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明孕育诞生了欧洲赋税制度，赋税制度反哺文明母体，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欧洲历史的进步。赋税是国家的命脉，政权的巩固、机构的运行、军队的维持，必以征税为先为要。

　　公元5世纪前后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使古罗马法律文化、日耳曼民主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交流交汇，融入了欧洲文明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中。受此影响，欧洲各国赋税制度的演进呈现了一条清晰的路线。传统学术将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的欧洲文明史分为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如果通过这一分期来认识税制变迁与欧洲文明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中世纪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在这个阶段的初期，欧洲文明已经表现出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5—11世纪，欧洲大陆主要处在法兰克王国时期，不列颠则处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在这一时期，原始民主得到了承续，国王通常在一定范围内经一定程序由选举产生；立法、制税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务活动也须与贤人会议等机构协商处理；国王及其王室，已经形成了“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的传统。

　　国家形成了，赋税征收自然提上日程。受文明特质的影响，欧洲各国形成了类似的赋税制度。而赋税制度的运行，又进一步催生了议会组织。

　　赋税征收涉及义务问题，但更涉及权利问题。所以，国王要征税，就必须与相关方面协商，征得他们的同意。通常有两个层次，一是与制税组织协商，一是与各纳税人协商。而协商就可能遇到否决，协商的层次越多，征税的难度就越大。协商的结果，就必然形成一定组织，进而推动制度的进步。

　　议会诞生的意义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读。一是税收层面。议会的产生标志着赋税制度的重大转变。在此之前，协商对象主要是封建主，此后日趋广泛，逐渐包括了城市和乡村的代表，逐渐由封建性转变为公共性。而普遍性、公共性恰恰是现代税制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又形成了赋税征收的基本依据——赋税基本理论。在议会产生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贵族会议中多数人的决定并不能约束少数人，因此，文献中有“出席者的同意不能约束缺席者，多数人的同意不能约束少数人”的表述。议会产生后，情形不同了，出席者的同意可以约束缺席者，多数人的同意可以约束少数人，“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的赋税基本理论形成了。而这一理论一经形成，便表现出强劲的韧力，制约着税制的运行。根据这一理论，在具体的税务处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常不是国王，而是议会。

　　第二个层面是促进了议会政治的形成。贵族会议产生前后，国王要征税都必须说明理由，征得相关组织支持，并进而与纳税人协商，争取他们同意。由于征税关涉切身利益，纳税人又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税权，国王要求遭拒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了改变现状，英国国王便不时在王宫召见城乡纳税人代表，以获得他们同意，这就催生了议会组织。议会形成后，召开方式仍循传统，贵族会议和城乡代表分别集会，后来便形成了上、下两院。在法国，腓力四世为在与教皇斗争中获取民众支持，召开了由高级教士、上层贵族和城市市民代表参加的会议，三级会议由此产生。同时期的尼德兰，各省区都建立了三级会议，省区之上又有统一的三级会议。在13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卡斯特、阿拉冈等王国也形成了议会组织。后来，两国与加泰罗尼亚统一为西班牙王国，议会组织及其职责仍循传统。议会组织诞生后，又很快走出欧洲，随着殖民统治的发展而传到美洲。这样，欧美各主要国家也就大体开始了权力格局的议会化。

　　议会组织应赋税征收的实际而产生，所以最初的职责虽涉及司法，但主要是制税。英国1295年召开议会的目的，即主要为了征收军费。而在爱德华一世长达30余年的统治期间，议会的召开大都是为了征税。法国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后来王权趋强，但征税问题仍必须通过三级会议予以解决。尼德兰三级会议的职责是审议并批准政府的征税议案。在卡斯特、阿拉冈、加泰罗尼亚以及统一后的西班牙王国，议会的主要职责也是讨论国王征税要求。随着税制的演进，议会的权力进一步扩围，立法权渐行突出，并由立法扩展到司法领域。英国议会获得立法、司法权后，甚至可以弹劾国王，自行召开。1327年爱德华二世即遭受弹劾，由温彻斯特主教起草并宣读罢免文件《斥国王书》，然后经议会全体成员同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罢免。立法、司法权的获得，都是在税权掌控的基础上实现的。至此便可以认为，议会政治基本上形成了。

上一篇：巴里·坎里夫：关于古凯尔特人的六个问题

下一篇：埃及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及其在罗马帝国经济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