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解密：宋朝官场带病提拔缘何成一种常态

　　自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肇端，宋朝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时期则登峰造极奸臣得道的主要途径有骗取君子们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利用特殊关系博取上位、通过攀附权臣或巴结权臣下属博取高位等

　　宋朝吏治先清后浊

　　肃贪倡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重中之重的举措，宋朝当然也不例外太祖赵匡胤开国后，便对贪官大开杀戒建国第一年（960年）二月，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与酿酒匠人合伙盗窃官酒而遭“弃市”（在闹市处死后将犯人曝尸街头）；两个月后，商河县令李瑶受赃被判杖死，其上司申文纬因对属官犯赃失察削籍为民；供奉官李继昭盗卖官船，被判处弃市建隆三年（962年），朝廷颁布了治贪政令：一、鼓励人们揭发以行贿获取官职者，其家奴或邻居亲属检举者可得重赏；二、百官举荐的僚属及地方官，如被荐者涉嫌贪腐，举主将连坐而受到重罚太宗即位后，肃贪丝毫没有松懈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监管国库时受贿制作假账而遭弃市；侍御史赵承嗣在监察贸易时贪污公款而遭弃市当年六月

　　，太宗颁布政令：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十月以来官员因贪赃获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叙官太祖、太宗对贪腐的铁腕惩治，在宋朝前几十年里效果甚佳

　　真宗在位时，又从道德层面劝勉官吏树立廉政理念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一月，他同时颁布了《文臣七条》和《武臣七条》，强调“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仁宗即位后，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陈师道《后山谈丛》载，仁宗每次私宴，不过十来盒常见熟食有个官员为讨好皇帝，将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献给仁宗，仁宗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官员答道：“每枚一千钱”仁宗大为不快，说道：“我总告诫尔辈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贯钱，我实在不敢受用”停下筷子拒食此物仁宗朝里，大多数士子都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信条，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丢官，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那时的士子多以奢侈为耻，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然而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

　　“矫其所为”，不单是指亡国破家的宋徽宗，更包括仁宗死后激进变法的王安石为了推进新法，王安石不惜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个人品质有问题的官员，大批保守的正直之士被赶出朝廷，祖宗近百年涵育起来的道德底线被冲破自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肇端，宋朝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时期则登峰造极到了南宋，这种颓风虽有过几次短暂的遏制，终因病入膏肓，最终走向了王朝的彻底灭亡

　　奸臣得道的不同路径

　　古往今来的奸邪之人，脸上没有任何标签，然而这些人为达到获取私利的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时甚至表现得比君子还君子

　　一是骗取君子们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这样的例证在宋朝很多，蔡京就是其中之一力主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很快将闲置十五年的铮臣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废除熙宁新法大臣们对废除青苗、保甲、保马、均输、手实等损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对个别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大臣认为免役法就比变法前实行的差役法有利于民，建议暂时保留司马光却固执地下令：五天之内，必须废除免役法为此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朋友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轼等人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瞅准这个表现自我的好机会，奇迹般地在五天之内废除了府界十多个县的免役法司马光闻知后大声赞许： “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像蔡京这么坚决地执行政令，还有什么旧法不能革除”在司马光眼里，狡黠善变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而蔡京心里很清楚，对付司马光这样的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的错误决策推波助澜，用现在的话说，你想“左”，我比你还“左”“宁左勿右”的法宝，早在蔡京那时就玩得相当纯熟了

　　二是利用特殊关系博取上位蔡京的儿子蔡攸，本是个连进士都没考中的无赖之徒，就凭着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几年里由“御赐进士”爬到了三品高官南宋后期奸相贾似道则是通过姐姐入宫一步步爬上高位的《宋史·贾似道传》说他“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可见青年时的贾似道已经是个“带病”的人当小官时，“日纵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有一次理宗夜间出行，见西湖上灯火异常，对身边人说：“此必似道也”命临安知府史岩之告诫他，谁知史岩之却说：“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史岩之所以举荐明显“带病”的贾似道，目的就是想通过讨好贾妃和理宗，使自己的官位再上层楼

　　三是通过巴结权臣下属博取高位这种现象在北宋晚期和南宋时相当普遍，如南宋“三凶”之一的梁成大，当县官时极力巴结宰相史弥远的家奴万昕，万昕曾对梁成大透露史弥远很不喜欢名臣真德秀梁成大当即表示：“我若能进御史台，肯定能把此事办好”万昕把梁成大的话转告给了史弥远，没过几年，梁成大真的进了御史台，并立即上章弹奏真德秀由于攀附上了史弥远，梁成大边升边腐，屡屡“带病提拔”，大肆受贿他还故意把各地官员送来的贿赂物品摆列在堂庑之下，“宾至则导之使观，欲其效尤也”

　　四是直接攀附权臣博取高位此风大盛于熙宁变法期间，不少投机分子不失时机地投王安石所好，得以在很短时间里火箭式升迁还有靠巴结宦官得到重用的，北宋末年宰相王黼便是一例徽宗朝大阉梁师成炙手可热，人称“隐相”王黼抓住一切机会“父事之”，最终得到了梁师成的欢心王黼也是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典型他掌管应奉局时，“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十分之一），余皆入其家”掌握了大权后，卖官便成了王黼敛财的另一工具，朱弁《曲洧旧闻》说他“公然受赂卖官，有定价当时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意思是要升任直秘阁（相当于今厅局级），至少要花三千贯钱，想升任通判（相当于今地市副职），也要拿出五百贯来，否则免谈我们能想到，这些下级官员买官的钱一定来自贪污受贿，他们用大笔的赃款买官，不就是典型的“带病提拔”吗

　　“带病”之官为何还能提拔重用

　　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提拔新人不仅是朝廷必须之举，而且是必然之势然而提拔什么样的人走上高位，具体操作起来却大有玄妙上级官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带病”之官呢

　　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带病”官员提拔到高位还拿蔡京为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过大仇，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恶行昭彰，没人不知道他是个“病得不轻”的坏人，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结果没过几个月，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又贪图享乐，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形成事实上的“大总管”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 “花石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船队）”和艮岳（北宋末著名宫苑）的修建，并置应奉局于苏州为了迎合徽宗的癖好，蔡京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带病提拔”的赃官，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

　　三是同恶相济的塌方式腐败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人有两类，一类是以利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一类是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小人“官”这个群体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腐败贪残北宋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毕竟是个别现象，将这几个贪官“弃市”也就罢了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势必造成满朝文武同恶相济，形成全方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小人得势后彼此“党引以为朋”，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流氓化、黑帮化在这样的官场中，“带病提拔”才是常态，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还以巨贪朱勔为例，在他主持花石纲期间，“徐铸、应安道、王仲闳（都是东南地区的地方官）等济其恶，竭县官经常以为奉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在这种情况下，所在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一旦坏人掌了重权，按照与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戏规则操纵属下，朝廷想整治都无从下手了这种地毯式、塌方式腐败不仅涉及到各层官员，甚至连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机大捞一把的机会《宋史·朱勔传》说，在运送花石的过程中，“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这些连“小官”都称不上的人居然也能贪污横行，根本原因是他们上面有保护伞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官员腐败与否，关键还是帝王如何，倘若为帝王者自身奢靡不恤国事，甚至不惜养虎成患，竭天下之财力满足无尽的私欲，官员的腐败便有了根基，不论是塌方式腐败还是官员带病提拔，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此外，忽视道德培养，搞单纯的经济至上，客观上形成“人人向钱看”的享乐倾向，也是诱发层层腐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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