2]P284抗战前的阜平县全县19万人口中，上过学的妇女仅有70多人，还都是些城镇富裕家庭子女。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更是凤毛麟角。在距县城较远的西部山区则根本找不到一个上过学的妇女。[3]P237栾城县寺北柴村，女子上学率为零[4]P14；饶阳县五公村妇女中仅有3%接受过正规教育。[5]P99文化水平不高，领悟能力有限，加之“女子无才便是德”“牝鸡不司晨”等传统观念的大行其道，加剧了农妇的“无知”及对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的漠不关心。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妇女抗日，华北抗日根据地各县区以行政村为单位，在时局稳定时进行妇女教育。如晋东南地区第五行政区在一个月内便成立了99个识字班；冀中一半以上的村子都开办了识字班；晋察冀地区办妇女冬学1156所。[6]P370由于环境不同，各地识字班、冬学、民校的数量略有不同。如1939年定襄县一、二两区大多村庄已建立起妇女识字班，三、五两区因恶劣环境所限只有识字组。[6]P381-382组织主体也并不确定。有的是妇救会办的，有的是由妇救会、青救会、文救会联合筹建的。[6]P370，[3]P237

　　妇女教育的内容不仅包括文化与日常用字的学习，还有对抗日救国道理、救亡形式以及中心工作的宣传。一些与妇女切身攸关的权益也是妇女教育的主要内容。如什么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怎样才能实现解放及平等、妇女生理卫生、妇幼保健常识等。除了文化教育和政治宣传外，对妇女身体的训练也囊括其中。

　　妇女教育采用的教材，大都是《识字课本》《妇女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有些村庄开始时没有教材，以形势教育和教唱一些抗日歌曲为主要内容。[7]P129后来使用的识字课本多是由各级妇女干部编制，但并不统一。所需教师，一般由村小学教师或有文化的妇女担任，有条件的村庄聘请村中对教育工作热心的人士担当。[8]P129有的县识字班教员奇缺，以妇救会为代表的妇女组织通过三种方式积极寻求人才：1.举办各种短期师资训练班；2.妇救会干部边学边教，逐渐成为教员；3.动员在校的中小学生利用中午和晚上的闲暇时间给识字班当教员。此外，各地识字班上课时间不一，一般都是隔一天或两天上一次课，多实行半日制，敌人不来时集中学习，敌人大扫荡时分散到学习小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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